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中的城市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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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炎熱午後離開重慶，飛往伊斯坦布爾。路途中轉北京。穿過漫長到達廳，乘機場內部輕軌轉國際出發廳。夜間國際航班人數稀少，首都航站樓顯得空曠，一眼看不到邊的靜寂——雖然四處依然是花花綠綠的商品、廣告和昂貴的咖啡店、速食店。
經過一夜的飛行，到達晨光微曦的伊城。抵達大廳裡是免稅商店、手機店、禮品店和進出人群，出門後高速幹道轉城市幹道。微暗天空裡的紅綠燈特別醒目。接我們的旅行車在一紅綠燈處u型轉彎，轉進了石釘鋪的路面，爬在三、四米寬的街道上又轉下，彎過密集樓房，殘垣和斷壁，最後斜斜地停在種滿花草的小旅館門口，路上不見行人，只有靜靜的城。我想，這一u型轉彎是從現在轉回到了想象中的遙遠的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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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的窗戶看出去是一座巨大的石頭清真寺，真令人驚訝。兩天漫步在伊城的大街小巷之後，這種對於現在的驚訝轉為對歷史的驚訝和想象，對散佈在伊城數不清清真寺不斷相遇後的慣常。窗外大穹頂下是大大小小的穹頂，高聳的邦克樓立站一邊，另一邊樹的繁盛枝葉在風中微揚。鳥在空中劃線，或者就只是蹲坐在穹頂上，咕咕地叫。
在伊城逛悠的時候，走著走著就聽見邦克樓上的召喚低沉悠揚，這一座清真寺稍停，另一座清真寺又開始，連綿的呼喚在這個城市的上空迴盪，穿滲人心。四處趕來的男人們拖下鞋進入清真寺，女人們包上了頭巾，有些還穿上黑色長衣進入清真寺。我也曾多次看見男人獨自面對壁龕祈禱、跪拜又祈禱，然後又趕著回去工作。
這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窗外的清真寺
無處不在的清真寺
窗戶前的桌子上有一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書的扉頁上寫著“美景之美，在其憂傷”。書中他說，伊城是一座“呼愁”的城市，一座止不住的憂鬱的城市——這飄蕩在城市上空的每一召喚，大概就是這座城市最深的“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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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閱了帕慕克的這本一個人的城市書寫。書裡並沒有寫到大巴扎——我是略帶急迫的心情閱讀著這本書，試圖快快窺探這個城市的一面——大概是沒有吧。但四面八方越過重洋抵達伊城的人們，大概也沒有不來大巴扎的吧。這可能是一個全世界至今依存的最大、最古老和最複雜的市場。
這裡像極了一個群蟻湧動、忙忙碌碌的蟻巢。“蟻巢”並不是只有一個出入口，而是數不清的通道緊吸附著伊城，迎接送別來往的人群。每一個出入口並不巨大宏偉招人眼目，但只要踏了進去，裡間各種別樣的味道、衝面而來的斑斕色彩、密密集集的小商品、以及一不小心就要碰撞上的熙熙攘攘都書寫著這裡是大集市，一個歷史上是今天依然是的“大巴扎”。四處都會碰到各色香料鋪陳整個櫃子，散發著奇幻味道；藍色、白色、綠色等玻璃鑲嵌而成的檯燈、壁燈瀰漫著柔和的古老燈光；店鋪前的每一個帥小夥嘗試用各種語言和你打招呼，揣摩著顧客的國度，希望兜售出商品。
我想我是對的。帕慕克的書裡不會寫伊城是個大巴扎。那是曾經的鎏金溢彩極度輝煌，那是曾經的世界的中心，連威尼斯不可一世的商人都要俯首稱臣，為著這個大巴扎，不辭風浪從遙遠西邊的地中海趕來。相反，帕慕克想要捕捉住的伊城靈韻，是她黯淡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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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是個千年都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定都於此，續存了希臘文明也書寫著歐洲的歷史。它熠熠生輝的巨大財富引來無數客商和苦難，多次的瘟疫和十字軍東征幾乎摧毀了這座城。十五世紀，奧斯曼帝國取代東羅馬帝國，佔據這一咽喉要塞，重新書寫城市篇章。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城市的天空被無數高聳邦克樓穿刺；城市的天空於是瀰漫和激盪著阿訇們的低沉召喚直到今天。沿用了一千多年的君士坦丁堡也被絕然地塗改成伊斯坦布爾，徒留下一個歷史的標記。
