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的《劇變》一書，比較和分析了7 個現代國家在數十年間所經歷的危機和選擇性變革。全世界有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在這本書中僅僅討論自己熟悉的7 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亞、德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其中有5 個是富裕的工業化國家，1 個是中等富裕國家，還有1 個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
戴蒙德曾不止一次探訪這7 個國家，會講或者曾經會講其中6 個國家的語言，在其中的6 個國家長時間居住過，最早可追溯到 70 年前。
也正因此，《劇變》是一本較為個人化的作品，採用了敘述性寫作風格。這是歷史學家傳統的寫作方式，論證過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來推進的，並非依靠等式、數據表格、圖形或者數據顯著性檢驗，而且研究的案例數量不多。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曾以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榮獲1998年普利策獎及英國科普圖書獎，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種黑猩猩》也曾獲英國科普圖書獎。戴蒙德是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經常從歷史視角審視人類不平等、文明演進等宏觀議題。
戴蒙德沿襲自己以往的敘事風格，從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生物進化等跨學科視角，展現了人類自古以來何以應對危機的歷史沿革，並諫言國家、企業及整個人類社會如何從個人應對危機的進化邏輯和生理變化中得到啟示。
近代日本國門被迫開放、蘇聯入侵芬蘭、智利皮諾切特政權的遺產、蘇哈托大屠殺後的印度尼西亞、德國戰後重建和澳大利亞對後殖民身份的尋求……在這些國家的實際應對中，戴蒙德以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12個因素加以對照分析。在這組樣本的基礎上，他進一步發問：是否只有由危機引發的劇烈變動才能激發國家進行重要的變革？特定的領導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歷史的進程？
下文摘編自賈雷德·戴蒙德《劇變》一書的結語部分，有刪節，由中信出版社授權轉載。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賈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
原作者丨賈雷德·戴蒙德
整合 ｜ 董牧孜
一、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
承認危機的存在對個人來說比國家要簡單，因為前者只涉及個人對自己是否身陷危機的認識，而無須獲得國民的一致認同。然而，即使是對個人來說，這一問題的答案也並非簡單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現三種複雜的情況：個人可能一開始不承認危機的存在，或者只承認部分危機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到最後，個人不得不“大聲求助”的時刻其實就是他承認危機的時刻。對國家危機的承認也存在上述三種情況，不過它還存在第四種情況：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導者各自擁有不同的擁護者，國民也分屬不同的群體。在承認危機這件事上，這些領導者、擁護者和群體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像個人一樣，國家一開始也可能會忽略、否認或者低估某個危機，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現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機。例如，在1853年以前，明治時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強在1839—1842年對中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也意識到西方對日本的威脅與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佩裡叩關，日本才承認自己面臨危機，才開始討論變革。
