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灣區春天淅淅瀝瀝的細雨，終於有時間寫寫我在美國西海岸親身經歷的這段非常時期。都說庚子年容易出大事，可一月初美國“定點清除”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時，大家就以為這是2020年最大的事了。事實證明，人類是多麼地缺乏想象力，而生活又是多麼地難以琢磨。
▌機場
思緒閃回到1月21日，趕著回學校開始春學期的我，帶著一同來過年的父母，落地舊金山國際機場。海關大廳一如既往地人山人海，沒有人戴口罩，一片安定祥和。對於美國民眾而言，冠狀病毒還是遙遠的國際新聞版面上又一則遙遠的異國軼事。當日國家衛健委通報收到全國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440例，報告死亡病例累計9例，新增3例。是的，當時還沒有“新冠肺炎”這一簡稱，也沒有太多人預料到兩天後震驚全國的武漢封城。
唯一與平時不同的是海關大廳的電視熒幕上，滾動用英文和中文播放了一張黃鶴樓的圖像，內容是：“健康預警：來自中國武漢的旅客請注意——若您在離開武漢的兩週後，感到發燒、咳嗽，或呼吸困難，請立即與醫生聯繫，並告知醫生您曾到過武漢。”署名CDC（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打開微信，發現農曆新年前後原本密密麻麻的華人聚餐、新春聯歡活動幾乎都取消了，我微微覺得可惜——本來聖誕假期就沒在美國，想回來抓緊和一些朋友敘敘舊的。經過好幾天的糾結、權衡，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例行的春節晚會也取消了校外觀眾的觀看，僅對極少數在校學生開放，目的是降低人群聚集程度。
回家後去了趟當地最主要的亞洲超市大華（Ranch 99）購物，大約只有1/3的民眾戴了口罩；而這種戴口罩比例，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幾天後我們又去好市多（Costco）購物，只在豬肉貨架附近遇到了一對戴口罩的中國夫婦；由於幾乎所有人都沒戴口罩，我們也頗不好意思，準備好的口罩一直放在包裡沒有拿出來。看來人類果然天生具有社會屬性，對其他人的觀感還是非常在意的。
事後來看，得益於國內鋪天蓋地的宣傳，華人的警惕意識是最強的：我們自己在亞馬遜（Amazon）、易貝（eBay）上掃蕩了幾百只N95和一次性口罩，在網上也能看到部分華人民眾大量囤積大米和麵粉等必需品。我並沒有囤積食品，因為此時的我還對美國的天量的物資儲備深信不疑。
時隔兩個月回頭看，事實證明：在口罩和食品的判斷上，我都錯了。
▲ 2020年1月21日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海關大廳。 © 孫超
▌郵局
按照社會公德，我們應該居家隔離14天；但一月底的美國社會氛圍實在太過於輕鬆。我主動避免了參加所有的課堂，但還是報名了即將舉行的一些研討會；閒暇無事時，帶老人逛了周邊的一些公園，湖光山色，鳥語花香；對應於國內愈來愈熾烈的氣氛，只能感慨歲月靜好。每天泡在圖書館裡，不知魏晉。
唯一的一次主動與當地人接觸，是口罩大批量到貨後，給國內的師友寄了若干。郵局大叔見我就笑，問道：“是給中國寄口罩的吧？別問我為什麼知道。”看來，在我之前，已經有很多華人做了類似的事情。郵局大叔其實是最容易被傳染的，因為他們每天面對面接觸形形色色的顧客，尤其是中國來的新移民和學生。須知道，一月底的主要傳染源，還真的就是我這樣剛從疫區過來的長途旅客。運費奇貴，心在滴血；而且堪稱冒著生命危險（沒戴口罩，該死的社會屬性）。
然而最終只有一半的包裹及時送達了師友手裡，有一件包裹在舊金山海關耽擱了一個多月，最後寄到北京老師手裡的時候，北京早已解除警報了。然而拳拳之心，想必可鑑。
▌捐款
雖然身在美國，基本不見外人，但微信群裡簡直如戰場一樣火熱。