人群湧動的大巴扎
二十世紀初葉，奧斯曼帝國被土耳其共和國取代，和其他的許多古老文明的地區一樣。這是一個民族國家興起的時期。新生的共和國要面對多樣和古老的歷史，面對各種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卻又必須踏入現代文明。如何動員民眾改善民生，再塑民族認同，是不長的共和國曆史文本的主要內容。
帝國遺存
今天（二零一四年八月十日）是共和國曆史上的重要一日。土耳其的總統從以前的議會選舉改為全民選舉，就開始於今天。前兩日在街上遇到一位同胞，她說她的一位土耳其同行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任教卻還沒有見著，這位法學教授回到鄉村老家去投票。昨天在亞洲的伊斯坦布爾街角廣場上小歇，安靜中突然聽見帶有音樂的廣播響起。近了才發現原來是現總理，也是最熱門的總統候選人埃爾多安在遊街宣講——廣場上的人們卻自顧聊天，不為所動，手中的那一小杯熱乎乎的紅茶才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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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BBC新聞報道，埃爾多安獲得近百分之六十的選票，在三位總統候選人中大幅勝出。我問小旅館的老闆把票投給誰了，他先是笑著說，這個秘密連老婆也不會告訴的，隨即說當然是埃爾多安。我在網絡上簡單查閱了一點資料，瞭解到埃爾多安執掌總理職位多年，過去幾年土耳其經濟的持續發展是他主導政策的結果。一般百姓的收入有了較大的提升，包括福利醫療在內的公共服務也有比較大的改善。
這和隔壁的希臘形成鮮明對比。有報道說，幾年前民意調查土耳其入歐盟，當時支持的人數超過七成，而至今卻不到兩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大概是埃爾多安勝出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個充滿著高度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促進資本流動和積累、同時還要維護社會正義（其所在政黨的名稱是正義與發展黨）仍然是難以處理的基本問題。在土耳其這一橫跨歐亞，同時也是各種文明交匯的區域，民族和宗教問題大概也比其他地方要更加難以處理。動員民眾，改善民生和強化民族認同仍然是基本目標。
政治似乎太遙遠空泛，日常生活才是真實。
多日在伊城高高低低的蛛網街道中行走觀看，這種經驗和在巴黎很是不同。相比之下，巴黎太正經，太理性，太有條理了！在伊城行走不會太期待目的地，你很有可能在下一個岔口就自動地偏離了原來的路線，只為著一轉彎就看到的清真寺；你會看到在極窄的人行道上，人們依然搬來座椅，再加上一個小桌，再來兩小杯熱騰騰的紅茶，閒話桑麻中看過往吵鬧人群；行走在路上，你也極有可能突然被一隻拿著礦泉水瓶的小手小胳膊橫攔住，或者，遇著路上的老少行人，盯著你的眼睛，詢問你從哪裡來。
這裡的許多房子因窄而顯高，疊疊地擠在一起，傍晚的時候，你大多會看見寂寞窗口一兩個老人聳著肩膀探出頭來，看著漸漸黯淡的日光和一條條長長的身影落在石頭街上。這是一個密密的城，也是一個迷城。
落日餘暉中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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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旅館休息，看探索頻道關於伊斯坦布爾的紀錄片。影片從修建連接歐亞的海底隧道開始講述城市的重要地理位置和發展，但這不是紀錄片的主題——文化的衝突才是它要表達的內容。故事開始講看來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學是否允許向戴頭巾的女生開放——卻是尖銳衝突的開始。女性“佩戴頭巾”是伊斯蘭文化的表徵之一，卻成為“世俗化”過程矛盾衝突的焦點。土耳其共和國的憲法中明確“世俗化”是共和國的發展方向，但近年來的“伊斯蘭化”趨勢使得兩者間產生了矛盾。這是文明與文化的衝突問題嗎？