還有一些國家案例中，雖然國民廣泛認同自己的國家存在某種重大危機，但對於這個危機到底是什麼未能達成共識。在智利，阿連德和左翼政治人士認為，智利面臨的重大危機在於其體制急需改革，而右翼人士則認為阿連德和他提出的改革才是危機的根源。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當地共產黨人認為自己國家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政府需要改革，而軍方則認為共產黨人和他們提倡的改革才是這個國家出現危機的根源。在這兩個案例中，危機的解決不是來自最終形成的舉國共識，也不是一方以武力佔據上風后對落敗一方的寬恕和和解。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亞，國家危機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勝利者對落敗者趕盡殺絕。
智利第29任總統阿連德
面對二戰以後與日俱增的國家危機，澳大利亞和德國曾在很長時間裡持否認態度。這具體表現為，澳大利亞堅守自己的英國屬性和“白澳”的身份認同，而德國則長期拒絕承認許多普通的德國人對納粹罪行負有普遍責任，也不願面對自己的領土損失和東歐共產主義政府的上臺，這些事情雖然令人不甚愉快，但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在澳大利亞和德國，國家危機的最終解決源於公民以循序漸進的民主方式達成改革政府政策的一致共識。
最後，截至我寫下這些文字時，許多日本人和美國人依然選擇性否認自己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日本人目前承認了部分問題的存在
（龐大的政府債務和人口老齡化問題）
，而不完全承認日本的女性地位問題。此外，日本還拒絕承認其他問題的存在：在不歡迎移民的情況下，日本缺乏解決其人口困境的替代性解決方案；因歷史原因，日本與中國、朝鮮半島關係緊張；比起與其他國家合作對自然資源進行可持續性管理，日本尋求攫取海外自然資源的傳統已經過時。美國國民則仍然普遍否認自己國家面臨以下主要問題：政治極化，選民投票率低，選民登記存在阻礙，不平等，社會經濟流動性水平下降，還有政府對公共領域的投資不斷減少。
二、不自我憐憫，不推卸責任
在踏出承認危機存在的第一步後，解決個人危機的下一步是承擔個人責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於自我憐憫的情緒中，不要總把自己當成受害者，而要意識到做出個人改變的必要性。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認危機存在一樣，承擔責任也存在複雜的情況：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說，承擔責任、避免自憐都不是簡單的是非選擇問題；而且，由於一個國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體、領導者和擁護者，各方觀點時常不統一。
在本書的7個國家案例中，各國在承擔責任方面的表現各不相同。芬蘭和明治時代的日本展現了不願過度自我憐憫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對蘇聯入侵和芬蘭士兵的大規模陣亡，芬蘭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憐憫的情緒中，以受害者的姿態譴責蘇聯的行徑。相反，芬蘭意識到自己必須處理好與蘇聯的關係。芬蘭改變了以往的政策，與蘇聯保持政治層面的對話，贏得了蘇聯的信任，隨之而來的是很多對芬蘭有利的結果：蘇聯從赫爾辛基附近的波卡拉海軍基地撤軍，減少了要求芬蘭支付的戰爭賠款並延長了賠款交付的時限，而且對芬蘭親近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舉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至今日，儘管蘇聯早已解體，芬蘭也未再試圖收復卡累利阿省。
與之相反的是，有的國家在面臨危機時選擇把責任推卸給他人一戰後的德國則是一個拒不承擔責任的極端例子，這最終為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大量德國民眾聽信了納粹分子和一些德國人編造的謊言，認為德國戰敗是因為國內社會主義分子“在背後捅刀子”，而不是由於協約國軍隊在軍事上具備壓倒性優勢。納粹分子和一些德國民眾將心思都放在《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問題上，卻不承認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戰前實施的一連串錯誤的政治決策使德國在不利的軍事條件下參與戰爭，進而導致德國戰敗，被迫簽署《凡爾賽和約》。如此一來，德國人拒不承擔自己的責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場自居，沉溺於自我憐憫的情緒，這使德國國內納粹勢力盛行，從而導致了二戰的爆發，最後為德國帶來更為悲慘的結局。
三、選擇性變革
