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醫者，不只醫身體，更醫人心。／翟硯軍
“健康所繫，性命相托。”
“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
每一名中國醫學生步入神聖的醫學學府之時，都會莊嚴宣讀《醫學生誓言》。
“醫學是一門需要博學的人道主義職業。”（《希氏內科學》序言）
“只有一個真正的君子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德國醫生胡費蘭德）
在人類從野蠻通向文明的道路上，無數醫者如同暗夜裡的提燈者，幫助病人走出苦痛的沼澤。
“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基辛格《論中國》)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時，這一群最勇敢的人中，醫者奮勇當先。
此次“醫者”專題，我們禮讚500年來影響世界的30位大醫者，禮讚衝在一線的抗疫戰士和凡人英雄，禮讚“敢較真、敢啃硬骨頭”的鐘南山和他的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團隊，禮讚傳承“自省、專注與慈悲”人文精神的協和醫生，禮讚受傷一個月後樂觀“重生”的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主任醫師陶勇……
然而，醫學並非完美的科學，醫者亦非聖人，醫生和病人的共同敵人是疾病，只有彼此信任，以命相托，才能攜手戰勝病魔。
人會生病，社會亦是如此。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
真正的醫者，不只醫身體，更醫人心。
在此次疫情期間、在此前的每次疫病暴發期間、在人們每一次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正是這些“亦士亦俠”的醫者，盡其所能，守護著我們。
2020年3月9日，武漢，武昌方艙醫院休艙前的最後一晚，湖北省人民醫院的江文洋醫生結束了自己在方艙的最後一個夜班，如釋重負。/拾城 賴鑫琳
“請謹記你從醫的初衷。從醫學院畢業的時候，你們都許下過神聖的誓言。請銘記在心。將誓詞貼在儲物櫃裡，貼在浴室鏡子上，因為閃念之間，便可迷失方向。”美劇《實習醫生格蕾》第六季第15集，理查德·韋伯醫生作為前輩，在講座上向臺下的醫生們鄭重建議道。
這是這部劇最感人的場景之一：韋伯舉起右手，再次說出每個醫生都會銘記於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我鄭重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人類。……我將用良知和尊嚴，按照良好的醫療規範來踐行我的職業；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不會考慮病人的年齡、疾病或殘疾、信條、民族起源、性別、國籍、政治、信仰、種族、性取向、社會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我將保守病人的秘密，即使病人已經死亡；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
《希波克拉底誓言》。/wiki
中國的醫學生們背的則是這一段誓言：
“健康所繫，性命相托。當我步入神聖醫學學府的時刻，謹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醫者，正如馬雲所說，“亦士亦俠”。“士”指醫生專業主義的一面，即醫生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治病救人，同時推動醫療進步；“俠”則指醫生的擔當和使命感——當你決定當一名醫生，就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然而，“雖萬千人，吾往矣”。
基辛格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在此次疫情期間、在此前的每次疫病暴發期間、在人們每一次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正是這些“亦士亦俠”的醫者，盡其所能，守護著我們。
“亦士亦俠”。/圖蟲創意
從希波克拉底算起，
醫生這個職業至少存在2500年了
多年前，一名學生問了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個問題：“發掘出一個原始部落的遺址後，你怎麼判斷這個部落已經進入早期文明階段？”
這名學生是一個名叫R.韋恩·威利斯的英國人，他本以為米德會談論魚鉤、陶罐或新舊石器，然而，米德的回答是：“受傷後癒合的股骨。”
米德解釋道：在一個野蠻的部落裡，個體的生死取決於殘酷的叢林法則——優勝劣汰。除了少數特例，多數受傷的個體都無法生存，更別說等到骨傷痊癒了。
如果在一個部落的遺址中出現了受傷後癒合的股骨，就說明這些原始人在受傷後得到了同伴的保護和照顧，有人幫助他們包紮傷口，將其帶到安全地點，給予耐心的照顧，直至骨傷癒合。
“這就標誌著原始人類開始懂得憐憫，而憐憫正是文明與野蠻之間最根本的區別。”
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起點，源於人們有意願、有能力救助受傷的同伴。而傷者及救助傷者的同伴，就是最早的患者與醫者。
醫生正在治療病人，法國巴黎盧浮宮。/wiki
如果從希波克拉底算起，醫生這個職業至少存在2500年了。希波克拉底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時代末期，到了之後的戰國時代，巫、醫開始分離，出現了像扁鵲那樣的專業醫生。
相傳撰寫於戰國時代的《周禮》有“醫師”章，將醫生分為食醫（相當於營養師）、疾醫（相當於內科醫生）、瘍醫（相當於外科、骨科醫生）、獸醫等。
什麼樣的醫生稱得上好醫生？
被譽為“藥王”的唐代醫者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認為，“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側重的是醫德。
