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家庭的鏡子，而家庭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電影《何以為家》挖掘了黎巴嫩社會現狀，且該實困境循環往復。首先，《何以為家》原名為“迦百農”，代表著“混亂、失序"。真實的黎巴嫩社會中，由於內部戰爭及外部戰爭影響，發展滯後且貧富分極嚴重。影片以扎因為象徵反映出敘利亞難民在混亂不堪的貧民窟中水深火熱的生活。電影的兩個小時濃縮了無數難民的悲慘生，而多數人卻沒有扎因一樣的控訴機會。其次，電影中映射的現實悲劇是反覆且延續的。缺少教育資源及物質條件使人無知且麻木，而黎巴嫩社會的矛盾問題並不會在一朝一夕解決，像扎因一樣的悲劇會循環往復地持續下去。因此，《何以為家》提名金棕櫚獎並獲得評審團大獎，斬獲第9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非偶然，這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深刻地揭示了社會現實問題的冋時，傳遞岀—種精神力量，即覺醒、自我拯救及永不放棄希望。
現實主義下的矛盾構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表示：現實主義除細節具有真實性外，還需再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將人物置身於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具體現實中刻畫衝突矛盾，方可達到充分的現實主義高度。電影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將通過構建電影中的人物矛盾關係實現。當電影人物矛盾衝突越強，帶給受眾群體的精神衝擊將越大。同時，觀眾對於電影的審美升級，將更加依賴於電影劇情的設計。當矛盾衝突構建成為現實主義電影普遍性方式時，便實現了電影中理性與非理性的聯姻，有效喚起觀眾的同情、移情、預感及鑑別能力。現實主義電影更傾向於關注人性之惡，著重揭露社會的黑暗之處，且具有細節真實、形象典型與描寫客觀的特點。現實主義電影翻譯的問題越深刻，越需要以強烈的衝突矛盾作為支撐。這也符合卡爾馬克思的論點“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矛盾的鬥爭性系統性推動事物發展。因此，電影《何以為家》如何通過構建矛盾衝突深刻反映現實問題，成為現實主義電影創作面臨的重要問題，而具體的做法也是《何以為家》獲得認可的重要原因。
現實主義影片價值建立的過程，就是對影片矛盾衝突構建的過程。《何以為家》通過沖突對立塑造豐富飽滿的人物形象，不斷呈現出人物內心與現實生活的衝突掙扎，繼而獲得觀眾的認可。電影中的衝突矛盾可分為人物矛盾、家庭矛盾及社會矛盾。首先，影片選擇十二歲的小男孩作為電影主人公，為影片的故事呈現奠定了基礎，即被拋棄”。再由小男孩被拋棄後的一系列矛盾問題堆積，直至電影中的那一幕面對法官詢問起訴父母的原因，扎因說因為他們生了我”。扎因與父母之間存在著利益矛盾，由於扎因的生存需要更多的物質需求，衣食住行及教育需求等，而妹妹薩哈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也是現實利益關係。扎因與父母之間的利益衝突是黎巴嫩社會矛盾根源，即緊缺的物質資源及惡劣的生活條件，而父母錯誤的生育觀使得生活條件更加惡劣。
電影中扎哈與拉希爾之間的矛盾關係，也是由現實利益導致的。由於拉希爾被抓之後，扎因只能承擔起與尤納斯共同生活的巨大壓力，且客觀地呈現出黎巴嫩社會中人們生活的困境。在電影中不斷刻畫岀扎因與社會之間的衝突，被人排擠且無法得到應有的教育資源等，都是因為社會公共資源有限，每個人都為了保證自我生存條件而排斥扎因。扎因面對的矛盾也是黎巴嫩整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問題，飽受戰爭困擾且湧入了過多難民，使得黎巴嫩的經濟水平發展較低且社會秩序混亂，這也是黎巴嫩面對的現實問題，是扎因與家庭、社會之間矛盾衝突的根源所在。
敘事策略下的困境呈現
美國著名編劇、導演昆汀曾表示：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並非將歷史事件照本宣科地進行呈現，而是應通過故事講述呈現出人物的性格特徵，並在衝突矛盾下刻畫困境，從而將觀眾引入人物的內心世界。且當人物深層本性與外部面貌發生衝突時，電影將會帶給觀眾更加強烈的壓力，直至故事高潮來臨，主人公發生轉變。"電影《何以為家》採用法庭與生活雙重敘事穿插的方式，展現出衝突矛盾對扎因造成的壓迫，並轉變為現實困境的過程，實現對觀眾情感的駕馭。非線性敘事包含斷裂、省略、閃回、閃現等不完整的敘事方式，採取非線性敘事方式拍攝的電影，使得劇情更加扣人心絃、撲朔迷離，但仍圍繞主要的故事線進行敘事。在電影《何以為家》中電影的主要敘事方式為法庭結合現實生活，在出現扎因生活場景時，生動形象地呈現出扎因的困頓及痛苦。而當畫面轉冋法庭之上時，又向觀眾呈現出扎因的勇敢發聲、堅強自立的人物性格，這種雙重敘事方式給予觀影者更加強烈的情感衝擊，使整部影片更加耐人尋味。電影的開始為扎因在法庭中控告父母，並隨著法庭中的陳述，具體呈現扎因在離家出走前的生活情況及離家出走的原因。