在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時代的日本和芬蘭，它們向我們展示了國家在變革與維持原狀之間的明確界限，尤其具有指導意義。明治時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會、文化等許多領域進行了西化變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個領域，日本都並非亦步亦趨地盲目複製西方模式，而是從眾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適合日本的方案，並根據日本的國情對這一方案進行調適與修正。與此同時，日本保留了社會中的其他基本特徵，包括對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體系，還有日本文化的多個方面。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
四、來自他國的幫助
在解決個人危機時，來自他人的幫助無疑是很重要的。在我們討論的國家案例中，獲得來自他國的幫助對於一國危機的解決發揮著積極作用，而缺乏他國幫助會對一國危機的解決產生消極影響。在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軍事政變後，來自美國的經濟援助對兩國政府重振國內經濟來說非常重要。同樣，美國為日本和德國提供的經濟支持對於兩國在二戰後的重建意義重大。
澳大利亞先是向英國，然後向美國尋求軍事保護。缺乏他國幫助所產生的消極作用體現在，美國取消援助計劃，並對智利經濟設置壁壘，使阿連德治下的智利政府陷入癱瘓。一戰結束後英國和法國攫取的戰爭賠款撼動了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對澳大利亞來說，新加坡基地陷落後英國無法再為其提供軍事保護，英國在就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進行談判後取消對澳大利亞的特惠關稅政策，這兩次衝擊推動了澳大利亞尋找新的國家認同。
五、借鑑他國應對危機的模式
正如他人應對危機的方法對解決個人危機來說很有借鑑價值，在本書的大多數國家案例中，他國應對危機的模式對於一國應對危機也發揮了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對於明治時代的日本而言，借鑑西方的模式並對其加以調整，在維新變革中發揮了尤為重要的作用；在二戰之後，日本再次在調整的基礎上借鑑
（或被迫採取）
了美國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但美國對日本的影響程度有所下降。智利和印度尼西亞的軍政府借鑑了美國的
（或者說是他們想象中美國的）
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在二戰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澳大利亞模仿的主要是英國模式，二戰後它逐漸拋棄了這些模式。
今天的美國自認為在世界範圍內沒有可借鑑的模式。由於美國人對“美國例外論”深信不疑，他們普遍認為加拿大和西歐民主國家身上沒有什麼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哪怕是在醫療衛生、教育、移民、監獄和養老等各國共同存在的問題上——在這些問題上，儘管大多數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解決方案不甚滿意，但還是拒絕借鑑加拿大或西歐國家的解決方案。
六、國家認同
什麼是國家認同呢？它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因自己國家所特有的、獨一無二的、令人欽佩的事物而普遍產生的自豪感。國家認同可能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包括語言、軍事成就、文化和歷史。各國在這些領域存在較大差異。
在我們談到的7個國家中，有6個國家的國民都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唯一例外的是印度尼西亞，該國國民的國家認同相對弱一些。這並非是在貶低印度尼西亞人，它僅僅反映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印度尼西亞直到約1910年才成為一個統一的殖民地，直到1949年才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考慮到這一點，印度尼西亞會發生種種分裂運動和叛亂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隨著該國官方語言印度尼西亞語的逐漸普及，再加上民主的發展與公民參與程度的不斷提升，印度尼西亞國民的國家認同最近正顯著提升。
一國的國民和政府通常通過重述歷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自豪感，從而強化國家認同。這樣的歷史重述造就了“民族神話”。這裡的“神話”並不包含“虛構性”的貶義色彩，而是一箇中性詞，指的是“具有明顯的歷史根基，旨在解釋某些現象或者達成某些目的的傳統故事”。在現實中，出於政治目的被反覆傳頌的民族神話有很多種，既有真真切切的歷史，也有徹徹底底的謊言。
