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個年是在家待的最久的一個年。不過，好在因為疫情不能串門，不用面對那些煩人的親戚了。
確實，回家團聚是好的，我們期待家鄉的溫暖，撫慰一年都市拼搏的辛酸，但不知何時，曾經充滿疼愛給我們塞糖果的大姨大嬸們，變成了事事過問的審訊員。
家鄉的物和人變化不大，保留著昨日的生活方式，卻不再是記憶中那般親切和舒服，缺乏邊界感、催婚催生娃讓人不堪其擾，更無法理解。
《鄉土中國》寫於1946年，篇幅不長，但即使現在看也不過時。它深入淺出，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社會。而這一基層一直到現在仍然對我們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與故土鄉人之間的羈絆與疏離。
疫情期間，在家太無聊，不如翻翻這本小書，你會發現作者將我們的感受變成了鞭辟入裡的剖析，然後，看故鄉的眼光中，那種矛盾掙扎的無奈，也許會變成一份理解之後的豁然。
求穩定、邊界感和人情社會
說起親戚的招牌問候，一是缺乏邊界感，比如“現在拿多錢一個月啊”，二是總把穩定看得最重要，“趕緊考個編吧”，或者活在人情關係裡，“回來老叔給你安排個單位”。
這三者其實都是由鄉土社會的特質決定的。鄉土社會最重要的是“土”，農耕離不開土地，莊稼長在地裡不能移動，合適的土壤養合適的莊稼，於是人也就跟著定居了下來，向土地討生活。
這樣的社會也就有了一個顯著的特點——穩定。不論是環境，還是族群，可能千百年來延續下來都沒有變化。而反過來，“不穩定”是這個社會所不允許的，一旦環境變了，原有的經驗就會毫無用處，既有的教化內容也會失效。
再來說邊界感。穩定的社會里，人際關係也是相當固定的。一個村莊就是一個氏族，一個人在出生之前，他的關係網就已經確定了。
孩子從小到大，都是被鄉里鄰里的關照和目視下長大，熟悉到可能就像父母兄弟一般，這種熟悉程度是不同於現代社會的，因此，在鄉土社會里所謂的“邊界感”是很微弱的。
也正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熟悉，對每個人都有基本的判斷——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知根知底”。
這種知根知底，其實是熟人文化和人情社會的前提，在聘用或者合作的時候，依靠長久以往積累的判斷來做決定。這也意味著，大多數人自帶“徵信系統”，一般人不敢冒大的風險矇騙，這套機制是可以運作的。
在現代社會，一切是流動的，我們甚至喜歡變動，因為變動意味著機遇，過去那種穩定的社會近乎瓦解，年輕人很早就離開家，來到一二線城市，與親戚們自然不再熟悉。這個快速變革、充滿陌生人的世界裡，穩定帶不來安全感，信任則必須要通過法律和規定。
然而，留在家鄉的親戚卻仍然生活在，或者部分生活在過去的環境中，所以，這條鴻溝是歷史留給他們的，曾經我們的祖輩正是靠著這樣的認知活下來，只不過這一切已經成為過去。
催婚與相親
過年回家的恨與怕裡，排在前位的必定有一條叫催婚，而且父母們總會把一些年輕人覺得根本不可能的對象往一塊撮合。為什麼我們想等一個愛的人，父母們卻覺得結婚最重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想，不少父母可能是擔心孩子一直孤單。但是，從《鄉土社會》一書中，我也看出了另一個潛在原因。
一個穩定的社會需要怎樣的感情，會是你儂我儂、轟轟烈烈的感情嗎？不是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從社會關係上說感情是具有破壞和創造作用的。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係，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穩定社會關係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瞭解。”
既然是瞭解，只要通過相處達到友誼的程度，就可以完成了。不僅如此，書中還進一步指出：
“依現代文化來看，男女間感情激動的發達已使生育的事業搖搖欲墜。……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確在破壞這社會的基本事業。”
這裡的浮士德式精神是代指那種變動、激越的情緒和情感。而現代文化恰恰是浮士德式的。
這樣解釋並非是劃定父母一定在代表過去的社會來對子女進行控制，只能說有些東西還是潛留在了意識裡。
有人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我想，我們看懂了對方，看到了差異的原因，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也因為理解了對方，我們才能放下，沒有負擔、心安理得地飛向心之所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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