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民 1987—1996年任东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计划处处长，华能精煤东胜分公司计划处处长，1996年9月—1998年8月任神华东胜精煤公司总经济师。
神府、东胜煤田一起开发
神府东胜煤田刚开发时，坑口煤价是6块钱1吨，在咱们办矿以前，这一带就两个小煤矿，一个是活鸡兔煤矿，一个是石圪台煤矿。
陕北是革命老区，上世纪80年代初，榆林地区向中央提出开发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借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路把煤运到包头。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说，我们伊克昭盟也有煤炭，应该与陕西协商一起开发，同时开发。
在研究矿区开发的会议上，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问伊克昭盟的参会人员，“你们那儿也要开发，你们那儿有没有煤炭，煤炭有多少？勘探过没有？”陕北那边资料充足，他们已经准备好几年了，伊克昭盟只有布尔台15个钻孔的地质资料。我是学煤炭专业的，去北京开会时，就带了布尔台的复查资料，时任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的院良臣让我把这15个钻孔摆开，摆开以后，就在伊克昭盟行政地图上，跟这15个钻孔对照着标注了有煤的这么一块地界。最后就是根据已生产的小煤窑的煤层情况，根据煤田面积和煤层厚度，计算出了这个地区的煤炭储量。把这些资料给国家计委报了上去，根据这个资料，国家计委同意内蒙古伊克昭盟与陕西榆林地区共同开发神府东胜煤田。
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成立
1984年10月3日，伊克昭盟派人到北京去开会，筹建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去了四个人。由院良臣带队，当时他是盟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具体经办部门是伊盟经委，当时我是经委生产科科长，经委抽调了经委副主任柳英和我，伊克昭盟计划委员会抽调了张鸣皋，由我们四人组成工作组。1984年10月3日从东胜起身，10月4日上午到了北京。神府那边也是去了四个人，带队的是榆林地区的吴秀峰副专员。会后，我和张鸣皋就留在北京，参加筹备精煤公司筹备处工作，我年底才回来。
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全体员工合影
1984年10月6日，国家计委组织榆林地区和伊克昭盟去的人召开会议，当时就定下来成立中国精煤公司筹备处，定了给800万元，干什么用呢？要求榆林、伊克昭盟马上组织车辆、人员把小窑煤运到包头，到包头直接装火车运到秦皇岛。当时运输条件非常差，小煤窑都分布在毛乌素沙漠、库布奇沙漠边缘，连公路都没有，怎么运？拉煤的车可以征集社会车辆，但没有公路，煤就运不出去。当时已经是10月份了，北方的冬季即将到来，当年修公路肯定是来不及了。800万元投资下来得晚，1985年3月份资金一到位，我们就开始组织运煤。1985年一共运出9万多吨煤。到1987年年底，伊克昭盟一共运出去40多万吨煤。
成立公司是1984年11月中旬，当时成立了中国精煤公司伊克昭盟分公司、伊克昭盟煤炭公司两个单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组建公司的时候，柳英是经理，我、杨耀远、章壮鑫、吕守志任副经理。我分管基建、计划。公司成立时，我们的业务工作主要是组织车辆、组织运煤、组织修路，边修路边运煤。当时运煤的路都是过去牛车走的小路，汽车根本过不去，后来又用推土机推平了，但也坑坑洼洼，路面凹凸不平，十分难走，但为了完成经营任务只能那么运。从1985年3月开始，小煤窑的煤从包头火车站运到秦皇岛，第一趟专列运了2000多吨。
1988年，高连民（左二）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
1987年，根据工作需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国家计委决定成立东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地级建制。由院良臣同志任总经理，我任计划处处长。我重点就讲一讲我在东胜公司成立前这三年多的事吧。我在这个企业干了26年，这26年中我感觉就数这三年最辛苦，也是最困难、最有成效的三年。
运煤 勘探 设计
一是运煤。到1987年年底，在交通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多方组织社会车辆，边修路边运输，共运出去47万吨煤。最困难的是修路架电，在库布奇沙漠边缘修路，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处处都有荒沙滩，路是真难修。修了一条红海子到马家塔的路，从马家塔修了一条到补连塔的路，在西面活鸡兔也修了一条路。这几条路加起来可能有80多公里，同时修了两个35千伏变电站，一个在布尔台，另一个在马家塔。
