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3期,原文標題《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美國和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同步發生的總統“雙包案”,使得協議涉及阿富汗政府的內容根本無法有效履行。結束“美國最長的戰爭”,變得更像是特朗普為爭取連任拋出的煙霧彈,而真正的和平還遠未到來。

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

2002年11月14日,在帕克蒂亞省的亞耶赫凱爾,一名阿富汗牧民旁觀美軍第82空降師的巡邏隊在當地市集執行警戒


當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2013年10月報名參選阿富汗總統之時,人們對這位曾經的“亞洲最佳財長”寄予了厚望。在美國求學、工作超過30年的加尼,擁有阿富汗政治家中罕見的開闊視野和國際資源;遠離部落糾葛以及派系鬥爭的立場,又使他不至於陷入葬送了前總統卡爾扎伊的貪腐指控。觀察家期待他能挽回國際資本對重新陷入停滯的阿富汗經濟的信心,卻不曾料到加尼在上任後的第二年就失去了大部分國民的信任,並且和副總統杜斯塔姆展開了經久未息的權力鬥爭。分裂的烏雲重新積聚到了喀布爾上空。

2020年3月9日,70歲的加尼在喀布爾城堡宮(Arg)再度宣誓就職,開始了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但在這一天,他並不是唯一一個自稱阿富汗國家元首的人——現任政府CEO、也是加尼最大的競爭對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同樣在北部的薩爾普勒省自封為總統,並任命了效忠於他的平行內閣。而在南方的開伯爾山口附近,塔利班組織領導人阿洪扎達(Hibatullah Akhundzada)在事實上統治著阿富汗大約15%的領土,並繼續指揮旗下的部隊在昆都士省和赫爾曼德省發動軍事進攻。總統“雙包案”牽制了政府軍控制區大部分居民的注意力,以至於他們幾乎忘記了一項歷史性協議已經在10天前達成,並且和阿富汗的未來前途密切相關。

2020年2月29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美國阿富汗和解問題特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與塔利班高級代表毛拉·阿卜杜·哈尼·巴拉達爾(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在同一份和平協議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宣告以“9·11事件”為導火索的美國侵阿戰爭開始走向尾聲。根據協議文本,美國承諾在135天內把目前駐紮在阿富汗領土上的美軍數量由1.3萬餘人減少至8500人,並關閉5個駐阿軍事基地。倘若塔利班方面信守承諾,美國及其“北約”盟友將在14個月內完全撤出目前進駐阿富汗的軍隊,並在2020年8月底之前結束對塔利班的經濟制裁。塔利班則承諾將完全禁止國際恐怖組織“基地”在其控制區內的活動,並參加3月10日起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與阿富汗政府方面的談判。特朗普為此專門致電巴拉達爾,並宣稱兩人進行了“非常好”的交流。

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

在2019年大選中宣告連任成功的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


然而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協議,它只是“為阿富汗帶來和平”(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的漫長努力的序曲。加尼領導的阿富汗政府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談判之外:塔利班拒絕承認喀布爾政權的合法性,加尼也難以組成一個兼容國內所有主要黨派的代表團。但協議文本中卻包含有要求喀布爾當局履行的條款:它承諾加尼政府會在3月10日奧斯陸和談開始前,釋放目前仍處於監禁狀態的5000名塔利班成員,以交換被塔利班俘虜的1000名政府軍官兵。但加尼在3月1日的聲明中拒絕了這一要求,並宣稱“釋放囚犯是由阿富汗政府、而不是美國政府決定的”,“交換俘虜應當構成和談的一部分,而不是開啟和談的先決條件”。兩天後,塔利班恢復了對赫爾曼德省政府軍目標的進攻,美軍則出動駐坎大哈機場的飛機空襲了塔利班部隊,持續10天的停火宣告結束。此時距離特朗普那通“非常好”的電話,剛剛過去幾個小時。

