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情穩經濟,對企業與個人大規模普遍性減稅可行嗎?

由於在疫情背景下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政策有限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因此不能將其作為恢復經濟的主要措施,而可以作為一種應對疫情補充手段。

孫玉棟(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龐偉(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後稱“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國蔓延。我國採用的短期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對於新冠肺炎的防控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疫情使得居民不能按時返工導致勞動力供給大幅減少,企業不能及時復工復產導致全社會的新增投資規模會相應降低。在未恢復到正常的生活生產水平前,居民、企業和政府的收入還都會明顯縮減,進而降低對商品和勞務的消費需求,影響宏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基於此,本文在標準CGE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動態擴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通過影響2020年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供給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如表1所示,假設新冠肺炎疫情對生產要素供給的影響限於一個月,模型中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供給將分別減少4650.2億元和104.9億元,2020年GDP總量減少5660.3億元,GDP增速較基準模型降低0.61%。當疫情影響為兩個月時,雖然生產要素成比例減少,但GDP總量將減少11633.8億元,GDP增速降低1.25%。而當疫情影響為三個月和四個月時,GDP增速分別為3.79%和3.20%,這說明隨著時間的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會在成比例增長的基礎上會更加惡化。


表1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GDP增長的模擬影響 單位:億元

應對疫情穩經濟,對企業與個人大規模普遍性減稅可行嗎?

注:表中GDP數據是利用《全國投入產出表2017》等相關數據,以2017年價格為基準,建立動態遞推CGE模型模擬得到的結果。


實際數據上看,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已經明顯的顯現出來了。1-2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107.0億元,同比下降38.3%。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4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37個行業減少。1-2月稅收收入同比下降11.2%,而2019年同期是同比增長7%。其中,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分別同比下降19%、10%和6.9%。所以經濟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


二、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稅收政策


由於新冠肺炎對經濟增長持續累積的消極影響,我國各地區應該根據當地的疫情嚴重程度,有差別地儘早復工復產,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經濟損失。同時,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宏觀政策對經濟進行修復和彌補。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稅收作為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稅收政策理應成為恢復經濟、促進增長的關鍵。為此,自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稅費政策用以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如表2所示。


表2 我國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稅費優惠政策

應對疫情穩經濟,對企業與個人大規模普遍性減稅可行嗎?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稅費優惠政策指引》和相關政策文件整理得到。


為緩解疫情爆發初期醫療物資相對緊張問題,我國除了出臺鼓勵公益性捐贈的相關稅收政策之外,還通過全額退還保障物資生產企業增值稅增量留抵稅額,免徵運輸物資相關企業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方式,加強物資供應。同時,為了擴大產能,還允許疫情防控重點保障物資生產企業購置設備在企業所得稅稅前一次性扣除。此外,我國還通過免徵防疫人員的臨時性工作補貼和獎金的個人所得稅的方式支持防護救治。而當前在疫情逐漸穩定,逐步推進復工復產時,我國採用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更多地用於緩解企業受疫情影響經營困難,包括延長虧損結轉年限、減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徵收率和企業社會保險繳費以及恢復適用出口退(免)稅政策等。


考慮到政策調整具有一定的滯後效應,現有的財政數據雖然難以說明應對疫情所採取稅收減免政策的實際影響,但是短期內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促進企業復工復產卻是十分必要的。不過,增值稅收入的減少雖然可以明顯降低企業稅收負擔,恢復生產活力,但作為我國當前最大的稅種,增值稅制約著整體稅收收入的規模,而稅收收入的減少可能由於政府赤字的限制,導致政府財政支出規模減少,進而不利於疫情後經濟社會的恢復和發展。因此,在我國連續三年對增值稅稅率進行簡併和下調、增值稅收入規模已經大幅減少的前提下,需要分析增值稅是否還有進一步減稅空間,既能緩解企業經營的資金壓力,又能有利於經濟的快速恢復。


另外,2019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25.1%,但2020年1-2月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14.8%。這一方面可以說明佔較大比例的工資性收入所得並沒有受到疫情影響大幅減少,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另一方面個稅收入的大幅增長意味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減少,這就不能更好地促進居民消費。而居民需求的下降,會降低企業恢復生產的積極性,從而使得一部分促進復工復產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因此,考慮到疫情影響,是否可以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來促進生產和消費需要進一步分析。


三、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政策影響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兩方面的分析,我們採用動態遞推CGE模型對兩類減稅政策的影響進行了模擬測算。其中,由於無法獲得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各自的投入產出數據,本文假定經濟系統中均為一般納稅人,並且通過在現行三檔稅率的基礎上分別下調1%,組合得到7種增值稅稅率方案,而個人所得稅則按照2019年下降25.1%的比例進行相應稅率調整。結果如表3所示。


本文將受到疫情四個月影響、不進行任何政策調整的模擬方案設定為基準模型。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並非所有的增值稅稅率下調方案都能使得增值稅稅負減少,當採用12%、9%、5%方案時增值稅宏觀稅負是5.84%,超過基準模型0.96%,而採用13%、8%、6%方案時增值稅稅負最小,僅為2.91%。


在所有的稅率下調方案中,只有13%、8%、5%和12%、8%、6%兩種方案的2020年GDP總量會超過基準模型,其中前一種方案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大一些。另一方面,當個人所得稅減少25.1%後,經濟總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在此基礎上下調增值稅稅率,經濟增長效應雖然有所增強,但是不及只採用13%、8%、5%增值稅稅率時的水平。


表3 不同減稅方案影響效應結果比較 單位:萬元

應對疫情穩經濟,對企業與個人大規模普遍性減稅可行嗎?

