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李爹爹今年70歲，出院一個多月，他總共出了四次家門。
第一次是出門拔摩托車的充電託，腳剛踏出去，鄰居就丟掉手裡的東西，躲得遠遠的。
第二次是諮詢健康碼的問題，剛到小區門口，工作人員讓他站遠點，別過去。
第三次想去領愛心菜，社區幹部不給，讓他叫老伴去領。
第四次回醫院取藥，收費處工作人員把錢丟得遠遠的，讓他別靠近。
即使在自家陽臺曬太陽，也會被小區居民舉報。
理由是陽臺屬於戶外空間，大家害怕。
自那之後，他只待在臥室裡，享受透過窗戶照進屋子的一丁點可憐的陽光。
他管這個叫“鐵窗”生活。
“我覺得我們這類病人比艾滋病還讓人害怕。人們很恐慌，覺得我們走過的地方都帶著病毒，一路要消毒。”
在新冠重症隔離病房經歷過生死關，沒想到治癒回家後，大家對李爹爹的態度還是如洪水猛獸般，唯恐避之不及。
治癒，只是新冠患者煎熬的開始。
歷史的傷疤可以癒合，但“新冠”留給他們的傷害，卻始終在持續。
治癒 只是新冠患者煎熬的開始
作為一場大疫的不幸感染者，有些人幾乎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當他們終於康復出院，期待迴歸正常生活的時候，卻一再被周遭異樣的目光、盲目的排斥、不公平的對待寒了心。
2月7日，嚴先生確診新冠，2月14日出院。
人還沒到家，他的個人信息就被鄰居掛在微博上，還接到很多騷擾電話。
這位鄰居表示自己這麼做是“正義”的。
被掛個人信息還不算完，小區裡還有人說嚴先生一家是妖怪。
看到他們出來就舉報，什麼難聽說什麼，不惜造謠。
“看見你，就要罵你一次。”
“這人老婆是湖北人！”
“他們還辦了滿月酒，請了很多武漢人！”
“就因為你一個人，全城都人心惶惶。”
還有治癒者遭遇就業歧視的。
1月18日，姚女士回湖北老家休年假。
不久後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開始接受隔離治療，2月5日治癒出院。
公司得知姚女士的情況後發出告知，因她被確診過新冠肺炎，不得返崗，並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
當然，這家公司的行為是違法的，可申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要求公司與其恢復勞動關係或向其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賠償。
種種事件，足以說明一個殘酷的事實：
“病毒會過去，但歧視不會。”
前面提到的李爹爹，原本是個愛熱鬧的人。
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滿滿的，什麼都玩，也有很多朋友。
他曾參加了武漢最大的一個戶外群體，現在那些微信群都冷清了，他發什麼都沒回應。
“我已經被社會隔離了，沒有人跟我交往，人們在語言上和行動上都是拒絕。”
外界的偏見或許還能理解，但親情的流失最讓人無法接受。
“即使是我的親兄弟姐妹對我也是有戒備的。”
李爹爹的親兄弟叮囑他：
“你不要出去走動了，你的病還可能復發的。”
而他的親妹妹，平時最疼愛的妹妹，自從李爹爹生病後，就再也沒聯繫。
人情冷暖，在病毒面前，不堪一擊。
在這個傳染病沒有百分百被人類攻克前，在疫苗沒有出來前，很多人覺得新冠患者是個不定時炸彈，被治癒只是暫時的。
一位武漢康復驛站的醫生說：
“我有個朋友康復出院後，不敢見人，怕他們都躲著自己，不敢摸門把手，不敢見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
因為對傷痛有了記憶，所以治癒者也會更加敏感和謹慎。
他們的遭遇，就像暴雨中不斷被拍打的野草。
可能比患病的時候更絕望。
患病的話，要麼死了，要麼活著。
但治癒之後受到一系列的打擊，才是最令人絕望的。
現在如此，17年前也是如此。
非典創傷17年 看不見的傷痕
在「非典十年」紀錄片裡，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採訪了3個家庭，每個主人都會戰戰兢兢問：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們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當時的採訪時間，是2013年3月。
距離非典，已過去整整10年。
十年，歷史的傷疤早已癒合。
但“非典”留給他們的傷害，卻始終還在持續。