3月10日,內憂外患中的加尼簽署了一項特赦令,宣佈將從3月14日起,以“承諾不再與政府軍對抗”為前提,釋放1500名在押的塔利班俘虜。同一天,第一批美軍開始象徵性撤離巴格拉姆基地。但塔利班新聞發言人沙欣隨後在Twitter上放話稱,除非獲得特赦的俘虜數量達到協議承諾的5000人,否則該組織不會參加奧斯陸談判。距離塔利班在南部省份進行的例行春季攻勢只剩下不到一個月時間,來自美方的暗示和“雙包案”的壓力使得加尼越來越缺少周旋空間。而對特朗普來說,撤軍的承諾遠不像它看上去那樣艱難——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後一個月2016年12月,美國駐阿富汗的武裝人員數量恰好是8400人;換言之,在協議規定的前135天,美軍只須將駐阿軍隊人數控制在特朗普剛上任時的水平。而一旦特朗普在11月如願連任,隨時可以中止履行承諾。在阿富汗超過40年的戰亂中,2020年很難成為和平的開始:它更有可能只是一段插曲。

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

2020年3月2日,在阿富汗拉格曼省的阿林加,一群塔利班士兵歡慶美塔雙方達成和平協議


名不副實的“撤軍”

2020年2月29日簽署的這份和平協議,源頭可以追溯到2018年7月美國國務院官員與塔利班代表在多哈的會面。作為塔利班組織和歐美國家之間自詡的“中立勢力”,卡塔爾政府從2011年起即許可塔利班在多哈建立辦事處,並在當地與美國官員展開談判。美方釋放的被俘塔利班高級官員也會首先被送到多哈,由辦事處負責接收。特朗普上臺之後,一方面繼續強化對阿富汗安全形勢的控制,另一方面任命出生於阿富汗的哈利勒扎德為國務院和解問題特使,由他前往多哈主持對塔利班的談判。在小布什時代擔任過美國駐阿富汗和伊拉克大使的哈利勒扎德,以隨機應變、善於妥協著稱,與外界視為“鷹派”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形成了鮮明對比。為表誠意,美方還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釋放了2010年2月在卡拉奇被捕的塔利班組織高級領導人巴拉達爾,將後者送至多哈、出任當地辦事處主任,並作為塔利班方面事實上的首席代表加入對話和談判。

從2018年10月到2019年12月,哈利勒扎德與巴拉達爾在多哈舉行了至少四輪直接談判。同一時期,塔利班代表還出現在莫斯科和北京,與俄中兩國政府交換了意見。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美國終於在協議文本中就撤軍時間問題做出了承諾;與“基地”組織切割之後的塔利班,則有望在阿富汗實現政治地位合法化。

然而仔細檢視協議涉及撤軍問題的細目,便可發現其中存在諸多名不副實之處。若從實際進度看,在特朗普的前任奧巴馬執政期間,進駐阿富汗的美軍在絕對數量上已經出現下降趨勢。2009年,奧巴馬政府公佈了為期三年的“在阿行動本地化”計劃,宣佈將從2011年夏天起逐步把大部分輔助任務移交給阿富汗國民軍以及民間國防承包商負責。為此,美國在2009年一度將駐阿部隊增加到8.8萬人,以摧毀塔利班在關鍵地區的進攻能力。2012年7月至9月,第一批2.3萬名美軍官兵撤離阿富汗。2013年11月美阿兩國達成新的雙邊安全協議後,撤軍進程開始加快:2014年12月,美軍和“北約”部隊將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基地移交給阿富汗國民軍,此後僅在阿富汗境內保留9800名美軍官兵和大約3200名其他“北約”成員國武裝人員。到奧巴馬卸任時,在阿美軍數量已經進一步下降至8400人,駐紮在喀布爾、坎大哈、巴格拉姆和賈拉拉巴德四個主要基地中。

