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藝口袋文庫推出“知人系列” | 中信大方推出一檔文學主題播客“跳島FM” | 梵高生日這天畫作《春日花園》被盜 | ......
作為一名寫作者，同時身為湖北省作協主席的李修文，在這次疫情面前，被追問最多的問題也許是：你會書寫這次災難嗎？他在接受一些採訪時曾多次表達了他所認為的作家與災難文學間的關係：“我認為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當生活將你打回原形，他認為作家要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煉，不然，災難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寫作互相抵消。為此，他不僅關注自己的內心，也盡力體會別人的內心，這也恰恰是作家這個職業的職責所在。
對社會和民生的關懷早已內化為他的寫作倫理，今天我們推送的評論文章聚焦他的近作《致江東父老》，本文作者指出近年來，李修文作品中的情感明顯多了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這種飽嘗人間冷暖卻依舊投入生活的情感，才是散文所要追求的生命氣象。同時借用本雅明評論普魯斯特的話說，李修文“並非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去描繪生活，而是把它作為經歷過它的人的回憶描繪出來”。
01
“兩個我”與“真正的寫作”
《致江東父老》中的“我”常常作為一個“失敗者”的形象出現。這種“失敗”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的物質和尊嚴的匱乏，還意味著作為精神領域生產者的“難產”。在《七杯烈酒》中，李修文把最後兩杯酒留給了自己，因為“三個月以來，在這石圪梁村裡坐臥、遊蕩和狂奔的，其實是兩個我”：一個是肉身在現實中的失意者，一個是渴望精神還鄉的寫作者。
李修文的這“兩個我”，無意間道出了敘述人身心的巨大分裂。“嚴重的時候，一個我，幾乎容不下另外一個我。”前者的“我”如同牢籠中被豢養的動物，而另一個“我”總想要虎口脫險，逃出籠子。這似乎印證了那句“身體和靈魂總有一個要在路上”。
李修文
而從理論上說，這又不過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又是每個人特別是寫作者都要思考的問題。李修文通過敘事不僅確認了“兩個我”的存在，還堅定了寫作者的“我”應排除的干擾和領受的一切。
真正的寫作，如果你要它來，就得首先推開那些無用功和過路人，像另外一個我，在雨水裡泥沙俱下，又在春風裡滴血認親。
此番論述，不應只當作小說家虛構的戲言，而應看作進入作品的入口。在現代文學藝術中，除了某些形跡可疑或自我標榜式的“元小說”“元敘事”外，敘述者一般不會直接袒露作家本人的創作意圖，而是極力掩飾自己的內心活動，甚至有意與讀者進行潛在的博弈。
然而，《致江東父老》卻是以極其坦誠的姿態建構出一個開放的文本。李修文屢屢念及創作的艱難與流產，現實生活的不易，還有那無處安放的靈魂。
他甚至不惜將人與動物並舉。開篇的《猿與鶴》，那個“鑽火圈，踩自行車，作揖，做鬼臉”的猿，何嘗不是為生計在眾人面前渾身解數的“他”呢？“他之不死，和那隻猿之要死，豈非就是一回事？”必須承認，我們在現實中可能大多時候都只能是這個在眾人面前“獻醜”的猿。可是，我們不能忘記，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一隻鶴，只是這隻鶴“在雞群裡呆的時間太久了”。當我們最終想起身體裡那隻鶴的存在時，我們卻已經喪失了飛上天的能力。
出版社: 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9-9
不妨回到文體的問題。從文體的角度看，這種發自作者內心的比附究竟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小說還是散文？《致江東父老》顯然不是近年十分流行的“非虛構”，就像李修文並不認同虛構/非虛構的劃分一樣。
李修文的寫作融合了真實/虛構、散文/小說，按照作家的說法，它旨在恢復中國古代文章的傳統。這一傳統與西方對文體的劃分彼此獨立，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對照，但對寫作者而言卻是一次脫胎換骨般的嘗試。倘或運用得當，勢必對散文乃至整個文體的概念構成強大的衝擊。
《致江東父老》收錄的與其說是散文，不如說是文章。這反倒有效處理了散文文體與虛構/非虛構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寫的是文章，誰還會在意你寫的是真實還是虛構？換言之，如果文體自身構築起一個堅固而完滿的故事世界，那麼其屬性就變得不再重要。
事實上，李修文將小說、散文、戲曲、電影等多重文體、手法運用於作品中，使之成為一個開放而略帶冒犯的先鋒性文本。從這個角度說，《致江東父老》拓展了散文寫作的邊界和可能。在真實性不斷被懷疑和解構的年代，《致江東父老》的出現是別有意味的。
02
回到“人民性”的高度
在上一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李修文直言“人民與美”作為“餘生裡繼續膜拜的兩座神祇”：
“是的，人民，我一邊寫作，一邊在尋找和讚美這個久違的詞。就是這個詞，讓我重新做人，長出了新的筋骨和關節……剎那之間，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寫作，感激寫作必將貫穿我的一生，只因為，眼前的麥浪，還有稻浪裡的勞苦，正是我想要在餘生裡繼續膜拜的兩座神祇：人民與美。”
李修文堅守的“人民與美”是他散文寫作一以貫之的最為內在的精神品質。《致江東父老》中的“人民”是過氣的女演員；是揹著觀世音菩薩瓷像苦苦尋找兒子的老秦；是車站裡為母親招魂的中年瘸腿男人；還有即使眾叛親離依舊義薄雲天的“關二爺”；為救小女兒匍匐在夜市老闆腳下不停唱歌的窮人；榆林城裡苦苦等待師父的瞎子；在親戚家受盡屈辱只為兒子能吃上一口魚的母親……
這些小人物不再只是作為背景化或符號化的存在，而一躍成為作家主要表現的對象。這些極為日常卻又最易被忽略的面孔重新進入敘事的重心，顯然是作家有意為之。
