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雖產生於南隅卻自成一格，且各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輝煌。但長期以來，它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卻頗為尷尬和無奈。在唐詩中，它是貶謫之所，蠻荒之地，瘴癘之鄉；而在一些學者的“他者”建構中，嶺南的主體話語更是長期缺席，從而造成千百年來嶺南形象被遮蔽，被誤解，甚至被妖魔化。新世紀以來，粵地學人也為建立“嶺南學”作了不少的努力，廣東人民出版社更是先後推出了“嶺南文庫”、“嶺南書系”等200多種書。但總體來看，嶺南的主體文化話語尚未確立：一是這些嶺南文獻大多屬於資料整理，且基本沿襲舊說，考證較為粗略。二是缺乏理論上的概括提升，也缺乏主體文化話語的發現與建構。最近，讀了廣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陳橋生新作《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覺得這是一本別開生面、識見不凡，能讓人眼前一亮的書。
《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不但顛覆了人們對唐前嶺南文明的偏見，而且展現了作者試圖建構嶺南主體文化話語的學術野心。它一方面縷述、考證嶺南的“貶謫文學“現象”，以及中原南下文人在嶺南的文化、經濟等方面的貢獻；一方面又展示了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融、互動與碰撞。這樣的思路、框架和學術視野，我們在以往的同類著作中尚未見過。正是在這樣的二維空間中，陳橋生“發現”了嶺南歷史進程中許多在過去被忽略的閃光點，同時挖掘出潛沉於歷史深處的生活細節。更難能可貴的是，陳橋生還“建構”了一條清晣的貶謫文學路線，從兩漢時期嶺南最早的學術中心廣信到楊孚，從謝靈運的南遷及影響，到顧邁、沈懷遠、張融、範雲、陰鏗等人的傳承發揚，最後在江總手中完成了嶺南文學形象的最初建構。這是何等大膽的文學想象！因為在以往關於嶺南文學的認知中，人們一般都認為唐以前嶺南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在，陳橋生沿坡討源，通過細緻的實證分析，指出：“從範雲、陰鏗到江總，運用永明新體詩的形式，南朝詩歌的抒情技巧等，從嶺南這片尚未進入主流文學視野的自然風物中選取題材，狀寫由嶺南山川激發出的獨特情懷，灌注以嶺南流寓生活的切身情感體會，從而使作品別具生面，聲色與風骨兼具。”正是北方文人的流貶和本土文人的參與，共同促使嶺南迎來了一個文學的時代，並第一次在主流的文學書寫中樹立起嶺南的文學形象
如果說，試圖建構嶺南的主體文化話語，體現了陳橋生的文學想象和學術野心，則學術方法上以小見大、以細見深；文化傳承上的史、思、詩互證，特別是作者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的嶺南，但他卻能彌綸群言，精研一理，既不拘泥於舊說，不執著於一隅，又能投入自己“移民”廣州20多年的切身體驗，並抱著理解之同情的態度，以現代的眼光來視審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這體現出了陳橋生的立場、史識、詩心和學養。
先說學術方法上的以小見大、以細見深。陳橋生在爬梳剔抉唐前文明進程的歷史脈絡時，既有開闊的視野，宏觀的把握，又能見微知著，且有知識考古學的細緻嚴謹。這樣，他往往能夠從小處落筆，追根溯源，從細節開掘出大境界，並由此賦予材料以新的意義。舉例說，一般人對“枸醬”這種食物可能不太留意，但陳橋生不僅發現了它的意義，而且大書特書。在“陸賈兩使嶺南”這一章中，寫到唐蒙出使南越，南越人請他吃“枸醬”。陳橋生先考證“枸醬”為何物，繼而寫唐蒙由“枸醬”而制訂出“制越”之策，再寫到“枸醬”在漢越文化交流和經濟貿易中的作用，從而獲得這樣的啟發：政治上的隸屬歸附需要強大的實力作後盾，而日常文化生活的交流卻無孔不入，無法隔絕。再如第二章“西漢徙合浦”，作者從《漢書·王章傳》簡短的五百餘字記敘中，推斷出其時採珠業與貿易的盛況，由比牽出“合浦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大文章。類似這樣的例子，書中還可舉出許多。在《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中，陳橋生以個人的體驗，循著唐前嶺南的人文路向，深層地挖掘嶺南地理深處的歷史精神蘊涵。