街頭廣告中的穆斯林服裝的現代化
影片中講述了兩個當地有影響力的商人。一個代表地方中小企業主，以生產穆斯林婦女服裝為業。通過將時尚與傳統的結合，具有穆斯林風格的現代服裝獲得巨大成功，銷售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速率增長。另外一位是當地大財團的代表，講英語，參與土耳其入歐盟談判，強調“世俗化”進程。一個是穆斯林的現代化，另外一個更加的西化，矛盾也就在其中醞釀。其中還有一個鏡頭印象深刻。伊城西區要改造貧民窟立起現代的公寓。遍地廢墟中還留有最後一戶。這家的老先生撫摸著一本厚厚的書，對著鏡頭說，這個區長應該也是穆斯林吧，他怎麼能夠讓這本祖先留下來的《可蘭經》埋在廢墟中？
過客不能體會到伊城裡的暗流湧動。走在路上，常見到緊裹在黑衣裡的明眸，雖意識到文化上的不同，並卻不知這黑衣，這頭巾已是牽著關係千萬重。
餐廳中戴頭巾的女孩
街頭戴頭巾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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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的伊城晦暗中有溫潤的光。他說，“我喜歡由秋入冬的傍晚時分，光禿禿的樹在北風中顫抖，身穿黑大衣和夾克的人們穿過天色漸漸暗的街道趕回家去。
我喜歡那排山倒海的憂傷，當我看著舊公寓樓房的牆壁以及斑駁失修的木宅廢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爾看過這種質地，這種陰影——當我看著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漸漸暗的冬日街道時，我的內心深處便有一種甘苦與共之感，彷彿夜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街道、屬於我們的每一件東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彷彿我們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臥室裡，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們失落的繁華夢，我們的昔日奇夢”。這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帕慕克對伊城的感知和凝視，是我最喜歡的一段。
過客的伊城不會有這般情景。我常看到街邊有一些小店，店裡懸掛和兜售各種精緻的圖片。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看遠近大小清真寺坐落在密密的城中，在雲霧暗淡和碧水微瀾間看高低的城市輪廓線，邦克樓林立，是最常見的伊城影像。
這一暮氣沉沉的影像似乎還牽連著一點帕慕克的憂鬱和晦暗。我也多次看見圖像中有海上冒著濃煙的輪船，瀰漫的煙霧遮擋了夕陽中的清真寺——大概從遙遠西方駛來的巨大機動輪船曾給伊城居民留下深刻印象，留在了藝術家的畫布上。我也曾見到下雪的城中紅色有軌電車迎面駛來的圖片，這也是畫家筆下的常有景象。還有一些是色彩斑斕的細密畫、孩子說的蝌蚪文、旋轉舞、索菲亞清真寺、古城市地圖等圖像。
這些經過篩選後的歷史碎片被重新解釋、複製和銷售，佔據和充滿了過客的伊城想象。於是城市通過被複制和告知而存在。
畫家筆下的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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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舞”其實是伊斯蘭教的分支蘇菲派的一種修行方式。有資料說，這種不斷旋轉的舞姿和過程，是忘記當下，與神，與所愛之人在一起的方式。這一神秘舞蹈的圖像不斷地出現在伊城的街頭，令人好奇。
小旅館的主人聊天中還向我展示了一個有趣的小擺件。這是一個燭臺，小蠟燭上面懸掛了三片小小的蘇菲舞者剪影的金屬片。點燃蠟燭，熱氣上升就推動蘇菲舞者金屬片不斷地旋轉又旋轉。
在夜幕降臨的時候感受傳說中的神秘。我喜歡祈禱者出現前的音樂。三位身著長黑衣圓筒帽的演奏者靜坐一邊，用手鼔、胡琴和長簫鳴奏悠揚深遠的聲音，穿透深藍夜空，把人的思緒帶到靜肅和優雅的空間。
