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濤 張家偉） 英國是現代醫學發源地之一，擁有雄厚的醫療科研能力，英國大學、實驗室此次疫情期間的貢獻引人注目。但與韓國、德國、新加坡等國相比，英國抗疫效果不盡如人意。專家認為，英國一流的科研能力未能及時轉化為一流的抗疫成效，這與政治體制限制、政府應對緩慢、病毒研究和疫苗研發的週期性規律以及基層醫療資金不足等原因有關。
此次疫情期間，英國在預防檢測方面動手較早。
2月，帝國理工學院研究團隊成為全球首個開始對新冠肺炎疫苗進行動物測試的團隊。3月，牛津大學宣佈研製成功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檢測技術，劍橋大學宣佈將和“英國新冠肺炎基因組學聯盟”開展新冠病毒大規模全基因組測序工作。
疫苗研發方面，英國多所大學研究團隊在2月初即啟動疫苗臨床試驗。牛津大學2月7日宣佈，該校下屬的詹納研究所團隊正準備為一種可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候選疫苗開展臨床試驗。帝國理工學院、劍橋大學也宣佈正抓緊開發疫苗。
在利用計算模型推算可能的感染病例數方面，英國研究機構更是走在世界前列。3月，帝國理工學院團隊預估若英國政府堅持此前採取緩解策略的抗疫方案，疫情可能會造成25萬人喪生。這一研究成果成功為英國政府的抗疫政策糾偏，政府從此前較低程度的干預策略轉變為更加接近中國所採取的深度干預舉措。
全英華人教授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帝國理工學院醫學教授馬大青認為，此次抗疫進程中，英國展現了強大的科研能力，英國政府也始終強調基於科學證據進行決策、制定科學抗疫政策的重要性。
各項指標落後德國
然而，從確診病例增幅、病亡率、醫護人員感染率等數字看，英國目前抗疫表現並不理想。英國王儲、首相、衛生大臣等相繼確診，都讓人對英國防疫效果產生疑慮。
總體看，英國疫情發展較快，確診病例在全球除中國以外的國家中排在第七位，在歐洲列第五位，其中死亡病例排在全球第七位、歐洲第四位。
截至30日，英國報告確診病例逾兩萬，病亡約1400人。與德國相比，英國目前在各項醫療指標上均落後。從死亡率上看，英國約為6%，遠高於德國的0.9%。從檢測能力上看，英國近期提出的目標是，把日均檢測人數提升至2.5萬人次，這僅為德國的五分之一。
目前英國確診人數曲線與意大利疫情初期曲線較為接近，輿論認為，英國有可能成為又一個意大利。英國媒體報道，多達80%的英國人可能會確診感染病毒，其中可能有15%、約790萬的英國人要入院治療。
多重因素阻礙抗疫
為何英國一流的科研能力未能轉化為一流的抗疫效果？英國專家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體制對封城、全面關停經濟等強力措施感到陌生，更希望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及醫護人員用於搶救重症病人，避免恐慌導致更大的經濟損失。此外，極端措施需議會按程序批准才能執行，西方社會資本驅動社會發展的模式也不能允許這樣的舉動出現。
“金磚國家”概念首創者、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吉姆·奧尼爾認為，以經濟停擺來換取國民健康的方式，對西方國家而言是全新的。馬大青也認為，西方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強調自由和人性，讓經濟第一時間停擺是不可能的，英國政府在關閉航空運輸與封城方面始終較為慎重。
其次，對病毒本身的認識是一個客觀過程，特別是疫苗研發本身有周期，英國的科研能力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體現為抗疫成果。中國醫學科學院牛津研究所英方所長、MRC人類免疫中心項目負責人董濤說：“英國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方面從序列到一期臨床，可以說速度已經很快，但疫苗研發到廣泛用於普通人最快週期也需12-18個月，這不是科研水平高低能改變的。”
第三，英國政府在疫情早期行動遲緩，輿論認為政府應對嚴重呼吸系統傳染病經驗不足，重視程度不夠。約翰遜政府本可以更早舉行內閣緊急會議，部署防控措施。英國公共衛生專家約翰·阿什頓說，英國政府沒有經過SARS這樣的重大呼吸系統傳染病的歷練，也沒能認真對待其他國家的經驗，因此疫情初期行動太慢。
第四，英國基層醫療體系存在短板。雖然英國在疫情信息公開、應急方案制訂等方面的表現可圈可點，但落實計劃需要足夠的醫療資源和醫療體系的韌性。
因財政緊縮政策及醫療體系改革等原因，英國國民保健署目前在資金和人力方面均存在缺口。據報道，英國1.1萬名前軍醫將重返一線、2.4萬名應屆護士和軍醫專業畢業生也將填補到醫療人員的缺口中。
阿什頓說：“我們需要把所有的點都連接起來，發揮整體功效，要記住，任何系統的強健程度都取決於它最薄弱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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