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其中包括對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的全方位“體檢”。
社區位於城市治理的最前沿，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尤其是防控初期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平”“戰”轉換機制亟需理順、基層治理“懸浮”狀態亟需改變、基層治理軟實力亟需提升等問題，導致這些問題發生的根源在哪裡？應如何著手解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呂德文就此接受了中新社記者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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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戰”轉換機制亟需理順
基層社會治理涉及常態社會治理與非常態社會治理，後者表現為疫情防控、搶險救災等“戰時”狀態。呂德文認為，從疫情防控初期應對看，一些地方基層治理存在“平”“戰”轉換不順暢的問題，常規治理體系和應急治理體系“斷裂”。
他舉例說，自1月下旬以來基層所有工作都圍繞疫情防控展開，市、區和街道都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揮部，但參與其中的一些部門和條線在初期仍按照常規體制機制推進疫情防控這一“非常規”治理任務，缺乏強有力的協調統籌機制，指揮體系不通暢，額外增加了一線防控壓力，比如底數在初期一直摸排不清。
“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決策部門在進入‘戰時狀態’、進行政策制定和任務分配時未能對社區本身的治理和動員能力作出合理預估。”
一般而言，基層社區按照常態治理所需配置治理資源。比如在超大城市，一個社區工作者需要服務的城市居民可能達500戶，但這樣的配置在緊急事態面前顯得非常薄弱，“戰時體制”一旦運轉，原本遊離在社區職能之外的事務陡然增加。社區的壓力和疫情防控基層基礎工作不紮實的問題，直到大量黨員幹部、企業職工下沉街道社區後，才得到有效緩解。
他建議理順“平”“戰”轉換機制，加強基層應急管理能力建設，在常態週期中為非常態情況下的應急力量調配、物資儲備、服務資源等留出適度冗餘。越早夯實社區防控力量，社會恐慌、社區壓力大、分級分類診治困難、居民服務不到位等問題，可能均會大為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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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治理“懸浮”狀態亟需改變
從武漢市武昌區在轉運重症病人時組織不力導致病人情緒失控，到武漢市青山區出現“垃圾車運肉”事件，疫情防控期間發生的很多熱點問題均與基層治理相關。呂德文認為，這些事雖發生在“戰時”、出現在武漢，但究其根源仍在常態社會治理之中，問題也非武漢獨有。
在城市，一般而言，區級和社區以及街道共同構成基層。隨著新型社會矛盾湧現，基層治理任務陡然加大。一方面，社會新矛盾未被納入傳統治理軌道，基層一時難以通過既有治理方式加以應對；另一方面，這些矛盾又真真切切影響著民眾生活，基層有責任及時回應居民訴求。
“一個突出問題是，當治理任務被不斷下沉到街道和社區，居委會、街道辦這樣的最基層往往無法獨自應對一線存在的突出矛盾，基層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懸浮’狀態亟需改變。”他說。
比如，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原本承擔具體工作、開展具體業務的區級部門，隨著權力的上收變成了督查部門，其角色也從直接接觸居民變成督促基層開展工作，往往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發現基層的難處和問題，甚至可能存在脫離基層社會治理的風險。
“區級部門有權限、有能力、也應該去主動發現基層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加重視自身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呂德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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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治理軟實力亟需提升
此次疫情發生後，社區居民巨量化、多樣化、非標準化的服務需求和差異化訴求瞬時湧現，與基層所能提供的服務形成較大的“剪刀差”，社區治理“最後一公里”問題被各方關注。
呂德文認為，問題的暴露讓人們發現，基層社會相當一部分問題並非常規性行政方式所能解決。從表面上看，居民五花八門的訴求反映的是“物”的問題，但其根源仍在於對“人”的認識與把握，包括如何理順社區關係、加強居民組織和動員能力，這些都涉及社會治理的“軟實力”。
“在生活物資保供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現了‘政府和社區在幹，居民在看’的情況。這能怪居民不積極參與麼？應該怪一些地方的基層治理體系缺乏動員居民參與其中的有效機制。隨著超大社區越來越多，社區變成了居住地，居民呈現‘原子化’的特點，平時與社區聯繫很少。而社區工作行政化特徵越來越明顯，用來接觸和了解居民的時間少了，群眾工作未能及時跟上。”呂德文說。
他建議，正確的方向應是把社區和街道當做民眾工作部門，居委會發動居民自治，培育社區的內在凝聚力。“社區治理絕不僅僅意味著完成人力和資源的投放，或解決若干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把居民組織動員起來，實現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只有做到這些，治理資源的投放才能真正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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