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氣象”，這是對元代文化精神的最高概括，它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大元疆域廣闊，國勢強盛，恢宏大氣，激發起元代文人空前的自豪感，他們極盡其能，鋪張揚厲，張揚大元氣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元人的這些頌揚，沒有任何勢利之想，他們不是寫了獻給皇帝、獻給貴族、獻給當權者，沒有人要他們寫，寫了也不能換取名聲和富貴。他們的寫作是自發的，因而是其所感所思的真實表達。在元代文人筆下，大元氣象一方面體現為“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體現為“王化大行”之“無遠弗至”。在我們看來，大元氣象給人的感覺是氣象宏大、大氣包容、治法粗疏。精神上體現為大而有容，大而和諧。元代文化和元代社會中都體現著和諧精神。
文 | 查洪德
有學者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元朝開啟了“大中國”時代。這所謂“大”，不僅僅是疆域之廣大。在元代，不同民族共居，不同生產、生活方式並存，不同宗教與文化並容，社會生活、政治觀念等就必須有開放與包容的意識，在文化精神上，就體現為“大”——開放與包容之“大”。
“大”體現在元代文化的很多方面，元代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為大元氣象。大元氣象，表現元人超越往古的時代自信。“大”，是元代的時代特徵，國號大元，都曰大都。國力強大，氣運盛大，關於其“大”的表述還有很多，如闊大、宏大、遠大、曠大，大境界、大心胸、大氣象、大氣魄，大度包容、大大落落等等。元人對版圖和國勢的描述，都突出“大”，所謂“大元至大古今無”，所謂“堂堂大元”。元人常說的“海宇混一”“夷夏同風”“無遠弗至”，體現的都是“大”的精神，也就是大元氣象。
這種時代精神的形成，與草原文化影響有關，是草原文化精神與中原文化精神融合而成。蒙古進入中原，將草原文化精神也帶到了中原，中原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甚至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觀念。郝經的《化城行》詩，就對中原政權千百年來築城自守的思維方式和一代代的胡漢戰爭進行反思，說：
君不見始皇萬里防胡城，人土並築頑如冰。屈丏按劍將土蒸，堅能礪刀草不生。神愁鬼哭枯血腥，殺人盈城著死爭。只今安在與地平，平地深谷為丘陵。江南善守鐵甕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廣莫無一城，控弦百萬長橫行。身為心城屋身城，一朝破壞俱化升。佇立感化參玄冥，乾坤翻覆一化城。
所謂化城，即海市蜃樓。郝經看到如三都兩京之壯的海市蜃樓，一陣風來，頃刻消散，想到千百年來包括長城在內的各種巍峨之城，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特別是江南城守的被動，與西北草原上的任意馳騁，兩相比較，更覺築城而守的無意義。當然，以德為城，是中原文化的觀念，則是更高境界。
中原文化本有對“大”的推崇，《周易·坤》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大，是大地之德，無物不載，是地德之“大”。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是天地之“大”德。聖人廓然大公，其心與“天地同其大”，心普萬物而無心，才能“感而遂通天下”，此為聖德之大。聖人在上，四海為一，是為大一統：“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中原文化中的“大”與草原精神的“大”也有所不同，中原文化之“大”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概念，《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為道。《莊子·天道》雲：“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大”即天地。“大”還是至高至美的德性，《論語·泰伯》：“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所以，《周易·乾·文言》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中原文化對“大”的表述，不像草原文化那樣具象直觀，《周易·繫辭上》：“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對比《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自可感受二者的不同。但這並不影響“大”成為兩種文化共同崇尚的精神。元人以“大元”名其國，“大”成為一代文化精神的概括性表述，乃是取中原文化的概念，《周易·乾》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統華夷的“大元”，是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所共有。
