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琦
秦國知道有西部戎狄，燕國知道有遼東部落，楚國知道有越族，齊國知道有東夷族。
這些邊疆諸侯和少數民族有交往，有衝突。
‘相比秦國，月氏是外國人，月氏以外是廣袤無垠的西域。其他就不知道了。
中國文明是一個原生態文明，相對封閉，所以與其他種族的交流有，但不是太頻繁。
3.5萬年前的O1,O2,O3系的完成進化來到中原大地上繁衍生息，地域限制了我們的交流。
總結一下，交往是有的，但只是偶爾。攻打也有，但那是偶爾。因為交往的限制，使我們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東亞原生態文明。為什麼不去攻打，原因很簡單，生產力低下，攻打費力卻沒有收穫！
水溶溶
1.先秦時，古人對海洋及海洋的對岸幾乎是沒有什麼認識的。
2.先秦的古人對中土以外的地方還是有了解的，《山海經》中就記載了不少中國版圖以外的見聞。
3.先秦時北方諸侯國曾長期跟遊牧民族發生戰爭，並征服過遊牧民族，也曾與遊牧民族通婚，而遊牧民族活動範圍廣，中原人自然也從遊牧民族那裡瞭解到了中土以外的一些新鮮知識。
4:古人最開始是選擇近水的地方生活，後來學會耕種了又以土地肥沃的地方為定居點，再後來以交通便利的平原河流三角洲為定居點。國與國之間領土的紛爭也以搶奪肥沃適合生產的土地為主。
5.先秦古人之所以沒有對外大力擴張領土，一則我們是農耕民族，在當時的環境下各國所擁有的土地是最適合農業生產的，其它地方或是草原或是貧瘠的荒地高原或是深林沼澤等均不宜於農業。
6.再者即使古人想出兵北方花大力氣趕走遊牧民族然後開荒搞生產，或者向西向南開發瘴氣瀰漫一望無際的密林，以當時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得不償失的。
7:況且當時的人口基數小，各國版圖內人口已經稀少，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土地。
8:我們的祖先自古就有優越感自豪感，不太喜歡蠻夷之地
9:再者我們的民族似乎從古至今都不是一個喜歡侵略的民族。
南公懿
1、漢語“中國”一詞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場合是不一樣的。在古代基本上是一地域和文化的概念。春秋時期的中國，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以後中國的概念逐步擴大，到了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並且包括了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國，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時已經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漢朝以及漢朝以前，可考證的“中國”一詞的用法有如下幾種: 指京師，如《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指漢民族所能夠直接統治的地區，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又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區，如《三國志》：“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又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中原地區和中原王朝被稱為“中國”，不僅由於地域亦源於文化傳統，因為中原王朝建立之時間較早，經濟與文化具有較高水平，是所謂禮義之邦的華夏文化。 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此時，“中國”一詞擁有地域、文化和民族的多重意義，民族的意義要強於地域、文化的意義，且該詞的政治意味比較小。 自漢朝以後，“中國”一詞的語義發生變化，民族的意義削弱，地理和政治意義加強。所以，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後便以中國自居，比如：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稱中國 ，將南朝叫作島夷；同時漢族建立的南朝雖然遷離了中原，仍以中國自居，稱北朝為索虜、北魏為魏虜。 如：《晉書》苻堅對其弟苻融言“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並”。 “中國”一詞的政治意義突出這一現象在遼宋和金宋對峙時期更加明顯：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曾自稱中國，且一度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這裡的中國，政治意義明顯占強勢。 由於“中國”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關係甚小。歷史上夏商周三代無不出自“蠻夷戎狄”，華夏族便是夷夏不斷融和的產物。五代時吳越王錢鏐臨終時要子孫“善事中國”，此“中國”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後唐。五代有三代（後唐、後晉、後漢）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新舊《五代史》都把他們視為正統，而把南方漢人政權放在次要地位，只稱梁、唐、晉、漢、周為中國，卻不稱南方立國的各漢族政權為中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言“十國非中國之有也”。 南宋時，女真控制中原地區，陳亮在上孝宗書中說，不能“置中國於度外”要經營荊襄“爭衡於中國”（其中的“中國”，前者指中原地區，後者指佔據中原的金國），因此中國不僅是漢族的中國，也是各族人民的中國。 直到清朝後期，“中國”一詞已經有著3000年的使用歷史，一直只是作為一種代指性名詞來使用，不曾將“中國”兩字明確作為其政體的直接名稱。 從清朝後期開始，清朝與西方國家交流時開始使用“中國”這個名稱，往往使用“中國”來稱呼自己。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這一個稱謂正式成為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政治名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實際的語言操作中“中國”一詞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但在國際上的共同認知中，“中國”一詞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2、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 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範圍。 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範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 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範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之多。 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 前面提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中國”的擴大和變化 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 滅商以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黍“中國”。到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 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關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鎬京，殺了周幽王。犬戎雖然暫時退出了鎬京，但隨時威脅著周人。 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適都洛邑。周人大多隨平王東適，豐鎬一帶都給戎人佔了，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圍地區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當時秦人的首領襄公曾出兵救周，又護送平王東遷，被平王封為諸侯，平王還做了個現成的人情，將已被戎人佔領的岐（今陝西岐山縣東北）以西的地方封給了秦襄公，讓他們自己從戎人手中奪取；還答應只要秦人能奪回豐、鎬，也歸秦國所有。 以後秦國果然奪取了關中，但卻並沒有隨之成為“中國”。 