我的博士母校武漢大學，正處於震中；博士班班長正在醫療抗疫的第一線。武漢大學北京校友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捐款活動，我認識的幾乎每一位校友都參與其中。當時武漢缺的不僅是資金，更是物資；神通廣大的武漢大學北京校友會和加州校友會據說打通了唯一一條官方認可的物資入漢通道，為抗疫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上海民建的夥伴、斯坦福大學學生自發成立的武漢支援工作組、韓紅基金會、協和等醫院的直接捐款賬戶……默默在多個渠道捐了款，但深知缺的還是物資，奈何能力有限。這時候就體現出專業社會組織的重要性：既有遠超行政當局的靈活性，又能將普通民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點滴愛心匯聚成當事人真正需要的救命物資。
那些日子的海外華人情緒，確實如段子所說，每天不停處於憤而罵娘和熱淚盈眶的循環往復。斯坦福醫學院來自中國各大醫院的訪問學者和博士後非常多，初期前線物資的匱乏、調度的混亂，醫生、護士、志願者們的奮不顧身，除了前線媒體的報道以外，他們也為我增添了一些直觀的轉述。
火熱戰場一般的微信群裡，除了眾志成城的捐錢捐物，還有越來越頻繁爆發的爭吵和撕裂。核心爭論點在於，危難當頭，該不該對行政當局有所批評。一派認為此時此刻，更應擱置爭議，齊心抗疫，任何批評都是添亂，無補於事，反而有傷大局；另一派則認為更加透明、更加有章法的措施才能更好地應對疫情，更好地保護好民眾的生命安全。如此程度的觀點撕裂，去年已經經歷過一次，如今再來一次並不意外；也沒有想到在一個月後，圍繞著“美國”話題和“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回國”話題，爭吵持續不斷，幾乎沒有盡頭。短暫地參與爭論後，我開始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眼光記錄並思考——全民都可參與的公共話題並不是每天都有的。
年齡並不是顯著的變量，社會身份才是。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留學生，哪怕在美國讀了高中和本科的，渾身充滿新聞聯播式正能量者亦不少見；愛國是言論中顛撲不滅的主旋律。想來他們也正是與《紐約客》爆發口水戰的著名公眾號“北美留學生日報”的主力讀者。年輕留學生裡也有持批判立場的，但多流露於私下場合；畢業找工作、未來事業發展，無不需要依靠中國大舞臺，他們自有他們的思考和顧慮。
三四十歲的訪問學者，多半在國內醫院、高校和國企功成名就，或者處於事業的上升期；社會閱歷豐富、社交網絡發達。他們是捐款捐物的熱心人，在公共話題上卻不約而同地三緘其口。少說、多做，或者“不爭論”，是他們的主流做法。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任，根植中國的立場角度，決定了他們的行為邏輯。這樣的穩妥做法並不引發爭議，強烈的情緒表達才會引燃爭吵。
真正能強烈表達自身真實情緒的，反而是來美多年、已經安居樂業的美籍華人。習慣性的言論自由，使得無論對行政當局的讚揚和批判都十分熱烈而直白。很多微信群在這段時間都分裂了，按立場站隊，退群、謾罵者不絕於耳。
更多人是默默發現，他們與國內的親戚、朋友、老同學們的想法總歸是有了諸多不同。原因其實很簡單：信息來源。公眾號自媒體的空前發達，主流媒體對社交網絡的全覆蓋，使得普通民眾每天點開手機就能獲取信息和觀點的推送——而毫無疑問地，傳播最廣泛的，永遠是最聳人聽聞的帖子。網絡信息管理部門非常勤奮地試圖刪除一些明顯的謠言，但主流媒體顯然也自有其堅定的愛國立場。在美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和華僑華人，除了同樣被海量自媒體信息覆蓋以外，往往還會閱讀美國的主流媒體；後者雖然難言絕對客觀，但至少還是相對準確。
有趣的是，美國當然也有巨量的、聳人聽聞的自媒體，但很明顯華文受眾並不是他們的傳播對象；除了一些極端荒謬的例子被翻譯回中文網絡世界作為用途不一的反面證據外，這些極端內容並沒有對海外華人的思考和判斷造成明顯影響。總體而言，海外華人“愛之深、責之切”，對行政當局的批評並沒有妨礙他們幾乎買空了全世界的口罩和防護服庫存，充滿愛心的涓涓細流匯入抗擊疫情的汪洋大海。