長長的演奏中另三位長黑衣園筒帽的祈禱者緩緩出現，相互緩緩鞠躬又鞠躬，最後並著一排，低頭靜坐。一段樂曲和吟唱之後，三人站起，立站三角位又相互鞠躬，隨著褪下黑衣，見一身潔白長衣。又接著換位鞠躬，加速換位中突然自轉，白色長裙瞬間展開如花朵，一朵朵綻開，不停旋轉旋轉直至樂曲按下，一切皆靜默。旋轉中舞者頭部微側，雙臂由開始的緊抱雙肩，逐漸展開，轉為左臂橫垂右臂豎直，接著展開，一手掌心朝上一手下垂隨舞姿旋轉，而最終又漸漸收回抱緊雙肩。
白色長裙瞬間展開如花朵
這異邦極為不同的音樂和舞蹈，使人回到古老伊城，想象人們曾經的生活狀態。（我完全不懂樂器，尤其是異邦的樂器。“手鼔、胡琴和長簫”是名稱的揣測，儘管發出來的聲音頗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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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有一天的日記中說，“今天我要描寫一整個的伊斯坦布爾”！接下來的文字中，他描寫了坐在城市的高處，看房屋高高低低，清真寺散佈其間，人群如螞蟻在街上行走；接著他就轉到了他喜歡的土耳其美食去了。怎麼才能寫“一整個”的伊城呢？這可是一個雄心壯志的計劃和困難的命題。我看到一些資料介紹伊城的歷史、地理、人口、經濟和藝術等，這是教科書的寫法，雖然有點用處卻寡然無趣。
大衛·哈維借用巴爾扎克、福樓拜的文字，用杜米埃的漫畫、用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來描寫和分析“一整個”的奧斯曼巴黎。他說，我們有很多城市中的理論，卻沒有城市的理論。他欣賞卡爾·休斯用文學、繪畫、建築、音樂和心理分析等內容來建構“一整個”的“世紀末的維也納”。哈維和休斯的文字大概是最深刻的城市研究文本，卻少了一份想象和溫潤。從這一點上說，我喜歡卡爾維諾
《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哲理、奇異與優美，他創造的“一整個”的想象之城。還有一種，就是躺在床頭的這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個人的生命在城市漫長和輝煌的過去與尷尬和敗落的當下、在熱烈模仿西方與面對東方本體的矛盾中成長。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地方學者的內省和西方人的眼光中，在各種社會過程中，帕慕克書寫了這本個人的“一整個”的伊城。10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城。據說伊城有人口一千四百多萬，是歐洲最大的城市，中東地區的第二大城市，全球的第五大城市——從城市人口數量而言。這一千多萬人，每個人觀念中的伊斯坦布爾會是怎樣大概只有上天知道。過客心目中的伊城往往被各種媒體支配。孩子今天畫了一幅幾日來的伊城印象，夾雜著簡單的說明，說清真寺特別多、貓特別多、烤肉特別多；畫裡還很形象地繪製了旋轉舞、幸運之眼、冰激凌和一小杯紅茶。
我揣摩著滿城清真寺和伊城人生活之間的關係。清真寺的修建是地方財富積累和物質轉換的結果，這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勞動剩餘主動或者被動抽取轉移到清真寺，也意味著長期艱辛的工作。這種歷史慣性是否會影響到今天的伊城呢？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概括幾天來的感受，“密”也許是最恰當的字眼。這種“密”的感覺很不同於中國很多大城市裡高密度人口的“密”，而是一種多樣性的“密”加上小規模商業的密集。多樣性的“密”是對於古老歷史不同階段遺留景觀的感知，這在老城尤其明顯。小規模的商業卻是無處不在，它們是伊城的本底顏色。小旅館的周邊，我看到好幾處半地下室是製衣的小作坊，在街道已經深暗的時候還亮泛著桔色的光。我想，他們的伊城大概很不同帕慕克的城。
鳥瞰伊城
細密之城