東適以後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往年的權威，政訟所及不出王畿的範圍，不久就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實力的諸侯來扶持了。與此同時，幾個周王近支宗族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憑藉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起來，它們吞併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 如鄭國，始封的國君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弟，當時只有一個鄭邑（在今陝西華縣）。三十多年後鄭桓公東適至今河南新鄭、滎陽之間。三年後（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滅了鄶國（在今新鄭縣西北），在新鄭（今新鄭縣）建都。二年後，又滅了東虢（在今滎陽縣東北）；很快就成為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 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國”的範圍不斷擴大。如齊國雖是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在中心。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自然應該進入“中國”的行列了。 春秋時的“中國”還具有民族意義。 如秦國，不僅已經從戎人手中奪取了豐、鎬和周人的發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勢力已足以與晉、鄭等國抗衡。這樣一個大國，又佔有原來的“中國”，照理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但由於秦人出於東夷，又長期處於戎狄之間，因此在春秋時代始終被“中國”的諸侯看作“夷狄”，擠不進“中國”諸侯會盟的圈子。 又如楚國，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荊蠻地區，與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春秋時，楚國已非常強大，攻滅了周圍不少小國，還多次出兵中原，威脅鄭、蔡等國。但楚國非但沒有因為實力強大而被承認為“中國”，還被認為與北方的狄一樣危害“中國”的南夷，楚國滅鄧、谷，伐鄭、蔡的行動被看成是與狄人滅邢、衛相呼應。 對這樣的形勢，《春秋公羊傳》的作者驚呼：“夷狄也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夷和狄嚴重地危害中國，北邊的狄人與南邊的夷人相呼應，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線一樣維持著。）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稱為“救中國”的“王者之師”，受到高度讚揚。 孔子提到輔佐齊桓公的管仲時，也極口稱頌他的“仁”，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袒矣！”（要沒有管仲，我就得披著頭髮，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飾了。）可見“中國”的標準有極強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標準中，文化比血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如吳國的國君出於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長子，論血統是最高貴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後“文身斷髮”，完全服從當地荊蠻的習俗，當了荊蠻的首領。燕國的始祖召公與周同屬姬姓，在周成王時曾與周公享有同樣地位，以陝（今河南陝縣）為界劃分兩人治理的範圍。 但燕國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時，吳國和燕國都被排除在“中國”之外。 到了戰國，小國已被滅得差不多了。餘下的七雄中，齊國本來就是“中國”；韓、趙、魏是從晉國分出來的，自然繼續為“中國”；秦、楚、燕三國也被承認為“中國”了。 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向南擴大至四川盆地，秦國還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與秦國一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後期，“中國”的範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秦國的舊地不僅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國”中的“中國”。而且從理論上說，秦漢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顯然，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 一般說來，一箇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之爭 正因為“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經絡是模糊、不確切的。 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邊遠偏僻的地區看成為非“中國”。由於沒有明確的標準，人們往往只是根據習慣，所以不僅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就是在同一時代，說法也會不一樣。有些地區已經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經濟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為可以躋身“中國”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國”看來，它們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 以後它們被承認為“中國”了，又有相對落後的地區被看作非“中國”。 在西漢時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漢人聚居區對周圍少數民族地區早已以“中國”自居了，因為從戰國後期歸入秦國至此已有百餘年時間了，這些漢人又大多是關中移民或其後裔。 可是在關中平原中下游地區的人們的眼中，四川或許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今天的江西，那時已經正式設置了郡縣，是漢朝疆域的一部分，卻還沒有被一般人當成“中國”。到了唐宋時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們接受為“中國”了，但偏僻的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卻未必能享受這一殊榮。 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稱“中國”就不成問題了，但云南、貴州一帶還被當作非“中國”。“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文化區，所以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與領土的歸屬有時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河西走廊從公元前2世紀末歸入漢朝以後，人口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貧民、戍卒和罪犯，以後又遷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數民族，漢文化的水準很低，所以長期被排除在“中國”之外。 但從西晉末年開始，中原文化層次高的移民不斷遷入，在十六國時期的特殊條件下，河西走廊地區的漢文化迅速發展，到了北魏初期儼然成為正統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淵藪，人們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認為那裡是非“中國”了。 今天的福建，從公元3世紀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設有閩中郡。 但漢武帝征服東甌和閩越以後，將當地越人內遷，以後雖然恢復了若干縣治，但漢人遲遲沒有遷入。所以直到東漢末年，這裡明明是漢朝會稽郡的屬地，而從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達今越南北方的大學者許靖卻說他一路過來“不見漢地”。