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叢刊》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亮麗名片，它不僅為彼時出版成功樹立了典範，更成為滋養學人，催生研究成果的學術淵藪，歷來享有盛譽。《四部叢刊》出自張元濟先生之手，所以談《四部叢刊》必要談張元濟。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一八六七年出生於廣東。其遠祖乃南宋橫浦學派創始人張九成。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恩科舉人。三年後，與蔡元培、唐文治、湯壽潛、尚其亨、張鎮芳、葉德輝等同登光緒壬辰（1892）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後，授刑部主事。光緒二十三年（1897）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初入社會，正是中國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苦難時代。如何“救國圖強”，乃當時仁人志士共同求索的真理。供職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張元濟，尤多知外交事務和外國長技，很快成為一個改良主義者，遂建議成立學堂，並撰寫七千多字的奏稿，進呈光緒皇帝，反覆強調強國亟需培養人才，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召見了他。惜變法很快失敗，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他人或革職，或逃散，一時星流雲散，張元濟則遭到“永不敘用”的處分。時晚清重臣李鴻章惜其才，乃薦其到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譯書院任總校兼代辦院事。“戊戌變法”失敗的嚴酷現實，使張元濟認識到中國社會受兩千多年君主專制鉗制，思想守舊，民智未開，覺悟未醒，想通過一次變法就能強國是幼稚的幻想。他指出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大眾，必然毫無結果，遂更加堅定了他“教育救國”的理念。
張元濟以“輔助教育為己任”，於一九〇一年投資商務印書館，一九〇三年初任該館編譯所所長，一九一六年任該館經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年改任該館監理，一九二六至一九五九年任該館董事長，一九五九年八月謝世。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出版工作，當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一次實踐；他所參與規劃出版的《最新教科書》，無疑是他輔助教育思想的具體實施；組建藏書樓涵芬樓，後擴展為東方圖書館，以保障出書品質，開私營出版社建館藏書之先河；組織編纂影印出版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續古逸叢書》，未嘗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育學術思想的體現。可見這位從“戊戌變法”中走出來、被宣佈“永不敘用”的莘莘學子，始終未忘自己變法圖強的初心，用終生的出版實踐，回擊了“永不敘用”的荒謬。
《四部叢刊》初編，於一九一九年開始輯印，一九二三年出版蕆工，費時四年。其後，張元濟又陸續發現一些較印入初編的版本更好的本子，遂將先前所印該書撤出，更換更好的善本，並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重新印製初編。這種不惜工本、不護短隱誤、追求至善的經營理念，口碑極佳，魯迅、胡適、蔡元培、黃侃等學界名流均交口稱讚，一時購買如潮，洛陽紙貴。一九三二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日軍飛機有針對性地轟炸商務印書館，日本浪人混進東方圖書館縱火焚燒了這座珍貴的圖書寶庫。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張元濟給胡適的覆信中嘗言：“商務印書館誠如來書，未必不可恢復，平地尚可為山，況所復者猶不止於一簣，設竟從此澌滅，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兄作樂觀，弟亦不敢作悲觀也。”（《張元濟全集》第2卷549頁）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中，《四部叢刊》續編於一九三四年輯印出版，顯系張元濟對日本人企圖毀我文化陰謀的實際回撃。一九三六年，《四部叢刊》三編輯印出齊。