細密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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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城有兩種不同的公共空間，一種被來來往往的過客們毫不客氣地佔領，一類屬於當地居民。說過客們佔領大概有點誇張。在索菲亞清真寺前的廣場，除了閉門的週一以外，永遠都是遊客長龍；各種膚色和麵貌的人拿著照相機，或者手機來回拍照，拍自己，拍合影，拍噴泉，拍清真寺，拍廣場上游蕩或熟睡的貓和狗；一長串旅遊大巴擠在路旁，等著吃進旅客又趕忙開走。但廣場上當地人也不少。賣鹹水玉米的、礦泉水的、各國旅遊小冊子的、按盒出售西瓜的、榨橘子或石榴汁的、當地陀螺玩具的、不知名的竹子樂器的、一邊賣面巾紙一邊乞討的，還有管理秩序的警察和他們的Smart小車。只有在夜幕降臨阿訇的第五次召喚後，在路燈已經顯得明亮鵝黃以後，這裡才會漸漸沉寂下來。然而也只是短短的幾個小時，明日一早故事還要再演重演。
在伊城的Uskudar住了幾日，遊客很少過來的亞洲區部分。這裡有不少街頭廣場。在一個四周都是商業的公共空間，我看到中下午的時候，老人們在樹下襬上幾杯紅茶，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就只是靜坐在那裡，看路上行人，噴泉流水。年輕的媽媽帶著小孩，推嬰兒車出來曬太陽，順便在街角買一兩個冰激凌。小廣場的背後是清真寺，阿訇召喚後，便有許多人跪坐寺內外禮拜。還有一個社區廣場種滿了懷抱粗的梧桐，一邊是各種健身器械和孩子們的滑梯、蹺蹺板和鞦韆等，另一邊是斜坡地，四周就是住宅區。老人們在這裡聊天，看孩子奔跑嘻戲；年輕人三兩個一群，或坐或臥。今天下午我還到Bebek的一個海邊社區公園，看孩子們勇敢地跳入海中游泳隨即又爬上來再跳進去。
兩種伊城都是伊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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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裡有各種各樣的人，和不同人聊天得到很不同的經驗。我遇到過從古巴、敘利亞、馬耳他等來伊城工作的人。從古巴來的小夥子在一家銷售油畫的店鋪裡工作，幾年前來到土耳其。他說很想有機會到中國旅行，隨即轉身到小房間拿出他的餐具，裡面有一雙筷子。他說旅行使人視野開闊，可以對比自己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狀況，反省國家的宣傳。他還說，在古巴只有極少數人可以使用互聯網，對於民眾開放的互聯網相比於工資費用太高了。從敘利亞過來的小夥子說，國家現在戰爭很不安全，他把老婆和四個孩子都帶到了土耳其。他在伊城工作，老婆孩子放在幾百公里之外的城市。
幾天前的傍晚遇到一位當地大學生在街頭賣各種小冊子。聊天中他的一個問題是“聽說中國的東西很便宜？”在商店裡多次搭訕中好幾位店主都說去中國做過電腦、皮革等生意。一家錶店的小夥子說，他一定要去中國，這會有助於未來的business。下午坐在路邊cafe等船去王子群島時，同桌子有位土耳其中年人。聊天中得知他生在伊城，一直住在這裡，今年五十三歲；原來在土耳其航空從事地面機修工作，現在已經退休。工作時每年有一次免費乘坐土耳其航空旅行的機會，由此他來過中國，去過北京、上海和香港等。我問他退休後做些什麼，他指指倚靠在椅子扶手上的釣魚杆說，每天去釣魚，可惜今天無所獲，在這裡喝杯紅茶再回家。聊天中，他還說毛澤東在伊城的老一輩人中很有名望。
旅途中還巧遇一位在南京讀書的沙特籍大學生（如果我沒有聽錯國籍），會一點中文。我問他對於伊城有什麼感覺。他說，一個人旅行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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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kudar居住的幾天中，幾次帶孩子到街角的公園。孩子在旁邊玩耍，我就只是坐著，或者帶上一本書，隨意閱讀。接近中午的陽光明媚卻不耀眼，透過高大樹林的繁茂枝葉，投落到石子鋪成的小路和斜草坡地上，斑駁光影隨微風跳躍搖曳；更遠一點的草地是深綠的明亮。這裡的風並不狂野，可也不輕柔，吹拂在肌膚上，是一種爽朗的微涼和明快。
公園裡有很多鴿子和烏鴉，它們大多不懼怕人，或者就在你面前昂首踱步，或者停歇在樹枝上。一待有人餵食便群擁而上，幾十只鳥從四面八方飛尋過來，一時間甚是壯觀。待它們完成覓食，又忽地飛到小溪飲水。這裡最多的是老人和小孩。常有老先生或者老婦人獨自一人坐一條長椅，看過往行人，看孩子們嘻戲奔跑；或者，就是眯眼打盹。也有一些過路行人，停坐下來稍歇，打個電話、喝口手中的飲料隨即就接著前行。接近黃昏時，明亮的陽光變成了溫暖的米黃，可孩子們依然還是那麼的歡悅雀躍；三三兩兩的人群在草地上鋪開布墊，坐著聊天；也有人獨自在閱讀。