福建連漢地都不被承認，當然更不是“中國”了。 相反，從東漢後期開始，黃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漸成為匈奴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到了北朝時，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由於他們已經變牧為農，接受了漢族文化，就從來沒有人對那裡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出異議。可以說，廣義的“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都是“中國”。 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兩種標準同時並存，不僅引起了地區之間的“中國”之爭，也引發了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在處於分裂的情況下，“中國”就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在成為分裂的雙方或各方爭奪的主要目標。 西晉滅亡以後，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了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髮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當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和南朝政權只不過是偏於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認南朝的“中國”地位，更何況南朝也已歸入了自己的版圖。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 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了這一觀點，唐初修前朝歷史，南方、北方分別編纂。儘管由於作者個人的立場和感情，修成的史書實際並不會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寧、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採取了五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中國和中央帝國 在明朝以前，外國人如何稱呼當時的中原王朝，我們還不大清楚，因為像《馬可波羅遊記》這樣專門記載中國情況的著作畢竟不多，而東方的歷史文獻大多用漢文，與中國的沒有什麼區別，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 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來稱中國，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 但是人們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員和學者也在所難免。 像魏源（1794－1857）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國”一詞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臺灣在內。 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國突厥）等等。 我們以前往往將這類稱呼看得非常嚴重，認為這是西方人別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實應該在時間和對象上加以區別，可以認為大多數西方人並無惡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這種混淆連魏源這樣一位愛國的傑出學者都未能避免，外國人這樣用也就不心大驚小怪了。 有的學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經使用了“中國”一詞。 以後在列強同清朝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我們應該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儘管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相當明確了，清朝的正式名稱還是清、大清或大清國。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之所以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統的心態，即著眼於“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 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就像我們稱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為美國，並無稱讚它美麗的意思；稱France為法國，自然也毫無該國崇尚法律的含義。但在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範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歷史上的中國 說到這裡，道理就很清楚了。我們今天講歷史，講歷史上中國的統一和分裂，應該有我們的特定含義，而不是運用當時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後不一致的概念。 我們所說的中國，絕不應該等同於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這些中原王朝，也不應該等同於漢族聚居區或中原地區，而必須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理範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 那麼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國的領土為範圍呢？這自然是最簡單的，但顯然不妥當。 因為由於一百多年來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中國已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立國之初的領土，無法反映當時的實際。所以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範圍。 具體地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領土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本文所謂昔日的天下，就指這一遼闊的地區。在這一範圍內的地區，大多在歷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有的曾經歸屬中原王朝的管轄，有的曾由當地民族或非漢族建立過政權，而這些民族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應該強調，我們選擇這樣一個範圍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廣大，而是由於它能比較全面地反映中國疆域發展變化的結果，便於從整體上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並能前後採用同一個標準。事實上，這一範圍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過鹹海之濱，元朝的北界遠達北冰洋，朝鮮的北部曾經是漢朝的郡縣，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個布政使司（行省）。 具體到題目，因為春秋時期的中國，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所以說，秦、楚的舊地在春秋時期就被稱為“中國”了。是錯誤的。
普加喬夫
如果那時候的方士告訴秦始皇地球另一邊有長生不死藥，全球早就一統了。。。
招財阿狸
現在也有外星人，在42光年外，你去不去攻打？
棋人棋道
秦國爭百越，你知道打到哪裡了嗎？。完了你再提問。[捂臉][捂臉][捂臉]
用戶5536266435908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早期的中國，人的溫飽問題都沒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鬥一刻都沒停歇過，國家和人民的生存問題都得不到保證如何去討論詩和遠方？蒙古帝國當時無敵般的存在，才會去遠征，希望這樣回答能幫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