《四部叢刊》前三編的編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中的首要環節是選書與選本。為保障書的品質，張元濟嘗廣泛徵求意見。他曾將《四部叢刊》選目分寄多位學者，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致函王國維：“前承開示《四部叢刊》續編目錄，當於同人商榷，略有增減。茲印成草目一帙，聊代謄寫，今呈上一份，謹祈鑑察。所增各書如有未合者，仍乞加以刪汰。又何書以何本為宜，亦祈指示，即就原原目注入擲還，俾可匯印清目，再向各家商借。”（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全集》第1卷241頁）在致王國維的另一封信中，又請他校補了《元氏長慶集》及《張說之文集》，使之更為美備。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又致書北大教授朱希祖：“再前年承示購得抄宋本《水經注》，甚為王君靜庵（王國維）所賞，曾代估影印工價，議而未行，至今懸望。敝館近日複印《四部叢刊》，中有《水經注》一種，原用武英殿聚珍版本，靜庵來信謂不如改用尊處抄宋本或黃省曾刊本。鄙意兄所藏從宋本出，黃本究遜一籌。因思吾兄本有流通之意，不揣冒昧，敢為陳請。”張元濟的《日記》中關於這方面的記載，更是隨處可見。一九一六年三月二日載：“約王病山、朱古微、俞恪士、壽丞、劉聚卿、徐積餘、鄭稚星、劉翰怡、張石銘、李梅庵、鄭蘇龕在一家春晚飯。”（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全集》第6卷20頁）以上諸人都是當時家富藏書的大家，是張元濟商借底本的對象。可知為保障《四部叢刊》的出書質量，張元濟嘔心瀝血，勞苦功高。
正如他的嫡孫張人鳯在《四部叢刊》四編序言中所說：“張元濟在《四部叢刊》三編完竣之日，即著手四編的準備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吳其昌信曰：‘去歲奉九月一日手教，於《四部叢刊》四編應採用各書多有指示，不勝感荷。’亦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之前，他就給吳其昌等多位學者去信，徵求《四編》的意見。信中還託吳其昌代為向任贛沈探詢明覆宋本《鶴林玉露》的版本情況。浙江海鹽同鄉、歷史學家朱希祖曾向張元濟建議：‘《宋大詔令》等，大都希望早日出版。有數種書雖系宋元版，而學術上似少有價值者，以少收為宜。’張元濟表示：‘《宋大詔令》頗多訛字，尚須校勘，承屬早出，自當趕辦，以答盛意。’潘景鄭在《四部叢刊續集草目題識》中記述：‘涵芬樓向滂喜齋借影了一批典籍，印入續編，但還有不少並未編入，惜所印不及十種，尚有借印而未成書者，如《東觀餘論》《顏氏家訓》《諸儒鳴道集》《雍錄》《大金國志》等。’張元濟自己收藏並十分珍愛的典籍，則有明隆慶五年葉恭煥手抄本《負喧野錄》， 系百餘年前從海鹽張氏涉園藏書流散之本，由傅增湘在北京為他買得；另一部為明洪武刊本《鄭師山集》，‘此書為弟所有，極不易得，將俟修補後看能否照相，擬印入《叢刊》也。’”
張元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劉承幹信稱：“《四部叢刊》四編，今歲仍當續出，惟發售預約時期現尚未定。一俟書目編成，當即呈政。”同年三月六日致丁英桂信雲：“《叢刊》備用之書，如《契丹國志》《名臣碑傳琬琰集》《諸儒鳴道集》《玉堂類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傳真者，乞檢出發下一二種，以便續制。瞿啟甲之子瞿熙邦回憶：‘尚有再續目錄，亦列十有餘種，垂以抗戰軍興，遽告終止。’”（瞿鳳起《答友人問吾家回應影印事》）。可知在《四部叢刊》三編編印出版後期，張元濟已開始籌備《四編》事宜。惜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尋釁釀成“盧溝橋事變”，全民抗戰爆發，《四部叢刊》四編就此中輟。八十年後，上海柳和城先生在《濟南大學學報》發文，披露了張元濟《四部叢刊》四編草目，由首都圖書館副館長周心慧發現，攜來共商核實編纂出版事宜。