儘管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無法擁有話語權，甚至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更不可能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但作家卻可以將他們作為敘述的中心乃至世界的主角，重新顯露並喚醒他們被遮蔽的身影和聲音，而這正是文學所獨有的魅力。
《致江東父老》寫的大多是窮苦人，而非底層。面對苦難，他們首先是以沉默者的姿態出現。“所有的河山都像怯懦的受苦人一般在夜幕裡忍氣吞聲，也不肯現形。”受苦人雖苦卻無以言表，但他人意義上的沉默者作為“絕對純粹自我”，而走向“對自我的接近”。沉默者通向了更為絕對純粹的自我，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反諷。但結合李修文沉潛十年後的爆發這一事實，又不得不令人驚歎沉默與聲音的辯證法。沉默者言說的力量是巨大而驚人的。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與美”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人民真正在文學的意義上擁有了美，這固然是文學的力量使然，但從本質上說卻是人民自身的美。《致江東父老》中的人民是一群生活不如意的人們，互相有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遭遇。他們渺小卻並不卑微，更煥發生命的尊嚴和光輝。
歸根到底，這源於李修文看待美的深刻而獨到的方式：“我不是迷戀美本身，美本身是非常脆弱的，美只有存在於一個更寬廣的美學譜系裡才能呈現它自己的生命……所以，對純粹的‘美’我一直抱有警惕，但也發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種相對鮮明的個人美學。”應該說，李修文找到了屬於他的“相對鮮明的個人美學”，並將其寓於更為廣闊的美學譜系之中。而這個更為廣闊的美學譜系正是以人民性為核心建立起的“人民美學共同體”。
03
“有我之境”的抒情敘事
《致江東父老》儘管帶有小說化的因子，但卻並不靠故事情節來推動敘述，而是沿著作者強烈的情感貫穿全篇。這自然得益於散文文體自身獨有的情感品質——相比於其他文體，散文最適於抒情，也最易於抒情。
但散文中的“情”卻常常因為抒情者缺少穩定的價值體系而流於空洞和浮誇。李修文的散文情感濃烈、熾熱，而又純粹、細膩和包容。他寫下天地人世間的不幸與苦難，卻又始終以赤子之心體悟這世上的所有離亂與不堪。
《致江東父老》中的“情”是真性情，充盈的是作者行走於大地間的切身之感和切膚之痛。作者的眼見之景經由敏感細膩的內心轉化為心中之情。將全身心投入到外在世界與所寫對象之上，顯然是“有我之境”的寫作，它使景物也帶上了作者情感的烙印。毫無疑問，李修文的寫作是“有情”的，這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王國維對李煜詞“不失其赤子之心”“血書”的評價。
李修文的“有情”雖然可以追溯到《滴淚痣》《捆綁上天堂》等早期小說之中，但近年來，李修文作品中的情感明顯多了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這種飽嘗人間冷暖卻依舊投入生活的情感，才是散文所要追求的生命氣象。
出版社: 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年: 2002-4
《致江東父老》寫出了天地間的凜冽與溫暖、殘酷與仁慈，也寫出了人世間的扭曲與挺立、脆弱與頑強。在作家強大而穩定的價值體系下，所有的不忍終將化作普通人最後的尊嚴，召喚出他們生命中彗星出現的時刻。正是在李修文的筆下，人民找回了自己失落已久的生命意義，以及人與人之間因情感而非利益結成的紐帶關係。
“那些被吞噬和被磨蝕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將它們重新打撈起來；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決了，他們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熱淚和黑鐵澆灌而成的紀念碑。”借用本雅明評論普魯斯特的話說，李修文“並非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去描繪生活，而是把它作為經歷過它的人的回憶描繪出來”。
江東父老的感喟是英雄末路時的哀歌，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絕，蘊含了對自身的無奈，和對親人的不捨和告別。讀《致江東父老》很容易讓人落淚，這是因為作品浸潤著作者濃濃的情感和理想，而這些在現實境遇中早已潰不成軍。倒不是說李修文以“有情”之筆反襯“無情”之現實，甚至也不僅僅是跨越文體界限那麼簡單。
我以為，李修文的抒情暗含著他把文學藝術作為審美烏托邦的救贖與想象。在“有情”作為表層結構之外，另有潛在的深層結構亟待發現——那就是，退回到文學最為本質的審美層面。他認定審美本身便是意義，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這固然與李修文的詩學觀念密切相關。在體悟了世上的磨難與艱辛、生命的不幸與猝然之後，重新回到文學（特別是古典文學）感時傷懷的傳統，無疑意味著一次全新的再出發。
在李修文這裡，文學審美形式的轉變同樣是世界呈現自身意義、變化的結果，而無需再借外部他者加以確認。其結果是，文本本身擺脫了反映論式或社會學式的對現實的從屬地位，而形成了對現實的重塑。
好的散文不會囿於文體的侷限，而是有著天地之寬的博大與仁慈，更會通往宇宙和生命的終極思考。《致江東父老》融合並汲取了多種文體之優長，在提升散文品質的同時也開拓了文體觀念，確立起作家獨特的“修文體”風格。他轉而向“傳統”和“民間”尋求資源的給養，於抒情敘事中吐納芳華，涵養山河。
這些，都凝聚在他心中念及的“人民與美”之中。在李修文的筆下，人民煥發了屬於自身的美。沉默者得以言說。
配圖：unsplash圖庫
新年文創季
郵發代號：3-22
閱讀更多 文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