我想起列斐伏爾對於日常生活“節奏”的研究。他大概說，幸福存在於moment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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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說伊城有三個區。一個是金角灣南面的老城，一個是北面的歐洲新城，還有一個就是隔著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亞洲區。但可能在老伊城人的心中，亞洲區不是這個城市的一部分。在一本《一個土耳其人的家庭》的紀實文學書中，有張伊城地圖就只有老城和新城。
亞洲區隔著寬闊的海峽，要把它緊密聯繫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買到的另外一本書，《不可思議的奧斯曼帝國方案》中就有聯通歐亞大陸的構想——可那是十九世紀的事情了。直到2004年這一橫跨亞歐的海底隧道工程才得以實施，歷經漫長的9年建設後正式開通。這個處在水面底下約55米的馬爾馬拉隧道據說未來極有可能面臨地震危險。車站的等候區張貼著一排宣傳畫，展示設計與建設的示意圖片，解釋如何應對相關問題；廣場上的大屏幕反覆播放著視頻，尤其是埃爾多安在建設過程中的影像。
從老城區看歐洲區域亞洲區（歐洲區在左手邊，亞洲區在畫面上端）
歐洲區突出的加拉塔
歐洲區獨立大街上的一家書店
這一隧道據說是連接歐亞大陸最快的通道：只需要4分鐘。啟用當天，埃爾多安說，馬爾馬拉隧道連接了東西的北京和倫敦。可是，對於伊城來說，她仍然處東西之間，在西化和深厚的歷史與宗教文化的碰撞與衝突之中。這4分鐘意味深長的連接，未來是激化碰撞與衝突還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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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子裡有一家設計和銷售T恤的店鋪，衣服上的圖案、文字大多有關於伊城。其中有一張畫了三個三角形，代表伊城的三個核心區，相互之間的間隙，就是金角灣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了。圖形上面標滿箭頭和文字，有歷史有當代的內容，有美食音樂建築標誌等等，是作者理解的城市意象。然後，圖形上方用大大的粗體字母寫著：“They call it chaos. we call it home.”（他們叫她它雜亂，我們說這裡是家），“家”這個字很溫馨。
巷子一頭接了出去是熱鬧的、永遠人潮湧動、chaos的獨立大街；另外的一頭，雖然和獨立大街只隔一個街區，卻冷清許多的、只有三、四米寬的車行道。道路兩邊是六、七層的窄房子，密集靠擠一起。這些房子大多是帶有裝飾的傳統樣式，即便是新房子也多帶線腳。我看到有人在這條街上貼放海報，其中一張是“Istanbul modern”——是伊城太老了嗎？
伊城不止是清真寺、大巴扎。沿著地鐵向城外半個小時，就會看到帕慕克在書中寫的sprung up的cement和玻璃幕牆建築群，落在密集的、貼著馬賽克外牆的公寓樓間；高架橋上機車飛奔，直升機在空中飛巡；在新發展區，超高層建築替代尖細的邦克樓支配了城市輪廓線——雖然新建的清真寺依然散落各處，鍍鋅鐵皮顏色的穹頂在陽光照射下明亮異常，阿訇也還是一樣一日五次召喚；各種國際品牌扎堆超級mall裡，戴頭巾不戴頭巾的女孩子們都在mall裡逛悠。但這裡的現代房子大多機械和規矩，缺乏生氣和當代的創造。從這點上看，伊城輸了巴黎。
伊城需要向巴黎、倫敦學習嗎？
地產廣告中的伊城
現代伊城
商場裡包頭巾的女孩與現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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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西方並不是一種概念……它一直是一種工具。只有在將它當做工具時，我們才能進入‘文明進程’。我們渴望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東西，因為我們在歐洲見到了它們。
