很多英國人認為1666年是世界末日。
1665年春末，鼠疫開始吞噬倫敦的人口。到秋天，該市每週約有7000人死亡。這場瘟疫持續了1666年的大部分時間，僅倫敦就有大約10萬人死於這場瘟疫，而整個英國可能有75萬人死於這場瘟疫。
薩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或許是這場大瘟疫最偉大的編年史作者。他是一位人脈頗廣的英國行政官員和政治家，在倫敦最黑暗的歲月裡，他寫了詳盡的個人日記。據他報道，他在街上偶然發現屍體，並焦急地閱讀張貼在公共廣場上的每週死亡人數。
感覺就像世界末日，醫生們開始嘗試隔離、絕育、遠離人際交往等手段。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新冠病毒時代的人來說，回顧過去，看看有多少變化，又有多少沒有變化，是很有用的。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防範瘟疫，並在瘟疫中倖存下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了很多。
1665年夏天，一場瘟疫襲擊了英國，那是一段政治動盪的時期。這個國家深陷第二次英荷戰爭，一場嚴重的海上衝突摧毀了英國的經濟。但還有更深層次的內部政治衝突的根源。就在五年前的1660年，國王查理二世從克倫威爾領導的清教徒議會成員手中奪回了政府的控制權。
儘管克倫威爾死於1658年，國王還是把他挖了出來，用鐵鏈鎖著他的屍體，以叛國罪審判他。在不可避免的有罪判決之後，國王的親信將克倫威爾的頭顱和兩名同謀的頭顱捆一起，用20英尺高的釘子釘在威斯敏斯特大廳上。在瘟疫期間及之後很多年，克倫威爾腐爛的頭顱一直釘在那，凝視著倫敦。
戰爭和社會動亂加速了瘟疫的傳播，政府代表和醫生們採用隔離的方式來控制黑死病的蔓延。查理二世於1666年發佈正式命令，禁止一切公眾集會，包括葬禮。倫敦的劇院已經關閉，新酒吧的營業執照也被削減。牛津和劍橋也被關閉。
我們所熟悉的牛頓就是被送回家的學生之一，他的家人是逃離城市的富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在鄉下的家中安身。他在家裡度過了難熬的一年，梳理出微積分的基本思想。
倫敦的情況就不那麼舒適了。隔離法發明於14世紀第一波黑死病爆發期間，但在大瘟疫期間得到了更系統的應用。公職人員召集了搜尋人員，搜尋出新的鼠疫病例，並對病人和所有與他們同住一室的人進行隔離。
政府為那些足不出戶的人提供食物。40天后，獄吏命令居民用石灰給房屋消毒。醫生認為黑死病是由空氣中的“氣味”引起的，所以總是建議進行清潔。他們不知道，石灰消滅了老鼠的蝨子和跳蚤，實際上助長了疫情的傳播。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順從隔離政策。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法律文件顯示，1665年4月，查理二世下令對一群人進行嚴厲懲罰，因為他們“以暴動的方式”，和其他人一起隨意地走到街上。這讓人想起了那些在春假期間去佛羅里達海灘的現代美國人，儘管公共衛生專家告訴他們。
佩皮斯是科學的信徒，他試圖聽從醫生朋友們最先進的建議。其中包括將吸菸作為預防措施，因為吸菸和火災會淨化“壞空氣”。1665年6月，瘟疫爆發，佩皮斯也被隔離。他寫道:“這讓我對自己和自己的氣味產生了一種不好的想法，因此我不得不買一些捲菸來聞一聞、嚼一嚼，這消除了我的恐懼。”
庸醫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但也有一些好的建議。在大瘟疫期間，店主要求顧客用17世紀的洗手液將硬幣投入盛有醋的盤子中消毒。
1666年末，鼠疫開始從英格蘭撤退，但災難接二連三。在秋季，倫敦大火持續了一週，摧毀了市中心。損失如此之大，部分原因是城市官員反應遲緩，他們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對付鼠疫。這場大火導致7萬倫敦人無家可歸，他們憤怒不已，極有可能引發騷亂。
倫敦市長髮布了撤離該市的命令。在撤離前，佩皮斯幫助一個朋友在花園裡挖了個坑，兩個人就在那裡埋了“奶酪、葡萄酒和其他一些東西”。在緊要關頭，人們還是會囤積一些奇怪的東西，比如廁紙或奶酪。（是的，英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囤廁紙的習慣）
儘管經歷了戰爭、瘟疫和火災，倫敦還是活了下來。倫敦人用基本同樣的街道佈局，迅速完成了重建。
災難阻止不了人類前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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