處於中間的情況是，一國的民族神話所重述的確實是在過去發生的事件，但它僅僅關注一國在某個時刻發生的其中一起事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事件。例如，19世紀初期的美國曆史著重強調劉易斯與克拉克橫跨美洲大陸的那場遠征，還有歐洲白人探索並征服西部世界的其他進程，卻抹掉了他們殺害和驅逐印第安原住民、奴役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的歷史只強調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與荷蘭人之間的對抗，卻並未提及大批印度尼西亞人在國內發起的反抗共和政體的運動。還有20世紀初期的澳大利亞歷史，僅僅記錄了加利波利登陸戰，卻對殺害和驅逐當地原住民的事情閉口不提。
第一批來到美國的”五月花”號船員在當地印地安人的幫助下成功度過第一個冬天。
七、誠實的自我評估
假如現在有一名對人類和人類社會一無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訪客，他可能會天真地認為，缺乏誠實的自我評估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導致人類個體和國家無法解決危機的因素。在這名理智的外星訪客看來，怎麼會有人或者國家會選擇自欺欺人，從而毀掉自己呢？
實際上，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有兩個必要的步驟。首先，個人或國家必須擁有準確的認知。但這可能有些難度，因此，導致個人或國家無法成功應對危機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誠實與否的道德問題。其次，個人或國家必須誠實地評估這些認知。可惜的是，但凡對國家或人類稍做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自欺欺人無處不在。
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國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與否離不開強大的領導者或獨裁者的作用。在這些案例中，一國是否進行了誠實的自我評估取決於該國的領導者是否開展了誠實的自我評估。
近代德國領導者在這方面呈現出來的差異極為顯著。作為一名出色的現實主義者，俾斯麥成功地完成了統一德國的艱鉅目標。作為一名情感上搖擺不定的非現實主義者，威廉二世為德國樹立了不必要的敵人，使德國被捲入一戰並最終戰敗。更聰明但也更邪惡的希特勒本來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因為不切實際地選擇進攻蘇聯，並且在與蘇聯和英國開戰的同時不必要地對美國宣戰，從而抹殺了自己的勝利。隨後的德國很幸運地又遇到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領導者——維利·勃蘭特，他足夠勇敢，認識到德國需要在東歐採取痛苦卻現實的政策
（承認民主德國的存在，也承認除民主德國之外德國領土的喪失）
，因此為德國20年之後的重新統一打下了基礎。
八、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
對於需要處理新一輪危機的個人來說，因曾成功度過危機而產生的自信是影響危機處理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一個例子是現代的日本，它應對危機的自信來自明治時代取得的成就，當時的日本通過迅速改革獲得足夠的實力來應對被西方列強瓜分的風險，並且最終戰勝了兩個西方國家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還有在1914年的日德戰爭中戰勝德國殖民軍隊）
。
最後，作為本書中討論到的最年輕的國家，印度尼西亞並沒有太多成功應對危機的歷史，但它也從應對過往危機的成功經驗中獲得了自信。正如1979年我在印度尼西亞的那家酒店大堂中看到的繪畫內容，印度尼西亞人依然反覆講述著他們在1945—1949年對抗荷蘭殖民者，取得國家獨立的故事，以及他們在1961年接管荷屬新幾內亞的經歷。這些成就在塑造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自信方面影響巨大。
九、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比起個人問題，國家問題的處理不適合速戰速決，也很難保證能一舉成功。不管是國家問題還是個人問題，危機往往具有複雜的屬性，我們往往需要嘗試一系列不同的解決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個，而這需要我們有耐心，能夠忍受挫折、不確定性和失敗。因此，即使是絕對專制型領導者在做出決策時也需要具備耐心。鑑於大多數國家層面的決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談判的結果，國家危機的解決需要額外的耐心。