我們用歐洲的威望來證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們國家，歐洲的概念使訴諸武力、激進的政治變革、無情的割斷傳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大家認為西方強調上述的歐洲概念，反映實證功利主義。有了這樣的想法，很多東西，包括從增加婦女的權利到違反人權，從民主到軍事獨裁等等，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在我的一生裡，我看到我們所有的日常習慣，從餐桌上的舉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發生了變化，因為‘歐洲人是那麼做的’。這些事情我反反覆覆地在收音機上聽到，在電視上看到，還曾聽母親說過。這種論調不是基於理性，而是排除了理性”。
這是一段帕慕克在寫安德烈·紀德中關於土耳其（還是伊斯坦布爾？）與西方關係的講述。如何在民族國家建立後獲得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始終是中產階級的焦慮。在同一篇文章中，帕慕克最後還說：
“西化者首先為自己不是歐洲人而感到羞恥。而有時，他又會對自己為了成為歐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恥，儘管事情並非總是如此。他在努力成為歐洲人時，丟掉了自己的身份，他為此感到羞恥。他對自己是誰感到羞恥，對自己不是歐洲人也感到羞恥。他為這種羞恥本身感到羞恥；有時，他會抱怨，有時他會無可奈何地接受。當他的這種羞恥為大家所知時，他又會惱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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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還有另外一本書《雪》（Kar）。如果說伊城代表土耳其最西化的城市，那麼《雪》中的卡爾斯（Kars），土國的邊城，可能是最遲緩的城市。這是書中的主角四十二歲的“卡”（Kar）的邊城記憶。在天色昏暗之時，流亡德國十二年的卡在最後一刻踏上通往遙遠的卡爾斯的公共汽車，雪就開始飄落下來。
卡做為伊城《共和國報》的臨時記者，去卡爾斯調查市長選舉和年輕女子們的自殺症，心中卻想著在當地的、美麗的大學女同學Ipek。卡一到卡爾斯，就陷入和糾纏與各種不同人，更確切地說，各種不同宗教和價值立場的人的交往，從社會底層的人到無所不在的便衣警察、警察頭子、教長、狂熱的反對“世俗化”的宗教分子（也被稱之為“恐怖分子”）、做為市長候選人（年輕時也曾經是“西化”的追隨者）和Ipek前丈夫的老同學、單純而又熱烈的宗教學校的青年人等等，陷入了“世俗化”和宗教生活衝突的漩渦。
大雪斷了卡爾斯和外界的一切聯繫，一場政變在大雪中醞釀籌劃和戲劇性地展現在卡城人的生活中。看著鵝毛般的雪不斷飄落，從窗口，在鵝黃的路燈下，在衝突或偶然的一瞬間，卡寫出他已經多年沒有再寫的詩。
在伊城的朋友對卡說，如果想看看十二年來的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爾斯。
或者，也可以說，閱讀卡爾斯是理解伊城的一種，可能是最深刻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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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帕慕克安排了一位叫做“奧爾罕”的人來敘述這個故事，通過他來了解卡，敘說故事。《雪》的最後一段，奧爾罕告別眾人，離開卡爾斯：
“我坐了下來。鐵路沿線的人家裡橙黃色的燈光、看電視的破房間、從房頂上的矮煙囪裡冒出來的裊裊炊煙，這一切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見”。
我也坐了下來，在黃色的韓國“現代”出租車裡。車輛開過加拉塔，沿著石丁鋪的斜坡緩緩向下走，遠遠看到對面老城橫踞在暗藍色的天空裡，橙黃色的燈光照射著幾座大清真寺，清真寺之間的黑暗處有微微的點點亮光。車輛開過加拉塔大橋，兩邊似乎還有人在釣魚，老城越來越亮也越來越黑；車輛轉過沉寂的皇宮，沿著海岸線向西開。周遭的燈光漸漸暗了下來，我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架飛機閃爍著燈正努力爬入暗藍的天空。
本文圖片由楊宇振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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