注:表中各指標等於模擬方案結果減去受四個月疫情影響基準模型的值。ΔVAT、ΔINC、ΔBVAT、ΔDEBT分別表示增值稅收入、個人所得稅收入、增值稅稅負和政府赤字率的差值。


儘管如此,減稅方案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雖然採取某些增值稅或者個人所得稅減稅方案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提振經濟的力度並不顯著,GDP最大程度只增加580.2億元,僅為基準模型GDP的0.0607%。因此,可以認為很難通過減稅政策使得經濟恢復到未發生疫情時的水平。


其次,根據之前的分析,在政府財政支出剛性增長的前提下,增值稅收入的減少會導致政府財政赤字的大幅增加。例如,當採用13%、8%、5%增值稅稅率方案雖然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能減稅,但是政府赤字率卻比基準模型提高了1.68%。而增值稅稅率一旦確定下調,由於當前我國經濟處於下行趨勢,就會導致中長期內財政收入難以獲得明顯增長,進而使得政府赤字規模被迫逐年增加難以控制,這不利於經濟的穩定和財政的可持續性。


再有,因為個稅佔比較小的原因,減稅並不會使得政府財政收支缺口更大程度擴大。但由於我國個人所得稅已經立法,修訂法律調整稅率不僅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交易成本,而且即使按照流程通過修訂,時間上最快也會到2020年的下半年,因此政策執行層面難以顯著地減少個稅收入。


四、政策建議


由於在疫情背景下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政策有限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因此不能將其作為恢復經濟的主要措施,而可以作為一種應對疫情補充手段。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從三個方面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一,對重點對象提供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並且積極完善增值稅制度。


短期內,我國要按照相關的政策要求,階段性降低小規模增值稅納稅人的徵收率,這樣既能緩解小微企業的經營資金困難,提高生產積極性,又能避免增值稅大幅減收導致財政收支缺口的持續擴大,影響經濟穩定運行。而由於採取簡易辦法徵稅的小規模納稅人存在,使大量的增值稅納稅人遊離於以增值稅抵扣機制為紐帶的閉環之外,這扭曲了增值稅內在特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社會的增值稅稅負,因此在中長期要在加快立法進程的基礎上,深化我國增值稅制度改革,完善小規模增值稅納稅人的徵收管理,進一步打通增值稅抵扣鏈條。


第二,落實個人所得稅相關政策,積極改善個稅的收入分配正向調節效應。


短期要積極落實對防疫抗疫人員臨時性工作補助和獎金免徵個人所得稅政策,提高防護救治的積極性。同時,按照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推動開展個稅綜合所得彙算清繳,對需要退稅的,要嚴格落實相應的退稅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較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而需要補稅的,財政部和稅務機關可以通過甄別,允許收入大幅減少、基本生活難以保障的家庭延期補交。


從中長期來看,一方面要完善個稅稅制,提高個稅收入分配的正向調節作用,從而使更多納稅人感到真正的公平。例如可以根據不同收入家庭的實際情況確定差異化的扣除項目標準,增加兒童撫養、疾病和傷亡損失等專項扣除項目,對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實行綜合累進計稅等。


另一方面,還可以要完善個人所得稅自主申報和彙算清繳制度,對高收入的特定群體加大清繳力度,普及公民“稅商”教育,讓納稅人正確的認識稅收,準確解讀稅法,依法誠信納稅,合理安排稅收籌劃,提高稅收遵從。


第三,加大企業所得稅對特定企業的優惠力度。


疫情發生後,國家對公益捐贈減免企業所得稅,生產成本抵扣等方面及時作出了規定,這應該屬於應急的政策。隨著疫情有效的被控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應對復工復產方面有更強的針對性,並考慮政策的可持續性。目前對因受疫情影響的行業造成的虧損結轉時間已經延長,並結合了保險繳費政策的調整,這對特定行業是有很強的積極意義。這是保證活下來的政策,進一步還有要考慮是怎麼發展起來問題。可以預計,這次的疫情對經濟的恢復需要一定的時間,同時要注意到,海外疫情還沒有見到好轉的跡象,我們如何儘快保證國內復工復產,同時要有一定的全局觀,如何全球疫情對我國而言的挑戰和機遇。對由於疫情而受益的行業以及因為疫情受到較大沖擊的行業一定要分類施策,有增有減的擇機選擇稅收政策和手段,同時協同其他財政手段,爭取儘可能減少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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