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牛津詞典》的解釋，Stereotype意為“許多人對某一特定類型的人或事物所持有的固定觀念或印象，但在現實中往往不正確”。
因此，讓我們捫心自問，中國留學生群體或來自世界其他遭受疫情影響的華裔歸國人員群體“刻板特徵”是什麼?
在一些自制媒體渠道的引領下，伴隨著少數主流網絡新聞平臺，有關這一群體的負面視頻在短短一天內迅速走紅。無論是在檢疫酒店免費住宿時抱怨飲水條件的中國留學生，還是那位澳大利亞華裔歸國人員因堅持在戶外跑步時不戴口罩拒絕合作，他們都沒有考慮過如何在任何手持移動設備的人面前做出適當反應。他們的行為出於對國內疫情和規定的不瞭解及不滿意，用一種堅持自己觀點的反覆論證申述著自己的需求，而忽視了群體的需求。霎時全屏充斥著進行協調的工作人員滿滿的絕望、無助，甚至是憤怒，這樣的情緒輸出引起了觀眾的極大關注。
通過點擊和轉發相關視頻，輿論的共鳴力和信息的傳播速度，甚至讓這位澳大利亞華裔在世界頂級製藥企業拜耳的職業生涯也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如果這樣的結局可以預見，這倆位歸國人員可能會選擇一種不同的、更冷靜的方式來處理和解釋他們的需要，而不會激起網路中普遍的反對情緒。
那麼這些海歸們的需求抱怨是錯的嗎？沒有錯。因為任何人都有權利表達他們的感受和關心，如果他們感到被錯誤對待，儘管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沒有。
他們表現出憤怒是錯誤的嗎？很明顯,也沒有。當被攝像頭在未經過允許的情況下拍攝時，要求任何人保持冷靜並提出可行的論點是合理但不合時的。
那麼，為什麼受眾會對這樣的主觀、個體表現如此憤怒，從而波及整個留學生群體需要正名呢？原因是除了個例的歸國人員確實拒絕聆聽工作人員的要求、拒絕降低自己的標準進行配合外，他們在屏幕上的形象和行為也“被突出”了較為自私和無理取鬧的態度，缺乏同理心，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優越感而無視國內群體捍衛的行為準則。
當然，這種網絡觀眾對海歸群體的先入之見，並不僅僅是基於某個歸國人員因判斷失誤、行為失當導致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在某種程度上，諸如此類描述歸國人員的個體事件自“海歸熱”後相繼呈現在公眾的眼前和腦海中，併成為整個群體類型人物的整體代表，也可能是社交媒體敘事工作需要樹立“對立面”、講故事而導致的。
必須承認，在流量經濟時代，一條新聞的瀏覽、轉發和評論的數字已經成為互聯網媒體新聞創作所尋求的、較為關鍵的受眾反響衡量標準。尤其在當下的媒介融合時代，技術的進步讓受眾變成新聞的製造者。當新聞媒體在尋找一個合格的“熱點話題”時，手中既可以是話題的接收者，更能成為話題的新聞創作者。流量時代的“熱點話題”能夠帶來共鳴和共情，好或壞，讚揚或聲討，用廣泛流傳的一句話說“有話題總比沒話題的好”。就像所有超級英雄電影中的好角色和壞角色一樣，在衝突的戰鬥場景中，觀眾大多不會睡著一樣。
這種創造新聞標題的簡單的對抗性方法被廣泛採用，相互衝突的新聞讓所有的新聞都不那麼乏味，讀起來也更好，是非曲直也較易凸顯。關注和傳播社會熱點問題是傳媒工作者歷來的傳統工作職能和社會責任之一。
然而，在當今信息傳播碎片化的網絡和媒體平臺環境下，在這個擁有數億網民的大眾傳播時代，公眾的注意力和整體判斷往往存在著“信息繭房”導致的“選擇性偏見”。現下媒體平臺傳播“什麼”熱點話題、突出“怎樣”社會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不可忽視的是，今天的新聞往往追看熱點，容易導致個別案例的泛化，從此，將整個群體按刻板特徵進行分類。
在這個最脆弱、最具挑戰性、但關係最緊密的全球抗“疫”戰“疫”時期，如何儘可能以負責任的方式恢復和呈現清晰、客觀可靠的信息，從而建立有助於團結人類、進行抗“疫”的全球公眾共識，遠比在任何群體之間挑起和強調“對立和衝突”更為迫切。在疫情爆發的大背景下，暫時且短暫效應的“刻板印象”類型傳播，如美國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病毒”這一有失公允的“歧視性命名”在全球社交媒體上大肆宣傳，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全球傳播需求逆道而行。無論是國內某些媒體強調刻畫的“傲慢和無知”歸國人員形象、或其他國家媒體強調刻畫的“中國病毒”，都在忽視其媒體應有的社會責任和輿論導向的所在。
在全球媒體傳統與新媒體融合的今天，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的便利和效率讓社會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有效降低受眾在各種媒介渠道上帶有攻擊性的輿論傳播，而不是將事件推向不健康、不合理的方向。
不斷變化的輿論格局和複雜的社會心態無疑對媒體堅持客觀立場、抵制放任情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一次新聞熱點傳播的背後，作為媒體和受眾，都應考慮：這是否有助於還原事實，在客觀呈現的同時正確疏導情緒，還是將注意力變成攻擊力，放大對立情緒？一些自媒體或社交媒體平臺上發佈具有煽動民眾情緒的新聞，肯定不會對這些終極問題的答案感興趣，也不會承擔社會責任，更不會停止偏離幾乎一邊倒的大量講述刻板印象的故事。
在國際病毒大爆發的情況下，更多具有專業背景的媒體應該運用最高層次的理性精神，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傳遞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信息，而不是錯誤引導、樹立矛盾、引導爆發。當今的媒體在傳播技術進步的幫助下，在任何層面上誤導公眾的思想，使之產生冷漠、刻板印象、仇外心理、尋找替罪羊或相互仇恨，這在很多層面上都是錯誤的。
《中國日報》的一篇文章為正確的媒體立場和理性主義輿論進行了呼籲，文中寫道:“‘預防傳染病工作者和移民工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降低傳染病輸入的風險。’在這個前提下，溝通中有哪些問題和困難是無法解決的?我們的共同目標是與這種流行病作鬥爭，抵抗這種病毒，確保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
影響我們所有人的病毒疫情提醒我們，人類的未來是共同、共通的，任何國家在“家裡家外”都不應忽視其實質上和精神上與疫情進行抗擊的全球責任。
尤其在疫情爆發的緊要關頭，如何形成並且維護一個健康、有機、可持續的輿論環境，不受國別、種族的歧視或限制，形成全人類共同抗“疫”的決心，是這個時代媒體傳播應考慮的。（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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