我們在本書中討論到的大多數國家都在失敗和挫折中變得更為有耐心，尤其是明治時代的日本、德國、芬蘭和現代的日本。與上述這些國家不同的是現代的美國。當然，有的人會表示反對：在歷史上，美國人也曾多次經歷最初的失敗，並且做到了保持耐心，在挫折中繼續前行——尤其是在南北戰爭的4年裡、大蕭條的10多年間，還有二戰的4個年頭。可是，美國沒有像德國、日本、法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那樣，在戰敗與被侵略的經歷中鑄就一身鋼筋鐵骨。因為自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到二戰，美國共經歷了4場對外戰爭，並且都取得了勝利，所以到朝鮮戰爭時，美國人很難接受以妥協的方式終結最後的僵局，也難以接受自己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更無法忍受阿富汗戰爭中漫長的軍事僵局。進入21世紀，美國身陷複雜的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困境，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決方法，都需要耐心與妥協，然而美國人目前還未展現出這些品質。
越戰期間，美國的反戰遊行。
十、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
心理學家將人的性格分為靈活應變和僵化刻板兩種類型。靈活應變的人相信“條條大路通羅馬”，僵化刻板的人則認為每個問題只有一種解決辦法。在理解不同的人通過不同的創新方法成功解決危機方面，這種二分法被證明具有重要意義。心理學家發現，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領域較為靈活而在其他領域較為刻板，而且每個人靈活或刻板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要受到其童年所受教養和生活經歷的影響。
當我們把注意力從個人層面轉向國家層面，具有百分之百靈活應變能力的國家或者完全不懂變通的國家，在我看來都是很罕見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例子在本書中並未被提及，它就是歷史上的冰島，而這個國家之所以會這樣也是有合理原因的。在被丹麥統治的幾個世紀中，冰島人常常令丹麥政府感到挫敗，因為他們面對丹麥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議絲毫不為所動，甚至充滿了敵意。不管丹麥政府出於善意提出何種改進建議，冰島人通常都會回應道：“不必了，我們不想嘗試新事物，我們想繼續以傳統的方式生活。”冰島人拒絕了丹麥政府在漁船、漁業出口、漁網、農作物種植、礦業和制繩業方面提出的改進建議。
考慮到冰島所處環境的脆弱性，人們便會理解這種僵化刻板的民族特質。冰島位於高緯度地帶，氣候寒冷，而且作物生長季節較短。冰島的土質脆弱且土層較薄，由火山灰形成，容易被侵蝕，而且再生速度較慢。冰島的植被容易因放牧或風和水的侵蝕而被破壞，而且之後的再生速度很緩慢。在早年維京人開展殖民活動時期，冰島人嘗試了各種各樣的物資戰略，然而結果都很慘烈，直到他們最終設計出一套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方案。在制訂好這套方案後，他們不願再在生計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更多的改變，因為以往痛苦的經歷使他們堅信：除了這套可行的方案，其他的嘗試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或許除了歷史上的冰島之外，還有一些國家在許多方面都體現出靈活多變或是僵化刻板的典型特徵。但更為常見的是，一個國家的靈活性只表現在特定的情況下：即在某些領域比較靈活，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則顯得僵化刻板。芬蘭人堅決不願看到自己的國家被侵略，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就不允許他國改變本國總統選舉規則這一問題上，靈活地做出妥協，儘管在有些國家看來，這是一個民主政體不可剝奪的權利。明治時代的日本拒絕在天皇制度和傳統宗教方面做出讓步，但在政治體制上則很靈活地做出妥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人在國家認同上堅守英國屬性，但同時建立起一個比英國更為重視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社會。
十一、國家核心價值觀
個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人的道德準則形成的基礎，它代表了一個人誓死所堅守的一些東西。對個人而言，核心價值觀對於危機的解決既有可能產生積極作用，也有可能產生消極作用。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激勵芬蘭人為保衛國家的獨立而獻出自己的生命，激勵明治時代的日本人對西方國家奮起直追，激勵二戰後的德國人和日本人艱苦奮鬥，熬過困難時期，重建自己的家園。
但是，過去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也可能在今天已變得不合時宜，而固守這些過時的價值觀可能會使一個國家無法採取必要的選擇性變革。這正是二戰後澳大利亞面臨的危機逐漸凸顯的關鍵所在：澳大利亞作為一個遠離英國本土的英國公民聚居地的屬性越來越淡，但對許多澳大利亞人來說，拋棄這種一直以來的身份認同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二戰後的日本：儘管日本文化和尊崇天皇的核心價值觀是日本的力量源泉，但若日本繼續像以前那樣，實施無限制開採海外自然資源的政策，只會給自己帶來損害。