電影中眾多矛盾對扎因的冷漠打擊與壓迫，且12歲的扎因力量弱小，無法對抗強大的矛盾問題，這是扎因面臨的困境。扎因在法庭中講述了父母對於自己及弟妺的打罵、忽視，且扎因與弟妹需要擠在地上睡覺，並靠著在阿薩德商店勞動換取家用。電影中每次校車路過時，扎因都會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在扎因去街角送煤氣時與校車上男孩的對視，給予人們強烈的情感衝擊，兩個孩子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父母的力量對於12歲的扎因而言是極其強大，扎因最初沒有反抗的辦法及力量，只能選擇帶著妺妺離家出走。扎因離家出走後面對著生存的難題及社會的冷漠，遇見拉希爾後並未得到有改善，而是隨即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在拉希爾被捕之後，扎因與尤納斯獨自生活尤為艱苦，且在獨生活期間要面對各種人的欺凌，扎因與整個社會的矛盾關係構成了他的困境，生活的壓力使得扎因最後將尤納斯賣掉。影片中對扎因放棄尤納斯的掙扎與不捨進行大量描寫，呈現出這個12歲的小男孩在面對生活的困境下力量的弱小。當敘事路線轉向法庭時，扎因的態度是堅定目強硬，這與困境情況下的扎因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交叉敘事可以給受眾群體更加強烈的衝擊，凸顯出扎因自我成長以及跨越。法國文學史家彌爾法蓋曾說：現實主義是明確冷靜的觀察社會事件，再將其準確冷靜描述出來的藝術方式。”《何以為家》的結構功能價值即為，通過向電影人物不斷加強壓力，將人物逐漸逼向更加困難的境地，使其做出更加艱難且冒險的抉擇及行動，並逐漸増強電影中的困境難度，激發出主人公無意識的自我。
自我拯救中的價值體現
法國導演、編劇弗朗索瓦·特呂弗曾指出，偉大的電影結局需要具有壯觀性與真理性渾然一體的效果。弗朗索瓦·特呂弗所說的壯觀性並非電影特技效果的壯觀，而是為精神世界創作的高潮。“真理性是電影的主控思想，在電影中呈現出完整的基調形象，當觀眾回憶起這個形象時，整部影片思想也將隨之湧動。現實主義的歷史性維度即要求真實摹寫複雜的社會關係，並且反映出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矛盾運動過程，因此，電影拍攝需要藉助技術手段生動地呈現出主要矛盾，且主人公形象須為個有意志力的人物，具有自覺的慾望，主人公需要至少有一次機會達成自己的慾望，自覺或不自覺地採取某一行動。《何以為家》選題深刻，客觀呈現出黎巴嫩底層人民的生活現狀，以及勇於抗爭是獲得平等自由的基礎。電影將扎因的形象作為黎巴嫩的具象表現，而扎因的現實生活情況也是黎巴嫰正在經歷的困境。為更加深入地詮釋電影的主體內涵，電影通過設定兩個場景，呈現出扎因自我拯救的過程。主人公扎因的奮起反擊，實現自我成長及人格的昇華，並帶給觀影者情感世界的震撼，充分發揮現實主義電影的社會思想價值。
羅伯特·麥基的《故事》中針對電影中的人物成長是這樣論述的：“人物的成長需要激勵事件進行推動，而激勵事件必須徹底打破主人公生活中各種力量的平衡。當一件激勵事件發生時，將是動態的充分發展了的事件，而不是靜態及模糊的事件。激勵事件需要由兩件事來構成，一個是伏筆，另一是分曉。"電影中第一次促使扎因進行改變及自我拯救的激勵事件為：妺妺薩哈被父母賣給阿薩德。
在此之前為扎因對這件事情的反對進行了鋪墊，薩哈初經後，扎因幫妺妺洗乾淨褲子並偷衛生巾，並將阿薩德的猥瑣與醜陋告訴妺妺。在發現阿薩德上門提親後，想要帶妺妺走並未成功的扎因，憤怒之下離家出走，這是扎因第一次進行自我拯救。扎因的第一次自我拯救是在監獄中將父母告上法庭，而這行為的激勵事件為母親再孕。在母親探視時，扎因得知母親又一次懷孕，且要將孩子取名為薩哈，這一行為深深剌痛了扎因的心，扎因彷彿看到了這個孩子與自己和薩哈一樣的命運。因此，母親的行為對於扎因的困境突破，具有直接推動作用。扎因選擇這一行為的激勵事件為：自己與弟妺們的悲慘生活經歷，以及妹妺薩哈的死亡。因此，扎因決定要阻止父母錯誤的決定，在律師娜丁的幫助下向法庭求助。在法庭上狀告父母的原因是“他們給了我生命”，起訴父母不能為自己提供保護及安全感，阻止父母再次孕育新的生命。
主人公扎因在經歷了社會的磨難與洗禮後，實現了自我成長的否定之否定價值。扎因精神生態層面的自我拯救具有正面價值。在傳統現實主義作品中，雖具有較強的感染力及影響力，但沒有《何以為家》這部影片更加衝擊人心，給予人們更強烈的震撼。十二歲的少年與原生家庭及整個社會現狀進行對抗，這種自我拯救的意義可充分打動觀眾的心。且最後故事的結局拉希爾和兒子尤納斯團聚，扎因獲得了護照可以出國正是這部影片的偉大之處，在客觀解釋及嚴肅批判的背景下還有動人的溫情。
優秀的電影作品不僅需要解釋人物的深層性格，並且需要在講述的過程中展現出人物內在本質中的弧光變化。扎因的反抗及自我拯救精神，無論是高居廟堂或是泥濘生活中的人民，都會被深深地感動及震撼。而扎因的精神是當代社會缺少的勇氣與果敢，從個體生活上至國家利益，在霸權主義面前人們顯得束手無策，而扎因的自我拯救帶來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即精神世界的堅毅將指引人們對抗社會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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