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会觉得，“喜新厌旧”是一个人品质糟糕的表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喜新厌旧，是因为他们总是对眼前的事物缺乏距离。当我们无法从眼前事物中获得足够的审美感受，我们就会对此失去兴趣。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说：“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即使是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惊讶它们的奇景。但在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实在也不过如此。”
对北方人来说，西湖对他来说是新鲜的，因为他从来也没见到过南方的景色。但是一个在西湖边土生土长的人大概已经对西湖感到稀松平常了。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父母来说，一个好孩子，永远是“别人家”的。同样，对于很多丈夫来说，妻子口中总有一个“别人家的模范丈夫”。例如，在美国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中，实验物理学家莱纳德永远也得不到母亲的认可，相反和他住在一起的“怪胎”天才谢尔顿却得到莱纳德母亲的称赞。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呢？
这种现象，其实和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先生谈到的“心理距离说”十分接近。爱德华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审美”偏好。但当一个事物离我们越遥远，它就越容易激起我们对它的欣赏情绪。而当某件事情和我们当下利益相关时，这种距离就不复存在，我们对它的欣赏便会骤然减少。例如，北方的冬日，对于蜗居在家中，透过窗户欣赏雪景的人来说，无论雪下的多么大，他都会期待雪下的再重一点，让整个世界再洁白、美丽一点。这是因为，当下的情景与他自身的利益关系相当遥远，无论雪下的多大，他的利益暂时不受损失。然而，对于想要出去做小买卖或者有出行计划的人来说，这样的天气无疑让他们心情十分糟糕，无论外面有多么美的景色，都没办法让他们开心了。
安迪沃霍尔通过变形、设色，使得大众对梦露产生一定的审美距离
爱德华布洛正是根据这些有趣的观察，从而得出了审美距离的理论。有趣的是，当我们用这个理论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相当奇妙。比如，今天的人们走进博物馆，欣赏各种皇家工匠制造出来的仪器，它们总是那样精巧、华贵，让人难以释怀，沉醉其中。然而对于制造它的人来说，这些艺术品，难道不是噩梦一般的存在吗？因为如果工匠稍微有点不上心，或者造出了不符合上层统治者欣赏的喜好的东西，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艺术品的成色好坏，关切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同样，对于皇帝来说，他们也很难欣赏到其中的美感。因为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是他们皇家的身份、地位，当这些与他们利益挂钩时，就很难在激起他们心中的欣赏情绪了。所以，真正可以称得上欣赏者的，大概只有我们这些后来者罢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这样，很多皇帝还是有他们独到的艺术情趣的。这其中尤其是以宋徽宗为最。徽宗皇帝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天才。他在位期间对艺术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乃至于后来任何一位艺术家。正是在他当政期间，大力兴办画院、画学，他自己更是亲力亲为，创作了很多艺术水准相当高的绘画作品。
然而，徽宗治国又是那么无能，可以说北宋的灭亡有他“一份功劳”。我们可以觉察到，虽然宋代历朝皇帝对文化艺术十分推崇，但没有哪一个皇帝像宋徽宗那样如此痴迷于艺术。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赐予大臣妻妾财富，许之以享乐之事。此后皇帝莫不是重文臣、轻武将，“兴文治，抑武事”。恰如郭若虚再《图画见闻志》中说的那样，“坐客闲宴之余，兼穷绘事”。这些帝王表现出了对绘画史无前例的热情，但是这种手段，仅仅是他们推行宣传礼教制度、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他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对艺术感兴趣，其实是存疑的。也就是说，此时，艺术在他们手中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与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相关。
但是情况到了宋徽宗那里，就显然不同了。我们仅仅从一些细节中就可以就窥探一二。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皇帝创立了画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美术教育机构。这是之前的皇帝所没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皇帝不仅要招揽天下所有的绘画天才，而且他还要亲自教授他们绘画技巧。据传有一次徽宗特意招来学生们观察牡丹花在一天之内的颜色变化，让他们学习观摩物象的技巧。
可以说，此时的徽宗皇帝，心里已然没有了牵挂江山社稷的“利益”，也就对艺术有了一定的审美距离了。因为此时此刻，他不再为各种政治上的利益所限制，因而能够更加投入的去钻研艺术，并最终在绘画、书法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也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审美距离”，使得他荒废政务，最终亡了国。所以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甚至他也不该做一个皇帝，对他来说，最好的安排是做一名艺术家，可惜历史总是这样的滑稽。然而，可以说，如果他不当上皇帝，也就无法发挥他的影响力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他。
因此，爱德华布洛所发现的“审美距离说”，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产生兴趣呢？答案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物产生美的享受、进行审美活动的时候。
物理学上，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揭示的电磁理论一经问世，就被世人惊为天物。它所表现出的深刻、对称、优美使得每一个科学家都陶醉在其中，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情不自禁地引用歌德的诗句说：“难道是上帝写的这些吗？”
正是这些科学家以对“利益”保持着绝对的“距离”，超越自我狭隘的偏见，才使得他们孜孜不倦的探求自然的奥秘，并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潜质、天赋。正因为有“审美距离”，我们人类才区别于动物，才会在心中怀揣理想，富有细腻和敏感的情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喜新厌旧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相反的，我们可以从一件旧事物身上，获得更多新的认识、发现更多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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