他試圖突破地域、時間的界域去思人類之所思，並以常人的目光去注視萬象萬物，去接近歷史的真相。但是，人文歷史並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突破時空的思考也需有所依持。而歷史，它既是精神的、心靈的，也是物質的、現實的。它總是以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形式，凝結於特定地域的深處，並呈現出文化的獨特性形態。因此，一個優秀的學者在進行人文地理的挖掘時，他除了要融進自己的人生感悟，投注進穿透力極強的史家眼光，他還要具備細緻觀察事物的能力，並善於抓住人文地理的內在紋路加以描繪。由於陳橋生在考察唐前嶺南文明進程時，挖掘出許多沒有訴諸正史的歷史傳奇和歷史背影，抓住了沉潛於歷史皺摺處的各種文明碎片，築構了許多或偉大或平凡的人文景觀。這些歷史的段落和文明的碎片往往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視，也常常為一般人所遺忘，但它們蘊涵著豐富的人文信息，因而往往最能打動人心、引起人們精神上的共鳴。
《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在學術方法上的另一個特色，是史、思、詩融匯貫通，即通過以詩證史，或是以詩言思，通過感性而具體的歷史還原和詩意沉思，去建構一個文化詩性的範本，並由此體現出民族文化生活的性靈，去激活一種自由浪漫的人格精神。應當說，在這方面，我們的前輩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等，已經為我們開闢了一個優秀的傳統，他們無論是“以詩證史”或是“以史證詩”，都試圖以詩去築構歷史的氛圍和再現歷史人物的心靈世界，或從歷史出發去建構詩的文化精神範式。作為北京大學古典文學專業的博士生，陳橋生腹笥豐厚，他的學養、知識儲備、史識是足夠的。難得的是，陳橋生能接續我國“以詩證史”的優良治學傳統，居然能將學術著作寫得如此妙趣橫生、搖曵多姿，有情有趣且有味。他不僅在“緒論”和“餘論”裡將一批批被貶文士比喻為一隻只南飛的鴻雁，描述其“肅肅振羽之聲，猶在耳畔迴響”的情狀，更是在行文中，隨處穿插進詩性的筆致。如寫到楊孚，說“嶺南天暖無所見雪，而竟可以隨楊孚而至，那還有什麼是不可以隨之而來的呢？”寫謝超宗：“一代文宗謝靈運帶著他的絕妙文辭，遠遁於嶺南，而就是短短的二十年時間，從嶺南又走出了一個文采風流的謝超宗，能不令人生髮‘靈運復出’之嘆嗎？”像這樣富於文采和情趣的議論抒發，乃至“閒筆”、“逸筆”，在書中隨處可見。這些妙處橫生、略帶調侃意味的閒筆逸筆，一方面可見出作者的文心；另方面也使得該書既有史的厚重嚴謹，有思的深邃邈遠，又有詩的靈動飛揚。
總體看，《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不論在選題、學術方法，還是識見和對材料的挖掘，以及理論視野和書寫的方式，都是嶺南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推進。之所以能達到如此的高度，一是陳橋生有發現問題的能力和建構嶺南文化話語的雄心。二是陳橋生研究的雖是歷史，但他立足當下，對現實有著深切的關懷，而現代性的眼光和意識，更使《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具有一種居高聲自遠的宏闊學術視野。三是陳橋生有紮實的史料功底和深厚的學養，他同時也善於傾其篋內所有，對史料進行理論上的概括與提升。在此意義上，《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對於嶺南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有益之津樑，有著諸多啟發性。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倡揚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強調文化的自信，筆者以為，《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正是這樣一部既能提升我們的文化自信，又能在文化的創新上給予我們啟示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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