以此觀之,儘管總數超過18萬人的阿富汗國民軍(ANA)在實戰中的表現始終低於預期,但美軍憑藉不足8500人的基本部隊加上佔據絕對優勢的空中偵察和打擊能力,已經足夠完成有效遏制塔利班、“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IS-K)等敵對勢力控制範圍進一步擴大的任務。反倒是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任之後,在阿富汗增加部署了4000多人一線部隊以及可觀的空中打擊力量。換言之,即使美方按照承諾,在協議生效後的135天內將在阿美軍數量降低到8500人,撤走的也只是2017年之後新增的部隊數,而這部分人員缺額可以通過增派無人機以及民間國防承包商(目前總數在2.7萬人左右)加以彌補。更何況從美國國防部2019年夏天公佈的文件看,在阿的1.3萬名美軍中僅有5500人屬於一線部隊,另有8500人系阿富汗國民軍聘請的顧問和訓練人員。減少非一線的軍事顧問和文職人員數量,同時進一步強化駐紮在重點地區的作戰部隊的實力,在技術上具有可行性。而其他“北約”國家在阿富汗也有8500餘名駐軍,可以作為補充。

從實際效果看,2019年全年塔利班雖然依舊發動了例行的春季攻勢,並在喀布爾等地製造了多起針對政府軍目標的自殺式爆炸行動,但在實控領土上並未出現顯著增加。目前全國由該組織穩固統治的只有毗鄰巴基斯坦的西南邊境以及法拉、古爾、赫爾曼德三省交界地帶,總面積不及阿富汗領土的15%。另外在全國大約30%的地區,塔利班及其盟友與政府軍處在時斷時續的交戰狀態。而在喀布爾、赫拉特、馬紮裡沙里夫、坎大哈四大主要城市及其周邊,中央政府的統治相對較為穩固。換言之,全國人口最集中的半數領土畢竟處在政府軍控制下。即使美軍減少目前駐軍數量的1/3,在2020年之內也不至於造成政權易主的尷尬局面。

而特朗普需要的,恰恰只是2020年這個時間窗。第一批4500名美軍撤出阿富汗的最後期限,恰逢民主黨全國大會召開。以“撤軍”作為話題,特朗普自可吸引到相當一部分中間選民以及軍人家屬對他的支持,進而發起針對民主黨陣營的輿論戰。而一旦他在11月的大選中如願連任,是否繼續履行協議的剩餘部分完全可以再議——以撤軍為槓桿,美方向塔利班提出了中止針對美軍的軍事行動、與“基地”組織做切割以及和阿富汗政府展開和談這三項要求,其難度之大,斷然不可能在14個月內完成。而一旦阿富汗境內再度出現因塔利班行動導致的美軍傷亡,特朗普自可如2017年時一般,拒絕執行協議並重新增兵。

更何況,作為上世紀90年代阿富汗族群衝突、經濟崩潰的產物,塔利班組織的出現,與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多達數百萬的逃亡難民有關。該組織控制阿富汗南部以後,為維持軍費供給,長期種植罌粟並進行毒品貿易,引發聯合國反毒品和犯罪辦公室的高度關注。而美塔雙方簽署的協議,除去涉及軍事、政治等“硬”問題外,對更加棘手的難民和毒品問題幾乎隻字未提,顯然不能說是一份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對與阿富汗和平問題存在密切關聯的巴基斯坦、中國、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美國方面也不曾認真聽取過意見。這些都意味著過於簡單粗疏的協議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會需要大量的補充和修正,也有賴國際社會的全方位協助。

和平難至,“雙包案”困擾阿富汗

原阿富汗政府CEO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大選中落敗後,拒絕承認計票結果,於3月9日自行宣佈就任“總統”