而關於川普總統和留學生的話題，在一月底二月初並不熱門。關於冠狀病毒的一切，似乎都還只是世界一角的新聞而已。
▌美國人
在並不嚴格地自我隔離了14天后，2月5日，我參加了著名中國經濟研究專家Nicholas R. Lardy的一場討論會；會後，幾位在美國研究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泰斗一起在學校附近的中餐館聚餐。學校附近像樣的中餐館並不多，這家正是農曆新年前後我和幾位朋友準備餐敘而最終無奈取消的地方。與此前去郵局一樣，這次聚餐同樣是“冒著生命危險”；但聽了一晚上美國“中國通”的海闊天空閒聊，這點風險也值了。
在座有曾經的助理國務卿，曾經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還有幾位斯坦福大學資深教授，普遍都學了幾十年中文，但當然還是用母語英文在聊。作為最瞭解中國的美國專家群體，他們對中國並無惡意和偏見，只是對於近來越來越多的摩擦深表痛心。
話題很快轉到冠狀病毒上來，一位“中國通”資深經濟學家告訴大家，他所打交道的上百個村莊，80%以上已經都封鎖了；大家對行政當局的執行力並不感到意外。沒有人談及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因為大家想象力的上限也無非是SARS。美國“流感化”和中國“SARS化”的處理方式和邏輯都大相徑庭，至於哪條路徑是最正確的，在2月初的語境下著實為時過早；而大家想象力極限的SARS最終也不過被證明只是東亞地區茶杯裡的風暴。即便如我這樣當年在海淀區親身經歷過SARS的“有經驗人士”，也是這麼認為的。
為數不多的爭論體現在抗疫的經濟和社會影響上。
美國專家普遍覺得在高強度的社會隔離對抗疫造成的經濟負面影響下，中國決策層應該更加大力支持民營經濟部門；而在座的中國出生的教授們普遍覺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公共衛生事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未來有可能會擴展到更加強化國有經濟部門的思路上來。
至於社會影響，大家話題又轉到外交部發言人兩天前所指出的美國“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卻“第一個宣佈對中國公民入境採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斷製造和散播恐慌，帶了一個很壞的頭。”中國出生的教授們覺得這對普通民眾的看法會有很大的引導作用；而美國專家們卻普遍不以為然。有一位專家說，“中國普通老百姓誰會去聽外交部發佈會呢？”我們都笑了。看來即使學了幾十年中文，老美對中國的理解還是差了那麼點意思。
酒過三巡，盡興而歸。不過過了幾天想想還是有些後怕，如果在座有一位確診患者，恐怕這頓飯將會成為美國中國研究界的重大損失。畢竟各位泰斗多是新冠病毒的最易感人群——中老年、男性，恐怕都還有點基礎疾病。
美國知識分子的信息還是相當靈通的。與我們同在三樓辦公的周雪光老師隔幾天就在微博上記錄一段非常時期的生活，真實而有趣；而在一樓辦公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在第一時間知道了2月5號的方艙醫院裡，有一位患者還在堅持閱讀他的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無論如何，此時此刻的美國人——不論名流還是普通人——和全世界幾乎所有人一樣，都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一場席捲全世界的災難。
*本文為“美國疫情日記”系列的第一篇，系列文章將陸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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