古裝劇中的醫生形象。/《大明劫》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名譽主任郎景和認為，“醫生的對象是有思想、感情及各種家庭、社會背景的人，而不是發生了什麼毛病或故障的機器。所以醫生絕不是機械工程師！否則，情感的交流變成了數字的傳遞，診病變成了冷酷無情的判斷。如果醫生只注重檢查結果，可能只見病，不見人；如果病人也只相信儀器，可能只見藥，不見醫”——側重的是醫生的人文關懷。
郎景和的老師是“萬嬰之母”林巧稚，“醫生絕不是機械工程師”的看法，正是得自林巧稚的言傳身教：她親手迎接了5萬多個新生命。接生時，她不希望產婦抑制不住陣痛的痛苦去抓冰冷的欄杆，總是會主動伸出溫暖的手，給予產婦精神上的支持。
有時治癒，經常關懷，總是安慰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這句話是美國醫生E.L.特魯多的墓誌銘，被翻譯為“有時治癒，經常關懷，總是安慰”。它既是特魯多醫生行醫生涯的總結，也被後人視為對“醫學之用”的最好的概括之一。
Luke Fildes畫中的醫生。/wiki
知乎用戶“野性的呼喚”是這樣理解這句話的：
首先，“治癒”是“有時”的，而不是“無限”的。
醫學不能治癒一切疾病，也不能治癒每一個病人，而患者也不要盲目相信醫學的“本事”，對醫學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事實上，絕大多數醫生都追求精湛的技術水平，試圖做一個真正能“治癒”的人。
其次，給予“關懷”或者說“援助”，是醫學的經常性行為，也是醫學的繁重任務，其社會意義大大超過“治癒”。技術之外，醫生常常要用溫情去幫助病人，從古至今，一切醫學技術都是對身處困境的人的幫助。
再次，“安慰”也是醫學的一種責任，它飽含深深的情感，決不能敷衍了事。如何學會安慰病人、堅持經常安慰病人，是醫生需要研習的大課題。
也就是說，醫生不僅要治“病”，也要救“心”——病人的痛苦不僅來自病痛，還有心理上的巨大壓力。
比如，一個病人在接受手術前會焦慮：“手術的成功率有多高？”“這個醫生靠不靠譜？”“一次手術不成功怎麼辦？”此時，醫生需要和患者開誠佈公地進行術前談話，目的是得到患者的理解和合作。
正如小兒外科專家張金哲院士所說：“術前談話與其說是說服病家接受手術，不如說請他們審核你的決定是否符合邏輯。”
再比如，臨終關懷的問題。此時醫療手段已經無能為力，醫生的任務，就是讓患者有尊嚴地離世，就像魯迅在《父親的病》一文中所說，“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
關於醫生的意義，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我們所有人的歸宿都是火葬場，全都在路上排隊。醫生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插隊（提前被病痛打倒），時不時地把人從隊伍裡拎出來，讓他們往後排（延緩死亡的步伐）。
或許還可以用玩遊戲來做比喻：醫生的工作，就好比給正在玩遊戲的你加血，雖然血條最終會用完，但如果沒有它，你會很快“Game Over”。
醫生並不是萬能的，他們也是普通人，甚至自己也會變成“插隊的人”。為此，2017年10月《希波克拉底誓言》進行了第八次修訂，增加了這樣一條：“我將重視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力，以提供最高水準的醫療。”
確實，不能再讓醫生用犧牲自己的健康來換取我們的健康了，醫生也需要關懷和尊重。
尊重醫生。/圖蟲創意
我們的社會，需要魯迅這樣的“醫者”
醫者並不僅僅是救死扶傷，可以說，在任何方面對你有治癒作用的人，都是你的醫者。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魯迅。他雖然最終沒能“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但正如魯迅研究學者錢理群所說，魯迅關注的，始終是“人”的問題，棄醫從文，讓他將關注點從生理上的、身體的健康，轉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並將醫學問題轉化成為文學問題、人文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醫者”，他希望“療救”國民的靈魂。
魯迅和老友許壽裳進行了這樣的討論：第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第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
魯迅生平不苟言笑，這是魯迅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鏡頭，攝於1936年10月8日。十一天後，魯迅逝世。/wiki
有研究者指出，“誠與愛”正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核心，他當年懷著“誠與愛”之心去學醫，之後又以“誠與愛”之心去改造、療救國民性——“所以我的取材，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錢理群指出，魯迅使用的“病態”“病苦”“療救”等表達，其實是一種隱喻，它不僅顯示了在魯迅的視域裡醫學與文學的相通，更暗示著醫學本身的社會學、政治學的意義。
以魯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記》為例，小說中的“我”，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佈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
此後的《長明燈》《白光》，主人公也是精神病患者即“瘋子”；《藥》寫的則是肺病患者要靠“人血饅頭”來救治的故事。
錢理群認為，“魯迅是在‘疾病’與‘死亡’這一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生存境遇裡，發現了一個最能展現人性和社會問題的廣闊天地”。
傾其一生，魯迅都在從事“療救”事業。雖然他也悲觀地發現“療救無望”（《藥》就是一個明證），但他仍然堅持，以此“反抗絕望”。我們的社會，需要他這樣的“醫者”。
✎作者 | 譚山山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5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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