二是开展矿区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比如说在矿区征地，盖办公楼，盖家属房，这三年做了大量工作。
三是运煤的同时抓紧开展地质勘探和勘查设计。当时伊盟所有待开发的地区，勘探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只有伊旗布尔台普查地矿时的15个钻孔资料。
公司成立以后，第一步先抓的就是勘探工作，引进了105、151、108、117、104 地质队，开始是详查，后来就是精查。共查了三块地方，一个是补连地区，一个是布尔台地区，再一个是新庙和乌兰木伦这一带。1985年5月份，这三个地方的总体规划由华能精煤公司委托西安煤炭设计院设计，基础资料都是由我们提供，组织审查设计由我们来做。矿井设计方面，补连塔、马家塔、上湾、乌兰木伦这几个煤矿都是委托内蒙古的设计院搞的，我们提供资料，并组织审查设计。到1986年年底，有一部分设计就出来了。当时的设计规模为，补连塔煤矿60万吨、上湾煤矿60万吨、马家塔露天煤矿60万吨、乌兰木伦煤矿30万吨，这四个煤矿基本上是同时开工建设。
第一期规划是1000万吨，1986年５月份委托西安煤炭设计院搞的总体设计，榆林地区500万吨，伊克昭盟500万吨。后来就开始办大矿，对原设计进行了修改，变成最小300万吨，像补连塔煤矿300万吨、上湾煤矿300万吨。这样，第二期的总体设计达到2000万吨，第三期3000万吨。从1988年开始，矿井的开发模式就变了，成立大公司就是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不再搞“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了，停止了“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
900万元起了大作用
当时的政策是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那时候华能给了咱们900万元，是煤代油资金，支持地方办小煤矿，一共办了16处小煤矿。这16处煤矿当时也是我们审查、我们监督建设的。伊盟地方上那些煤矿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底子，那900万元后来都变成无偿拨款了。准格尔旗、伊旗现在的发展和华能给的900万元资金都分不开。在办这16个煤矿的同时，地方还办了很多座小煤矿。后来伊克昭盟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都和这900万元密不可分。你不要小看900万元，那个时候伊克昭盟拿9万块都很困难。
两个馒头 一碗白开水
从1984年11月份到1988年2月份成立大公司，我是小公司的副经理，柳英是经理，我分管基建、计划。这三年当中我跑北京跑了37趟，我的工资是131块钱，出差补助给3块钱，三年的工资我基本上一分没往家里拿，都在出差时花了，再没有其他收入，那时候就这么干了。华能精煤公司那时候也困难，刘向阳是总经理，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一段时间，华能精煤公司的临时办公场所搬到了北京的马连道。有一次我们去了，中午没吃的，刘向阳总经理说请我们吃饭，公司跟前有个小饭馆，那天去得可能稍微晚了一点儿，一人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这是上级公司请我们吃的饭，而且是刘向阳总经理亲自请我们吃的饭呢！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企业经营的艰难程度。
东胜去趟矿区来回得7个小时
当时矿区周边没有路，没有食堂，没有住的地方。从东胜到上湾开车需要走三个半小时，没路嘛，到伊旗以后就没路了，就走过去牛车、驴车走的路，东胜去趟矿区一个来回得7个小时。因为在没有公路的乡村小道上开车，还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为了赶路，就走村里的马车路，202吉普的车轱辘比马车的车轱辘宽，就压到人家老乡的地边了。老乡看见后拦住我们不让走，让给他赔偿。压了人家的地赔偿是应该的，但价格应该合理，这个老乡却漫天要价，双方争执不下。我们在那儿被拦了三个小时，就在那耗着。
没有吃饭的地方，我们有时就到老乡家或去修路的工地上凑合着吃顿饭，住也在老乡家里住，吃也多数是在老乡家里吃。吃住在老乡家不方便，也没办法。当时像架电、勘探、修路、解决水源等问题，工期都很紧，如果从东胜到矿区来回跑，太耽误时间。为干好工作，加快矿区开发，只能这样。
征地那些事
最困难的就是征地、拆迁，征地的时候人家提出要求，咱们基本上就都答应了。乡镇如果需要电，咱们就直接给拉电，这个没用他们费事，那时候咱们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地方办矿，想方设法做好群众工作。在征地、修路过程中产生摩擦是免不了的，被征地户想多要点，咱们想省一点，有点儿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通过多次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复讨价还价，最后也就达成了协议。
