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名醫梅尼因為無視伍連德的建議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他的死為所有人敲響了警鐘，迅速改變了公眾不以為然的態度。公眾終於認識到，只有認真聽從防疫負責人的警告和指揮才能避免重蹈梅尼的覆轍。一時之間，反應過度的公眾紛紛戴上了口罩。
科學組織之勝利
當時，伍連德還設計了一種利用手術紗布和消毒藥棉製成的有三對縛帶的防疫口罩，前兩對縛帶跟我們熟悉的老式棉口罩相似，最下面一對縛帶由下向上繞到頭頂，保證了口罩不會輕易從面部滑落。後來，這種口罩被稱為伍連德口罩。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掌握了戴口罩的正確方法。就像今天一樣，有的人把口罩鬆垮垮地掛在耳朵上，有的人則把口罩像護身符一樣套在脖子上。事後來看，這些看似普通的棉紗口罩才是真正消滅疫情的最大功臣。伍連德後來研究證明，肺鼠疫的傳播主要是通過病人喉嚨深處咳嗽出來的飛沫。
當時的鼠疫也讓近代中國瞭解到防疫以及醫護人員穿防護衣等隔離衣物的必要性
伍連德發現了疫情的病理學特徵，同時也獲得了中外各界的信任。他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措施。當務之急是在傅家店建立嚴格的隔離制度。他將傅家店分為四區，每一區由一位高級醫官負責，帶領足夠的助手對區內房屋逐一檢查消毒，將發現的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醫院，家屬及其他接觸者置於隔離營。他還因地制宜向俄國鐵路局借來一百多節車廂，高效節省地改造成既能保暖又便於通風的隔離營。
他還要求醫官們每日向主管醫官呈交疫情報告，以便統計病亡人數。四個分區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發的臂章，分為白、紅、黃、藍四色。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區內自由行動，但若要進入另一分區，必須經過特別許可。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城外軍事封鎖線，未經防疫局特許官兵不得進出城區。
為了保證隔離制度的貫徹執行，伍連德從長春調來一千多名步兵分組駐守各地，監視陌生人闖入和阻止病人及接觸者逃跑。他還徵召600名警察成立警務分隊，接受防疫工作的訓練，協助醫官處理民事工作。伍連德還儘可能地租用那些關閉的學校、撤空的客棧和大車店等建築，統一改造為四個部分的防治空間：辦公區、消毒站、醫務人員宿舍和接觸者的隔離營。
醫務人員聚集在旅館前，當時確診和疑似病例很多，醫療空間嚴重不足，不得不將旅館用作醫療設施
嚴格刻板的規矩雖然複雜，但是運行良好。在隔離制度開始實行的第一個月內，鼠疫死者總人數已達3413，最嚴峻的一天死亡183人，而恰好一個月後，死亡人數下降為0。伍連德興奮地總結說：“此確為科學組織之勝利也！”
百年前“抗疫戰”的影響與啟示
伍連德還有一項防疫措施影響深遠，這就是推行火葬。當時伍連德面臨的一大難題是如何處理堆積如山的屍體。由於天寒地凍，挖土掩埋非常困難，成百上千座棺材被凌亂地扔棄在亂墳場。在伍連德看來，這裡簡直就是鼠疫桿菌求之不得的天然冷藏室。一旦天氣回暖，鼠疫桿菌又將通過老鼠、跳蚤等中間宿主製造更為可怕的疫情。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實施火葬。但是，此舉極有可能引發當地民眾的憤怒反抗。畢竟入土為安是中國人最古老的信仰之一。伍連德深知茲事體大，一面上奏朝廷，藉助皇帝的天威來強制推行火葬，一面邀請士紳參觀墳場，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在朝廷和士紳的聯合支持下，他順利地解決了屍體處理的難題。後來，對染疫而死的屍體採取焚燒火葬的方式逐漸成為慣例，影響至今。
《“鼠疫鬥士”伍連德》，1959年首次出版
回顧百年前伍連德領導主持的這場防疫大戰，人人戴著口罩的我們會忍不住湧起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伍連德在晚年的回顧總結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深刻的啟示。在題名為《“鼠疫鬥士”伍連德》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說道：
中央政府意識到形勢之嚴重，於開展防疫之各階段，採納訓練有素之醫務行政官的建議，運用諸般科學措施，終於成功將疫情置於控制之下。醫療組織實乃倉促開始，且面對保守如中國之種種障礙，然而其措施，諸如屍體解剖和疫死者之集體火葬等，一經取得北京朝廷之鼎力支持，依然證明其為民謀利之能力。值此時期，朝廷旨意借不斷下達、毋庸分說之“上諭”飭令地方，其聲威遠強於實現共和後之政府。
