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上海在凌晨時分發佈政策：自3月28日起禁止外國人入境，同時大量航班被取消。這個時候，我正在上海的一家快捷酒店中集中隔離。
先簡單介紹下，我是在西歐小國愛爾蘭讀碩士的大齡留學生，原計劃今年8月畢業回國。我的畢業論文需要做家長戲劇工作坊，最初想四月回國做。2月初和導師討論時，她考慮到中國疫情，勸我改在都柏林做。沒想到疫情在3月的第一天就到了愛爾蘭，我感覺到在當地做的可能性不大了，便跟導師申請回國做。10號得到允許，但她同時強調，學校並沒有停課。言下之意我本人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11號凌晨，和家人商量後，還是訂了回去的機票。巧的是，12號中午，我就讀的聖三一大學（Trinity College Dublin）宣佈停課到3月29日。16號，學校又發郵件說國際生可以回家。我冒險做的決定總算沒有違反校規。但後面的經歷也告訴我，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回國的確也是一次高風險操作。
言歸正傳，我最終選擇的航班，從愛爾蘭首都城市都柏林出發，經停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飛去東非國家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再從那裡飛上海浦東。算上在每個地方停留中轉的時間，整個航程長達39小時。加上抵達浦東後，在機艙內等待下機，進入機場後參加檢疫、安檢、提取行李、等待隔離點大巴，耗費8個多小時，我這次的回國之旅歷經47小時。
當初選擇走這條路線，是想著埃塞俄比亞疫情病例極少，以及避開倫敦、巴黎、法蘭克福、莫斯科等熱門中轉站，後面的事實證明我錯了。接著來說說這47小時的經歷。
3月16日下午5點，從都柏林機場起飛。
這是當天我坐上飛機時的樣子。出發前，我準備了以下物品：滑雪眼鏡、雨衣、一次性手套、特護口罩、一次性口罩、一小瓶免洗消毒洗手液、一包消毒溼紙巾、塑料袋子若干，以及麵包、水果。當天都柏林機場裡戴口罩的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機場裡還是沒有測體溫之類的防護措施。飛機上很空，等到了布魯塞爾，上來了幾位乘客，但人數依然很少，我身邊和後面幾排都沒人，所以我躺下睡了一覺就到了埃塞俄比亞。這短暫的、沒有下飛機的一次經停，卻導致我被浦東機場劃為“重點人群”。
這趟飛行我全程戴口罩，沒有吃東西，喝了一口水，上了一次廁所。在座位上，幾個老外紛紛打量我，前排一個男青年回頭問，“我可以給你拍張照片嗎？”他問我去哪裡，我說中國。他說，怪不得你這樣打扮。我告訴他，現在中國很多地方已經沒有新的病例了，我這樣打扮是為了避免自己感染，把病毒帶到中國。順便又給他科普下病毒還可以通過眼睛傳播，他嚇得用手捂住了自己灰綠色的眼睛。
3月17日早晨6點多，抵達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機場。
在飛機上填寫了入境健康聲明卡，進入機場後需要經過體溫測量，合格才能通行。我的體溫是36.2。因為後面一程是當天夜裡12點，安排我們去指定酒店休息，在窗口辦手續時碰見大批中國留學生，來自英國、瑞士等歐洲國家，大家從不同的城市飛來這裡中轉回國，排了兩個小時的隊才拿到酒店入住券。在這裡，我看見了裝備比我還厲害的學生，基本像是在武漢方艙醫院戰鬥的醫護工作者。
早上9點多，抵達機場酒店，這個時候我已經戴口罩十多個小時了，本想進了房間，可以摘除口罩透透氣，卻被酒店告知兩人一個房間。我只好在房間洗手間裡洗把臉，換上新口罩繼續戴。同房間的中國女生20歲出頭，一直在各種擔心焦慮，說是她本人不想回，但是父母天天催沒辦法，可是她的國內親友都在說她這個時候不應該回，還有親戚發境外輸入病例的新聞到親友群裡，把小姑娘氣得放出狠話：我到了上海就去集中隔離，隔離完了我繼續住酒店，不回家！再也不想見那些親戚啦！
機場酒店只安排了簡單的早餐，考慮到當地有黃熱病病毒史和治安，我們沒有出門。我拿出包裡的水果麵包和她分享，這孩子感激不盡，因為她什麼吃的喝的都沒帶。下午我拿出包裡的電熱水壺，準備燒熱水喝（又一箇中老年人操作哈哈！），結果感覺自來水還是不乾淨，實在渴的不行，於是讓姑娘喊上男同學，三個人去酒店對面的超市買礦泉水。
路過大堂，看到行李員在戴口罩，他告訴我前兩天開始通知他戴，不過他相信神（上圖）會保佑他。除此以外，酒店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大街上更是沒人戴口罩。
晚上10點，坐車統一去亞的斯亞貝巴機場。這下才感覺到我們這趟航班的乘客不少，看樣子絕大部分都是留學生。機場大廳的電視裡播放武漢一個導演拍的疫情紀錄片，在BBC播出。登機前再次測量氣溫，這個期間出現了兩個小插曲。一箇中國男生看見一個老人拍打自己的手臂，他說這可能是在試圖降低自己的體溫，他跟在老人後面看到體溫合格才放心。而我在登機前，也看見一箇中國女生和機場工作人員在溝通，她說她幾天前發過燒。後來她還是上了飛機，於是我找到空乘，再次確認那位乘客的體溫，得到的答覆是沒有問題。相比之前的航班，這趟基本滿座，讓我的心情不那麼輕鬆。在接下來10個半小時的飛行中，我只在吃飯的時候摘下口罩，大約兩三分鐘，快速塞了幾口，其他時間全副武裝，沒有上廁所。