十二、不受地緣政治約束
從個人層面來看，限制個人進行選擇性改變的外部因素包括經濟方面的約束、對他人應負的責任以及人身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國家的選擇自由也會受到約束，但國家所面臨的約束因素類型不同於個人，尤其是，國家會因強大的鄰國和經濟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緣政治約束。
在我們討論的影響危機處理結果的12個因素中，這是各個樣本國家在歷史上呈現出最大差異的一項。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幾乎不受約束，有4個國家
（明治時代的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
在某些方面受到約束，但在其他方面相對自由，另外2個國家
（芬蘭和德國）
受到相當嚴重的約束。接下來，我將探討各國當前受到的地緣政治約束和我在前面提到的各國在歷史上受到的約束有何區別。
歷史上，美國曾經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而不受地緣政治因素的制約，它的東西兩面緊鄰大洋，南北兩面與其接壤的鄰國都對其構不成威脅，它坐擁地理條件帶來的天然優勢，人口眾多，財富聚集。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美國受到的地緣政治約束都更少。
與美國截然相反的是芬蘭和德國，這兩個國家都受到嚴重的地緣政治約束。芬蘭的不幸在於和俄羅斯共享漫長的陸地邊界。如何在受到如此嚴峻的地緣政治約束之下儘量保持選擇的自由，這是芬蘭近代歷史上面臨的主要困境。德國的運氣不佳在於其位處歐洲中心，比起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德國要面對更多的陸地和海上鄰國
（其中有好幾個都是強大的國家）
。忽略了這個基本現實的德國領導者
（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
曾使德國在20世紀之內兩次陷入災難。德國先後兩次在極為出色的領導者
（俾斯麥和維利·勃蘭特）
的帶領下，通過談判走出地緣政治約束的雷區。
剩下的4個國家在地緣政治局勢上呈現出好壞參半的景象。明治時代的日本是一個島國，但西方列強對其虎視眈眈。智利在東邊受到安第斯山脈的保護，在北邊擁有沙漠作為屏障，如今在南美洲並未面臨顯著的威脅。但是，在阿連德任內，智利的經濟因受到遠方美國的施壓而出現動盪。印度尼西亞在地理區位上受周邊海洋的保護，沒有鄰近的國家對其產生威脅，但它不得不與相隔半個地球的荷蘭抗爭以獲得獨立。自獨立後，印度尼西亞政府一直受制於國內貧困問題和人口快速增長問題。最後是澳大利亞，儘管它地處偏遠地帶，而且四周受到大洋的保護，但在二戰中還是遭受了日本的威脅和轟炸。所有這些國家在行動自由方面都斷斷續續地受到約束，但比起芬蘭和德國，這些國家所受的約束並非長期性的，程度也相對緩和。
在最近1000年以來，地緣政治的約束在全球層面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在遙遠的過去，一國人口大都能自給自足，物品和信息的接收和傳遞一般發生在相對較短的距離內，國家所面臨的軍事威脅也僅僅來自相近的鄰國。但在過去的500年間，各國之間的交流以及經濟和軍事聯繫變得越來越全球化。
本書討論的7個國家中，有3個國家曾遭受空襲，它們的敵軍來自數千裡之外：1941年12月，日軍對美國的珍珠港發起突襲；1942年2月，日軍對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發動空襲；1942年4月，美國對日本發起杜立德空襲。二戰期間，德國和日本曾受到陸上轟炸機的猛烈攻擊。最初被用於襲擊行動的火箭是1944—1945年德國對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發射的V-2火箭，其射程可達200英里。現在，洲際彈道導彈能夠跨越最遼闊的海洋，擊中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這一切進展意味著各國曆史上所受的地緣政治約束已被大大改變。這是否意味著地理因素已不再重要？當然不是！芬蘭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制於它和俄羅斯之間漫長的陸地邊界。德國的外交政策也仍然要考慮它的9個陸上鄰國，還有8個隔著波羅的海和北海相望的鄰國。自獲得獨立以來的兩個世紀裡，沙漠和高山使智利免受侵略，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地理區位的天然保障還會持續發揮作用。儘管美國可能會遭到導彈襲擊，但要入侵和征服這個國家依然是難於上青天，難度與之相當的還有試圖侵犯澳大利亞的領土。簡而言之，芬蘭的那句箴言——“我們的地理位置永遠不改變”將繼續適用於每個國家。
原作者丨賈雷德·戴蒙德
整合丨董牧孜
校對丨柳寶慶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