《四部叢刊》四編草目著錄極為簡略，需要逐一尋檢核查：對其中書名不確者，加以核正；卷數不確者，加以核實；對作者題名、表字、雅號不合規範者，皆考出其真實姓名以著之；對目中所題版本籠統者，加以細化具體，如目中只題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明抄本、清抄本、稿本等，都要先加判斷，而後儘可能給予詳實著錄。總的印象是原選目蓋非正式敲定的規範目錄，似是先生隨時想起隨時記錄之目，核實很費周折。好在經過不懈的努力，總算整理出一個較原草目版本更好的書目。張氏原選一百三十二種，有七種今已不知下落，還有幾種大書，如《冊府元龜》《國榷》《明文海》等，近年都已影印出版，不再重印，總得一百二十三種。少數幾種，當初張氏所選之本不及現存之本更好，做了適當調整。隨著《四編》的出版，這個核實後的選目亦早已公之於世。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張元濟致丁桂英信雲：“頃思得擬將照存殘宋本《梅宛陵集》，影印六開本出售。本擬引入叢刊四、五編中。此小種抽出單行或尚可售。但照存底本有何等書籍，均不記憶。可否乞抄一分。敝處遷移後無可查考矣。”（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全集》第1卷116頁）在這封信中，張元濟明確提到了編《五編》的計劃。柳和城先生《四部叢刊未刊書考略》一文亦考證：“（張元濟）按照原先計劃，還將推出《四編》《五編》，由於抗戰爆發，商務印書館再遭浩劫，計劃隨之流產。”可見，柳先生也洞察了張氏編《五編》的構想。通觀《四部叢刊》初、續、三、四編選目，張先生選目思路亦清晰可見，蓋是從學術資料價值、版本價值、實用價值和求真精神等幾個方面入手，廣徵博採，商借公私，所以迄今雖仍未有張先生親自選目的發現，但沿著前四編的甄選思路，我們又擬出了一個五編選目，藉以完成張先生想做而未竟的期冀。
縱覽《四部叢刊》前四編選目，我們會發現張元濟先生以時間為縱線，前賢著作為橫線，構建起了一個十分嚴密的選目體系。然而，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尋訪底本的不易，仍然有一些本子沒有被發現。這就在這個體系中留下了一些空白，《五編》所選之目，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從而使《四部叢刊》這一大書更加詳備。
《五編》選目有如下幾方面特點：一是大量補入《四部叢刊》前四編未收的唐人文集，底本多為明代銅活字印本；二是收入了一些價值極高的手稿本；三是選入了極為稀見的傳抄本；四是收錄了一些罕傳的刊本。前四編雖已收錄不少各種版本的唐人文集，但初、盛唐人文集收的有限。如許敬宗、虞世南、王昌齡文集，均為張先生所難尋，而明人銅活字排印之本可補其闕。明弘、正間所存宋、元刊本尚多，以這些宋、元本為底本用銅活字擺印行世者，歷來為藏家視為“下宋版一等”，十分珍貴。張先生亦重視稿本，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查繼佐《罪惟錄》稿本，就是張氏多方訪查而收入三編者。而五編特將元人張仲壽《疇齋文稿》手稿編入。書內“疇齋”“自詒叟”，乃張仲壽自鈐。明初為宋濂所有，以有“宋景濂氏”鈐章可證。後歸項墨林，以有“子京父印”“墨林秘藏”鈐印可證。入清曾為梁清標物。後歸藏內府，嘗為乾隆皇十一子和碩成親王之物，故其上有“怡晉齋”鈐章。張仲壽以書法見長，故又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等印。其珍貴程度，不言而喻。上海圖書館所藏清人朱鶴齡《禹貢長箋》稿本，世無二帙。清人翁方綱所撰《蘇米齋蘭亭考》八卷，有王樹枬跋，今僅存一卷，彌足珍貴。這些珍秘的稿本選入《五編》，可以普惠學林，增強雅好，陶冶性情。《五編》還收錄一些明、清抄本，有些書不見刻本，惟賴抄本以傳，為少數藏書家所僅見，實為存世孤本。如《錄異記》，出自明代藏書家秦四麟之手，又有何義門跋，學術版本價值不言而喻。秦四麟字景陽，一字西巖，號季公，又號五嶺山人，江蘇常熟人。萬曆貢生。善詞曲，精音律、喜抄書。是有名的藏書家、刻書家。其家抄書稿紙，版心印有“致爽閣”“又玄齋”。所抄書與毛氏汲古閣、馮舒兄弟、錢謙益絳雲樓、錢曾述古堂齊名，有常熟“四大抄”之譽。《蜀檮杌》乃清人鮑廷博知不足齋抄本，鮑校並跋。後附勞格補遺一卷、繆荃孫手寫校記一卷。總之《五編》選本，幾乎皆經前輩通人如鮑廷博、盧文弨、吳騫、錢泰吉、勞格、吳翌鳳、陳鱣、吳壽暘、沈欽韓、胡珽、翁同書、王國維、傅增湘、繆荃孫、王立承、袁克文等校讀過，增強了書的可靠程度及學術價值。這些書選入五編，實為五編增色。
總計《四部叢刊》五編甄選宋刊本一種、元刊本五種、元刻明修本二種、元代稿本一種、明刻本四十七種、明代銅活字印本三十二種、明抄本十種、明影元抄本一種、後金刻本一種、清代刻本三十種、清代抄本十六種、清影宋抄本六種、清影元抄本一種、清代稿本七種，凡一百六十種，彙編裝成一百九十冊。卷帙浩博，內容極富，氣勢恢宏。張先生若地下有知，諒會含笑九泉。
《四部叢刊》五編所用底本，得到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的大力支持，在此謹衷心的感謝。在編纂出版過程中，得到各方面專家學者及出版者的鼎力支持，在此謹致謝忱。
李致忠
二〇一九年十月廿七日於北京
部分底本欣賞
宋刊本《尚書圖》
元刊本《韻府群玉》
元代稿本《疇齋文稿》
明代影元抄本《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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