換言之，伍連德認為庚辛東北大鼠疫的防疫勝利建立在以下三個因素上：專業指揮、權力集中和行動果斷。首先，清政府的各級官員知難而退，主動將防疫指揮權交給專業人士；其次，清政府用人不疑，賦予伍連德全權；最後，面對非常事態，清政府敢於支持伍連德果斷採取非常措施。令伍連德感慨萬分的是，十年之後，東北再次爆發大鼠疫（腺鼠疫）。軍閥割據時代的北洋政府表現糟糕，遠不如昔日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即使在今天，伍連德總結的這些原則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一百多年前的東北大鼠疫為我們留下的經驗和教訓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特別值得一談的是這場鼠疫的起源。探究病菌傳播的起源是每一個細菌學家、病毒學家義不容辭的職責。目前，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仍然是眾說紛紜。但是，在俄國科學家的幫助之下，伍連德很早便確定了這場鼠疫的源頭。疫情消滅後不久，他在瀋陽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公開發布了這個重大發現。
瀋陽萬國鼠疫研究會，照片居中遠端為會議主席伍連德（左），北里柴三郎（右）
這次由清政府主辦的鼠疫研究會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來自12個國家的眾多專家學者（如北里柴三郎）應邀出席了此次會議。這次長達26天的會議是名副其實的“勝利的大會”“成功的大會”，不僅為鼠疫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學術論文，而且也成功地扭轉了遭受疫情沉重打擊的清政府的國際形象。伍連德作為會議主席，發表了意義非凡的主席報告。他指出，肺鼠疫起源於蒙古旱獺，而不是各地常見的鼠類。
誰挑起了“無硝煙的戰爭”？
藉助伍連德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導致庚辛東北大鼠疫的根源其實是鐵路發展促進的全球化。病旱獺會引發瘟疫已經是蒙古、西伯利亞等本地居民眾所周知的常識。草原地區的各種傳統習俗保證了他們只會獵取健康的旱獺，同時儘可能地遠離病旱獺和感染病患，避免了疫情的擴散。經過至少數百年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鼠疫桿菌、旱獺和人類最後形成了微妙的自然平衡。
但是，隨著1903年中東鐵路的開通，蒙古草原、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地區迅速被納入到日益拓展的全球貿易圈中。這裡的名貴特產貂皮成為世界聞名的奢侈品。貂皮的供不應求也刺激了替代品的出現。精明的皮毛商人們將目光轉向了蒙古旱獺。隨著一種新工藝的發明，旱獺皮經過簡單加工後其成色堪與貂皮媲美。不法商人為了牟取暴利，高價收購旱獺皮。闖關東的山東移民們像淘金客一樣搭乘火車紛紛湧入蒙古草原。他們無視草原人民自古相傳的捕獵習俗，逢洞必挖，見獺必殺。鼠疫桿菌、旱獺和人類艱難形成的生態平衡被徹底打破。
鼠疫桿菌沿著鐵路線迅速向人口稠密地區襲來，從滿洲里到海拉爾，從海拉爾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到長春，從長春到瀋陽，最後擴散至北京、山東。數月之間，五六萬人慘死於這場可怕的大鼠疫中。東北亞地區的交通和商業也損失慘重。幸好科學家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證明了東北大豆等商品不會傳播鼠疫，才使得國內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
正如有科學家直言，“對於病毒來說，人類才是病毒”，疫情的爆發總是與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劇烈改造密切相關。從工業革命以來，蒸汽輪船、鐵路和電報推動了全球化的日益加速。眾所周知，全球化為資本、商品和人的高速流通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與此同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全球化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挑戰。一方面是人類居住環境的多樣性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是微生物的傳播速度也與時俱進。一旦疫情爆發，世界各地相隔萬里的人們都將面臨危險。縱然死亡率會大大降低，但是嚴格的隔離檢疫措施必然會減緩商品和人的流通速度，從而導致空前巨大的經濟損失。
十九世紀以來，生物科學和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讓人類自信滿滿。徹底消滅各種傳染病似乎指日可待。隨著疫苗的出現和抗生素的發明，曾經威脅人類文明數千年的可怕瘟疫如鼠疫、霍亂、天花、斑疹傷寒、白喉等等紛紛銷聲匿跡。然而，2003年的SARS病毒、2013年的禽流感病毒和如今的新型冠狀病毒卻一次次地為我們敲響警鐘，微生物與人類的生存競爭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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