记得1986年年底，有一次华能精煤公司总经理刘向阳来矿区调研，要下去看井口。当时已经是11月份了，地都上冻了。可是在去往矿井的路上，我们却碰到一个老乡正在栽树，我们一看他这栽的哪是树呀，就是在往土里埋树桩子！我跟刘向阳总经理走过去问， 我说：“老乡，现在是11月份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老乡只回了我两个字：“栽树！”我说：“这个时候栽树还能活？”老乡回答：“今年活不了明年活。”老乡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为了征地时多要两个钱，由这件事大家可以想到当时的征地工作有多难。
破坏“宋代文物”风波
1986年，有一次我正在北京出差，公司打电话来叫我立即返回。我问有什么急事儿，公司说我们修到百脑包的公路破坏了文物，文化部来了一位处长调查此事。当时伊旗的旗长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老高，你无论如何来我这儿一趟，说是修路破坏文物了，文化部说宋代的文物被咱们给破坏了，现在咱们是犯了法了。”我说不可能吧，我没听说这个事。当初修路时挖出的所谓“文物”就是几个坛坛罐罐，但不是宋代的，坛坛罐罐里边还有死狗呢。说我们破坏了宋代文物是没有根据的。
在那以前我从来没上过电视，出了这个事儿，记者来采访我，我就上电视了，说我态度不好。过了几天就说我们破坏文物了，你说这些事在公开场合怎么说？后来盟委一位领导找我了解情况，我说，这个工程是我负责的，如果这些真是宋代文物，破坏了我负责。领导当场就把我训了一顿，说 ：“你负什么责，那是宋代的文物，你负得起吗？”我说 ：“破坏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说负不起我也得负责，做错了事儿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当时盟委行署领导还是充分理解我们的，说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在下边工作，很不容易。另外，这些东西谁也没给做过鉴定，怎么就能定性为破坏“宋代文物”呢？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饮河水 喝稀饭 睡大炕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住的地方。就是在老乡家里住、老乡家里吃，白天就是跑工地，吃饭多数在施工队吃。去施工队检查，职工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工作很辛苦。跑了一天，晚上在老乡家睡大炕，三天两头洗不上脸，没水。老乡很远弄来点儿水，用来做饭都很紧缺，咱们不好意思用。喝水也就是饮用乌兰木伦河里的水，乌兰木伦河里的水打上来沉淀一下，泥沙沉下去，喝上边的水。有些干部刚来后，肠胃不适应，开始以为是水土不服，我说你们都是东胜人，东胜离这儿有多远呢，怎么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呢？我们有一个科长因为水土不服，病得不行，是用救护车送到医院的，吃坏了，还是水不行。后来我们才知道了原因，是因为河槽两岸的露头煤它往外渗水呀，渗出来的水汇流到河沟里，我们吃河里打回来的水，矾特别大，比自来水超标几百倍，喝了这种水人怎么能不生病呢？
当时最苦的是吃没吃处，住没住处。我们下去都是去老乡家，老乡挤一个屋，给我们腾一个屋，我们一车四五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也不脱衣服，早晨也不洗脸，早点就是稀粥、玉米面窝窝、咸菜，就这些吃的。中午到了施工队稍微好一点，只要到施工队就改善改善生活。那时候老百姓确实困难，国家干部下乡乡里给派饭，我们就得自己找了。在活鸡兔修路，到睡觉时间我们找地方住，好容易找到一户人家，只有一间屋子，一家四口是三代人，没有一个女的，都是抱养的，从爷爷开始抱养儿子，儿子又抱养孙子，这三代人都是抱养的，四口人谁也没有结过婚，四口人四个光棍！那个老乡人不错，对我们说：“这么地吧，咱们挤一挤睡吧。”我们一看，这种情况怎么睡呀？这是在活鸡兔修路时遇到的事。
我们只得再找一家，后来找到一家条件好一点儿的，有两间屋子，给我们腾出来一间让我们住。那天等我们躺下睡觉的时候，都凌晨1点钟了。那个时候是真艰苦，跑一天施工单位，最后晚上还得到处找住处，有时还找不上。
从1984年10月进入中国精煤筹备处算起到2009年退休，我在神府东胜矿区整整工作了20多个年头。头三年的艰苦经历，是我在矿区工作最困难也是成效最大的三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路建起来了，电有了，水有了，煤矿开工了，这些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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