“雙包”總統

對喀布爾的阿富汗中央政府來說,被完全排除在美塔談判之外、甚至淪為協議的被動執行者,無疑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早在2007年,時任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就提出了與塔利班實現和解的計劃,並在巴基斯坦境內與塔利班代表進行了接觸,但在美國政府的反對下流產。當時塔利班要求以外國軍隊撤離並承認該組織的合法地位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美方難以接受,接觸遂只能擱置。到了2018年春天,加尼總統首度提出願意和塔利班展開“無條件和談”,承認對方為合法政黨並釋放被俘的塔利班成員,這是美國侵阿戰爭開始以來塔利班獲得過的最寬鬆的條件。喀布爾當局拋出的橄欖枝,很快成為美塔雙方展開一系列接觸的契機。但加尼在維持政府內部的團結方面遭遇了極大阻力——2019年4月29日,阿富汗中央政府在喀布爾召開了為期四天的支爾格大會(部落領袖會議),試圖凝結全國共識,並組建一個容納了各大政黨成員的代表團前往多哈,但以失敗告終。此後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開啟了與塔利班的對話,不再將加尼政府視為和談的當然成員。

正如特朗普企圖將與塔利班的協議當作謀求連任的手段,在和談問題上,加尼也有他的“選舉經”。阿富汗新政權建立以來,“國際派”與“北方聯盟派”候選人的競爭一直是歷次總統大選的基調。由上世紀90年代的阿富汗軍閥組成的北方聯盟,雖曾協助美軍將塔利班趕出喀布爾,但在美國國務院眼中始終是形象不佳的舊勢力。從2004年開始,支持其他政治派別與北方聯盟相抗衡就成為了美國的既定方針。在2014年總統大選中,北方聯盟推舉的候選人、前外長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得票率高達45%,而美國支持的加尼只有31.56%。不過因為兩人均未獲得半數以上有效選票,需要舉行第二輪投票。聯合國觀察員證實,在第二輪投票中出現了廣泛的舞弊和計票誤差現象,導致被宣佈落敗(第二輪得票率44.73%)的阿卜杜拉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此時美國國務卿克里直接介入,親自安排了與加尼和阿卜杜拉的閉門會議,承諾為後者設立一個政府CEO的新職位,並在內閣成員安排上擁有50%的決定權,這才換取了加尼如期就職。

2019年,阿富汗再度迎來總統大選。面對志在必得的阿卜杜拉,意圖連任的加尼開始採取新策略。在當年3月底赫爾曼德省民眾發起千里徒步情願、呼籲政府與塔利班開啟談判之後,和平問題已經成為阿全國上下關注的焦點。加尼的策略是將和談與大選捆綁起來——倘若能在大選投票日之前搶先與塔利班達成初步協議,擊敗阿卜杜拉就將成為大概率事件。但要和塔利班舉行談判,必須首先爭取政府內部其他各派勢力的意見。因此在4月初,加尼單方面以“安全問題”為由,將原定於4月20日舉行的總統大選投票推遲到了7月20日,隨後在4月29日召開了支爾格大會,邀請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全國所有政黨和部落派出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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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在阿富汗洛加爾省莫格凱爾村附近的訓練營,一群國民軍士兵正練習向空中巡邏的直升機發信號


此次會議期間,我在喀布爾旁觀了整個過程,並與支爾格大會主席賽義夫、前總理希克馬蒂亞爾、前駐英國大使瓦利·馬蘇德及其家族有過直接接觸。我獲得的突出印象是:加尼企圖借和談爭取連任的動機被各大政黨早早看穿,他們在大會上發起了對政府的攻擊,要求按照各大政黨在議會中的席位以及“歷史貢獻”分配前往多哈談判的代表團的席位,拒絕接受加尼政府給出的方案。塔利班方面雖然不曾參會,但在會場外也大做文章,公開聲明“除非解散目前由外國勢力控制的國民軍,重建一支阿富汗人自己的軍隊,否則談判不會開始”,加尼當然無法在這一問題上鬆口。大會持續了四天,最終仍以無法達成任何共識而告終。

