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傳統詞學鮮有從史學角度上去審視詞學理論的論述，用今天的話來說，古人的詞學理論就是“詞本位”，即創作為本位，指導創作為延伸。所謂“詞亡於明”的說法便是來源於此，再有的是，前人事為後人評，明清二代交替之間，清人總會有那麼一部分“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明詞，有意無意間忽視或是曲解明代詞在創作成就之外的作用。

明代詞譜的創設對清詞的啟發

詞是音樂文學，自然與音樂體系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從詞史來看，很明顯能發現每一次詞體的改變，都是為音樂體系的嬗變而影響。宋初承接南唐遺產，因此宋初詞多是以小令為主；仁宗前後，宋代音樂體系發生了改變，《宋史·樂志》稱：“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宋樂的這種旋律的複雜化、便促成了詞體從小令到慢詞的轉變（《避暑錄話》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南渡以後，大晟不存，古調零落，音樂體系從大眾化轉入了私人化，而在這一過程中因為對音樂體系的審美變化，又使得南宋詞變得“典雅化”，（向之歌詞為雅俗所共獲聽者，至此乃為貴族文人之特殊階級所獨享：故於辭句務崇典雅，音律益究精微；此南宋詞之所以為“深”《中國韻文史》

宋代教坊

音樂即於詞如此重要，那麼在兩宋以後詞調不存的情況下，詞學在失去音樂性的時代，又是如何完成傳承的呢？《詞源》雲：“詞以協音為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制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而明人在詞樂消亡後也稱：“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 小令中調，尚多以律詩手為之，不知孰為音，孰為調，何怪乎詞之亡已”。按古人這種“邏輯”，非但清詞不能“中興”，甚至於說詞在兩宋以後就應該“斷絕”了，而清詞之所以能在千年詞史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清代詞譜----------它使得不懂音律的文人也能規範寫出“合乎音律”的詞作。《康熙詞譜·序》所謂：“夫詞寄於調，字之多寡有定數，句之長短有定式，韻之平仄有定聲。”又云：“詞譜一編，詳次調體，剖析異同，中分句讀，旁列平仄，一字一韻，務正傳訛。”

詞譜之創設，恰恰唉便是始於明人之手。詞譜最早的雛形，便是基於詞選本《草堂詩餘》在目錄學上的演變而產生的，吳昌綬《草堂詩餘·跋》雲 “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編，間採詞話。是為別本之始”又云：“自此本(按：指分調本)行而舊本(按：指分類本)遂微”；隨後，在第一本類詞譜書的《詞學筌蹄·序》也講明瞭詞譜的由來，其雲“《草堂》舊所編以事為主，諸調散入事下。此編以調為主，諸事併入調下，且逐調為之譜。圓者平聲，方者側聲，使學者按譜填詞，自道其意中事，則此其筌蹄也。”此後，隨著張綖《詩餘圖譜》、徐師曾《詞體明辨》等詞譜的問世，明代詞譜便逐漸趨於成熟與完善，最終為清代詞譜家的'得其崖略,定為科律'完成了基礎的建設。可惜的是，傳統詞學顯然沒有發覺明詞的此等功績，直到近現代餘意之《詞譜的出現及其詞學史意義》一文出，才從詞學史的角度肯定了明代開創詞譜的意義所在。

清代詞派對明選本旨意的吸收

此外，清代詞派林立，而詞派所宣揚的詞學主張與審美傾向多是通過詞選本來完成的，浙西之《詞綜》多選南宋詞人，藉以高標大雅，其序雲“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別，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於醇雅。

但這種通過選本來昭示理念的動作，其實在明代便有，但清人，包括近人都下意識的忽略了明詞選本，偶然涉及也多失之汙。如龍瑜生對清詞選便持肯定積極的態度，在《選詞標準論》中說“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但反過來，龍對明代詞選卻非常不屑了，又說明代詞選本是“不以人序，不以調分”、“沿草堂舊習，而又支離滅裂”----------事實真如此嗎？非也。

遠且不論，明季以陳子龍為首的雲間詞派，便開始通過詞選本來完成對詞派審美的宣導了。在雲間詞派的選集《幽蘭草集·序》中便寫的很明白了：“自金陵二主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淺鄙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嘆”。這段序先對前代詞學經行了剖析，並闡發了本派所倡導的理念，即“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我們且不論這種詞學主張是否正確與否，但詞選本的框架卻卻然是已經建設完備了。

結言

當然，現代詞學對於明代詞貢獻的發覺顯然不僅至於對詞譜、詞選本之中，還有對明代詞話的研究。而這些意義的攫取，也表示了我國現代詞學體系越發完備，研究手段越發科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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