非典流行期，首例報告病例黃杏初，被輿論追得躲進樓上小屋不敢見人。
媒體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樓的名稱，搞得生意全無。
此後便消失於人海，杳無蹤跡。
十年後，他已經隱姓埋名換了個身份重新生活，希望與過去做一次徹底的切割。
2003年3月18日，李朝東陪著母親到東直門醫院就醫，在急診室的觀察室被一位香港人傳染上非典，繼而全家8人相繼感染。
家人不讓進屋。
他一到公共廁所，廁所的人馬上就空了。
去單位找報銷，人家讓他留下發票趕緊走人。
到商店買東西，每個攤位都對他擺手。
意思是，不賣給你。
社長在翻看歷史資料的時候發現，很多非典治癒者的生活十分艱難。
當年，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手術中心供應科護士劉路萍，本可以休假20天。
她主動請纓，進入戰鬥狀態，卻不幸感染。
劉路萍
之後她開始受到各種各樣的“區別對待”。
酒店拒絕入住、公司拒絕入職，家鄉也回不去，最後不得不在福利院安身。
建築工人張金萍因為感冒在醫院住院輸液，染上了非典，並飽受後遺症的折磨。
自那之後，十年間親戚從未踏進過門。
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一位因救助病人而感染上非典的醫生，甚至牽連到了當時正在上大學的兒子。
校方找到她兒子，問“你媽是誰”。
如實說了後，就讓退學了。
有誰走在街上，會從對方臉上看出“非典”二字呢？
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兩個字卻像永遠的烙印，伴隨他們一生。
城市恢復如初，但治癒者的生活不復從前。
除了來自外界歧視，還要忍受身體上的折磨。
絕大部分非典後遺症患者還有嚴重的骨壞死症狀，以及一些其他的後遺症。
如肺纖維化、高血壓等。
他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長期接受治療。
轉瞬淪為殘疾、偏見、失業、貧窮的受害者。
當年有些人只是去醫院拿個藥，就感染了非典。
沒有人能為他們的無辜感染給個什麼說法，更沒有人為他們的殘酷餘生提供保障。
“自從非典以後，我們就像一群被社會拋棄的垃圾，不能見天日。走到哪，大家都避之不及。”
一個非典後遺症患者，曾這樣描述他們的群體。
對於我們來說，一切都已成往事。
對於他們來說，這卻是一根永遠拔不出的刺。
人類的敵人是病毒 不是同胞
一個17歲男孩，當年全家人都感染了非典。
媽媽去世，他和爸爸一起住進同一間病房。
後來他爸爸也去世了。
一線攝影師找到男孩，問能不能幫他拍張照片。
男孩答應了。
攝影師又說：
“小夥子，把口罩戴上吧。
社會很複雜。
以後你出院了，有些人會同情你，但有些人會歧視你。”
並不是一場瘟疫結束，問題就解決了。
人類造成的災難，每個普通的生命都在一起承擔。
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次新冠肺炎的爆發，非典後遺症患者的痛，我們也不會看見。
被歧視的，繼續被歧視。
被遺忘的，繼續被遺忘。
現在存在一種隱性的鄙視鏈。
全國人歧視湖北人，湖北人歧視武漢人，武漢人歧視生病的人，得非新冠的病人歧視新冠病人，新冠病人在鄙視鏈的最低端。
哪怕是已經治好的新冠病人，別人還是嫌棄，覺得他們身上帶著某種病毒，是不乾淨的。
多位醫學專家都曾強調，新冠肺炎患者治癒康復，就意味著機體的免疫系統已經將病毒清除。
就新冠病毒而言，這些治癒者甚至比未感染過的普通人更安全。
對病毒心存恐懼是正常的，但是對治癒者毫不掩飾地排斥，社長覺得就過分了。
當未知病毒侵襲人類的時候，我們採取了不講條件的“全民動員”的方式將風險分攤到每個人身上。
危機過後，那些被無辜感染的普通人，有沒有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和實實在在的物質幫助？
非典過後，我們做得並不好，但這一次，希望能夠有所改變。
希望我們的社會能走到一個成熟的文明的狀態，能坦然接納新冠治癒患者，能給他們寬容的環境和生活的保障。
不要歧視他們，我們是同胞，不是敵人。
災難已是無情，如果人心也冷漠，那這個世界，就真的再也不會好了。
你怎麼看待新冠治癒者？
你身邊有新冠治癒者被歧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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