從5月初到7月,形形色色的場外交易和勾兌在政府軍控制區繼續進行。希克馬蒂亞爾、賽義夫等政客甚至單獨派出代表前往卡塔爾,繞過加尼政府與塔利班做直接接觸。大選投票日則被再度延後,從7月20日直接順延到了9月28日。直到8月初,阿富汗政府才勉強擬定出一份總數超過450人的龐大名單,遷就了幾乎所有政黨和勢力。但此時塔利班方面已經察覺:與其和這個臃腫遲緩的代表團展開漫無邊際的對話,不如直接與美國方面達成有實際價值的協議,再由美方強加給阿富汗政府,如此便可繞過向加尼當局讓步這一環節。美國國務院也不滿於加尼政府形成共識之遲緩,決定將後者踢開。一場中央政府缺位的和談隨即開始。

9月28日,再三推遲的大選投票終於舉行。由於政府加入美塔談判失敗造成的影響,這是阿富汗實現政權更迭以來投票率最低的全國性選舉:根據獨立選舉委員會(IEC)公佈的數據,966.6萬登記在冊的選民只有182.4萬人行使了他們的投票權,實際投票率不足19%。素來遭人詬病的計票過程更是經歷了一系列波折:IEC公開承認出現了入侵委員會服務器的互聯網黑客攻擊以及針對數據庫的破壞行動,公佈得票結果的日期兩次遭到推遲。直到12月22日,IEC才宣佈加尼以50.64%的得票率連任成功,阿卜杜拉則得到了39.52%的選票。後者拒絕承認這一結果,要求重新點驗:按照阿卜杜拉陣營的看法,加尼的實際得票率並未過半,有必要進行第二輪投票。2020年2月18日,IEC再度確認加尼獲得了有效選票的半數以上,應當視為勝選。四天後,阿卜杜拉在薩爾普勒省任命了他的“平行省長”。隨著兩人先後宣佈就職,總統“雙包案”成為事實。

無人喝彩的選舉以及兩個總統並立的鬧劇,可以視為阿富汗經久不息的國內衝突在政治上的反映。距離新《憲法》頒佈已經過去16年,在這個山地之國非但不曾誕生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反而有重演90年代的軍閥混戰之勢。無論是把和談當作選舉工具的加尼,還是出身北方聯盟陣營的阿卜杜拉,都有自己的個人考慮。3月9日就職儀式之後,加尼立即迫不及待地廢除了政府CEO這一職位,等於徹底推翻2014年美國調解的結果。兩人恐怕還要經歷一段時間的討價還價,才能重新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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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布爾的一處加油站,女司機帕麗莎和梅赫雅賓正在為專門負責接送女性上下班的“粉紅巴士”加油


“南越化”會出現嗎?

儘管阿富汗政府被排除在了和平協議之外,但3月10日交換俘虜計劃流產的現實證明:或許加尼當局並不具備影響美塔談判的能力,但只要他們拒絕配合,協議文本載入的大部分條款都將無法兌現。塔利班方面希望由美國來完成對阿富汗政府施壓的舉措,自己則可坐收漁利;但無論是交換俘虜還是接收美軍撤出之後的治安區,主動權都在喀布爾一方。協議規定的在塔利班和阿富汗各黨派之間舉行的進一步會談,被美國視為檢驗塔利班履行協議誠意的重要風向標。即使是特朗普,也不可能容忍塔利班在整個2020年觀望等待。

自“二戰”結束以來,有兩次大規模局部撤軍可以作為美國侵阿戰爭的參照系:其一是1973年《巴黎和平協約》締結之後美國從南越的撤軍,其二是1989年蘇聯主動結束歷時10年的入侵阿富汗戰爭,完全撤出軍隊。以上兩次撤軍都是以超級大國主動轉向戰略收縮作為契機;撤軍完成之後,南越和阿富汗的原有政權僅僅維持了數年就被推翻。這正是塔利班一方希望實現的目標:直到今天為止,塔利班陣營依然拒絕承認2004年之後存在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獨立性,堅持宣稱自己建立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一名稱甚至被載入了和平協議的正式文本)才是全國唯一的合法政權。簽署協議對他們而言是一項以退為進的策略:倘若美軍真能在14個月內完全撤離,解決陷入分裂的加尼政權會是遠為輕鬆的任務,屆時贏家自可通吃。