3月18日下午近4點抵達上海浦東機場。
在飛機上填寫了入境健康聲明卡，又在機艙裡等待了一個小時後，廣播裡通知：英國來的乘客第一批下機，一下子站起來幾排乘客，機艙裡響起一片噓聲。第二批被通知下飛機的是從美國和巴西來的乘客。兩名檢疫人員上到機艙門口，聽他們說要等前面的人檢查沒問題了，才能讓我們下飛機。否則可能整機集中隔離。
在機艙裡又等了一個多小時才輪到第三批，包括我和非洲國家的乘客。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在烏干達工作的中國男人，他說新冠病毒不可怕，埃博拉才嚇人。他以前一個同事就是在非洲感染上埃博拉去世的。話是這麼說，他從帽子、口罩到免洗消毒液也是裝備齊全。我們這趟飛機上，還有好幾個帶著孩子的，最小的那個看起來才兩三個月大，也戴著口罩，真是不敢想象孩子家長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壓力。
等進入機場內的檢疫區，還是排隊長龍。我在過第一道關口時就被工作人員請到一邊由專人接待，原來我經停的比利時也被國內列為歐洲重災區，於是，護照上貼上黃色標籤，表示是重點觀察人群。不過這當中有一點烏龍，我總共經過三波工作人員的檢查，但後面兩波認為我不算重點人群，同時卻又說貼黃標是對的，最後一波的工作人員讓我走過一個類似地鐵檢票閘機的機器（難道是激光測體溫？），之後才放我去海關區。
最後出關提取行李，再去找我家小區所在的上海X區，那裡有兩位工作人員接待，上海已經開始實行更加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要求做到一人一屋，即與家人不同住一個屋子，家裡要有兩個洗手間。我家不具備這個條件，於是我選擇去指定酒店集中隔離。這個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一起等大巴的乘客中，有兩位顯得有些不耐煩，說是從下午五六點等到現在了。10點多，大巴來了，總共22個人，每個人分開兩排坐。中途下去一批到臨時隔離點酒店，說是要在那裡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直到夜裡11點多，才到達我入住的隔離酒店。我一個人帶了2個大行李，2個小包，工作人員幫我把行李搬到酒店門口。看得出來，他們已經很疲憊。是啊，我戴了兩天的口罩就難受，何況他們全副武裝還要忙個不停。
到了酒店門口，兩名護士出來，她們穿著防護服，第一句話是：“你們晚飯吃過了伐？”，讓人心裡暖暖的。在得知沒有後，給每人發了一桶方便麵，放在給我們的一包生活用品中。到房間後，我把行李、鞋子和外套等細菌攜帶最多的東西放在靠房門的位置，按照護士的要求填寫提交健康狀況表、隔離承諾書等，煮開水泡了方便麵（這天唯一的一頓飯），再花了半個多小時洗頭洗澡、去除細菌，又拿出自備的床單被罩鋪好床，最後，拿出消毒溼紙巾把桌面、馬桶全部擦一遍。這才放心睡去，此時已接近凌晨3點。至此，我的回國行程總算告一段落。
這家隔離酒店250元一晚，包含三餐，個人自費。隔離期間管控嚴格，包括不允許家人來訪，只允許送少量生活必須品，不允許接收不必要的快遞等，為此我還簽了保證書。不得不說，這趟回國之行是對心理和體力的雙重考驗，在路途中不要要保持體力，時刻做好防護，還要擔心被人群感染，這個擔心在隔離期間還是揮之不去。不過，我家人給我買了一份商業醫療保險，萬一不幸中招了，也不給國家添負擔。
從出發到落地，我的防護演變瞬間。
其實如果不是為了完成論文，我應該會選擇不回來。相比歐洲其他國家，愛爾蘭政府在發生疫情發生後，採取了一系列比較及時有力的舉措，包括全國停課、禁止集會、取消國慶遊行、關停酒吧等，特別是關酒吧，那簡直是愛爾蘭人的命根子啊！都下了這麼狠的決心了，還有什麼困難戰勝不了呢？雖然戴口罩的本地人還是屈指可數，但戴一次性手套的倒是見到好幾個，商店等公共場所收銀臺上都擺著免洗消毒洗手液，供顧客使用。我戴口罩出門也沒有遇到不友好的人，甚至還有人對我微笑。此外，我在愛爾蘭也購買了醫療保險，工作人員表示也報銷新冠病毒的治療費用。我的一些校友也選擇了不回國，在這裡我想對你們說，乖乖呆在屋子裡，如果不得不出門，請勇敢地戴上口罩，不要因為害怕被歧視或好面子而選擇放棄對自己的保護。
3月17日是愛爾蘭的國慶節，全國性歡慶遊行史無前例地被取消，總理Taoiseach Leo Varadkar在當天向公眾做了演講，樸實感人。
這位總理也是聖三一的畢業生，醫學博士出身。愛爾蘭當地第二大城市科克的市長也是有著20年經驗的醫生，這讓我對愛爾蘭的疫情控制更有信心。這是一個小國家，卻也和中國一樣經歷了很多苦難。病毒不分國家，任何一國的疫情發展都會波及全世界。我期待這場全球危機早點過去，我也相信，愛爾蘭人能夠打好這一戰，畢竟身體裡儲藏了那麼多的美酒 ：）
Jia大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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