但和當初的越南以及30多年前的阿富汗相比,塔利班的計劃實現起來難度要大得多。1973年美軍開始從越南半島撤出之際,南越軍隊主力已經在1972年的春夏攻勢中遭遇沉重打擊,基本喪失了主動進攻能力。以蘇聯為依託、物資和人力都更加充裕的北越興師南下,自是勢如破竹。而1989年蘇軍完全撤出阿富汗時,納吉布拉傀儡政權僅能控制包括首都在內的少數大城市,全國大部分領土已經落入“穆賈希丁”(抗蘇宗教游擊隊)之手。饒是如此,納吉布拉憑藉少量短程彈道導彈和裝甲部隊,依然繼續支撐了兩年半。相比之下,今天的塔利班在軍事上已經處於高度地方化的狀態——在創始領導人奧馬爾毛拉患病死去、繼任者曼蘇爾被美軍炸斃之後,聽命於新領導人阿洪扎達的僅剩下以赫爾曼德省為中心的一小塊地區,尼姆魯茲省則宣誓效忠了一位地方領導人拉蘇爾。儘管名義上屬於該組織的戰鬥人員增加到了6萬人,但實控領土並未出現增加。

在奧巴馬執政末期,隨著在阿美軍數量的減少,塔利班旗下的部隊在總人數上一度呈現復甦之勢。不過若以實控領土為尺度,則2016年之後該組織幾乎未曾取得任何進展,始終停留在完全佔領不足15%的疆域、在另外30%對政府軍構成威脅之勢。2019年全年,為配合特朗普的外交攻勢,美軍在阿富汗境內的空襲規模達到最近15年來的頂峰,不僅使塔利班在當年夏季的局部攻勢以損兵折將而告終,連在大城市實施自殺式爆炸的頻率也出現了下降。隨著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在2015年之後的崛起,塔利班領導人驚訝地發現該組織在普什圖裔激進分子中的影響力隱隱已有後來居上之勢。重奪中央政權在短期內既已喪失可能,及時止損、與美國締結和約,爭取在未來的阿富汗政權中擁有一席之地,遂成為更現實、也更經濟的選擇。

對2020年的特朗普來說,與塔利班締結和約時的形勢更近似1968年的越南:通過調整部署以及強化空中力量優勢,美國依然具備迫使對手接受於己有利的條件的能力。恐怖主義的陰影依然在全球時隱時現的現實,也意味著美國國內、尤其是政壇的反戰情緒遠遠不及越戰時期。但一紙不夠牢靠的和約距離真正的和平到來仍有相當差距:即使加尼政府全力配合、塔利班領導層也暫時約束敵意,美國依舊無法左右阿富汗的鄰國巴基斯坦對該國政局施加的種種影響。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設在巴阿交界地帶的一系列難民營即成為阿富汗諸多激進派武裝招募新兵的總後方,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更是直接武裝和援助了阿富汗的多股政治勢力。美軍入侵阿富汗之後,塔利班組織最高理事會甚至直接轉移到了巴基斯坦邊境城市奎達(Quetta)附近,並在美國的數次無人機空襲中曝光。考慮到阿富汗境內不僅存在類似塔利班這樣的本土反政府武裝,隸屬“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國際恐怖組織的外籍武裝人員數量也相當可觀,要徹底根除恐怖主義這一毒瘤,周邊國家的一致行動無疑至關重要。

而擁有3220萬人口的阿富汗,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仍將深陷在爆炸和衝突不斷的“準戰爭”中。這個中亞國家在2019年迎來了獨立100週年紀念日;在它一個世紀的現代史中,有超過40年是處在與和平絕緣的狀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數據,截止到2017年,阿富汗公民的識字率僅為38.2%,全國超過75%的女性一生中從未接受過學校教育。對他們來說,停戰創造的僅僅是希望的起點,未來還在迷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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