唯其為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共同崇尚的精神，才能成為元代的文化精神。
大元氣象，是元代的文化精神，也是元代的文學精神： 文學中體現著這一文化精神。正如元人李洧孫《大都賦並序》中所言：“蓋當國家盛時，區宇博大，洪威遠暢。湛恩旁洽，斯人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如百川之朝東海。”“千紀以來，是不一姓，惟今皇元為最盛；四極之內，是不一都，惟今大都為獨隆……語其疆埸之廣，則商周所未睹、漢唐所未聞；稱其都邑之壯，則崤函不為雄、京洛不為尊也。”這是國之大氣象，都之大氣象。而“夫有盛德大業者，必有巨筆鴻文，鋪張揚厲，高映千古，以昭無窮”，與之相副之文，也需要大氣象，以巨筆鴻文，鋪張揚厲。
01
文人對大元氣象之鋪張
元人對自己時代的自豪感，大致來自兩個方面： 疆域廣大，國力強盛。疆域廣大，是時代自信心的基礎。在元代之前，稱強盛者必言漢唐。《舊唐書·地理志》言其疆域，說：“北逾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極言其疆域之廣。與此相比，《元史·地理志》的表述，氣勢上就大不同：“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鹹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裡數限者矣。”漢、唐、宋疲於戍邊，元百餘年無邊患，這帶給元代文人強烈的大而強的感覺，於是他們在各種文學作品中鋪張渲染這種大而強之感。人們最熟悉的，是貫雲石的散曲【雙調·新水令】《皇都元日》：“江山富，天下總欣伏。忠孝寬仁，雄文壯武。功業振乾坤，軍盡歡娛，民亦安居。軍民都托賴著我天子福，同樂蓬壺。”“賽唐虞，大元至大古今無。架海梁對著檠天柱，玉帶金符。慶風雲會龍虎，萬戶侯千鍾祿，播四海光千古。”散曲中還有馬致遠的【中呂·粉蝶兒】： 至治華夷，正堂堂大元朝世，應乾元九五龍飛。萬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輝。喜氤氳一團和氣。
【醉春風】小國土盡來朝，大福廕護助裡。賢賢文武宰堯天，喜，喜！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四方寧治。
【啄木兒煞】善教他，歸厚德，太平時龍虎風雲會。聖明皇帝，大元洪福與天齊！
這“大”包含了多方面的內涵。元人展示其盛大氣象的儀式，無過於詐馬宴。每年六月吉日，在上都西郊草地行宮——失剌斡耳朵（蒙古語意為黃色宮殿，又稱棕殿、棕毛殿）舉行，有王公貴族數千人參加，大宴三日，元人周伯琦《詐馬行》詩序說：
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濟遜，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為樂，唯宗王戚里宿衛大臣前列行酒，餘各以所職敘坐合飲，諸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凡三日而罷。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馬三匹，它費稱是，名之曰“濟遜宴”。“濟遜”，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正如鄭泳《詐馬賦序》所說：“皇上清暑上京，歲以季夏六月大會親王，宴於棕王之殿三日。百官五品之上賜只孫之衣，皆乘詐馬入宴。富盛之極，為數萬億，林林戢戢，若山擁而云集。太師丞相乃謂掾屬鄭泳曰：‘我元廣輪之闊，東西盡日之所出沒，南之拂郎之國，北之北海之北……顧茲大會，親王來賓……試為我賦之。’”盛大儀式，展示盛大國勢，要求盛大之文來表現。所以，元代詩文中有不少寫詐馬宴的作品，對這一盛大儀式，加以記敘渲染。如貢師泰《上都詐馬大燕五首》其二：“百年典禮威儀盛，一代衣冠意氣豪。”寫其豪盛，其五：“清涼上國勝瑤池，四海梯航燕一時。豈謂朝廷誇盛大？要同民物樂雍熙。當筵受幾存周禮，拔劍論功陋漢儀。此日從官多獻賦，何人為誦武公詩？”說如此大型盛宴，目的不是誇耀國力盛大，而是崇尚德業，展示和樂昇平，與民同樂，享雍熙之盛，像《詩經·鄭風·緇衣》那樣，頌揚王公大臣之盛德。草原民族的盛大典禮，在這些作品裡，已經塗上了中原文化的色彩。
根據《考工記》，元大都分為內城、外城、宮城三重。外城略呈矩形，東、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門，北面則為兩座城門。這十一座城門的命名，大多取自《周易》。
大都在當時，是“世界諸城，無能與比”的大城市，當時文人，“一至京師，獲觀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綿亙，都邑之雄大，宮殿之壯麗，與夫中朝鉅公之恢廓嚴重。目識若為之增明，心量若為之加寬”。元代文人遊大都，瞻仰大都，往往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與激動，歌詠大都，成為元代詩文的重要內容。只《大都賦》，流傳至今的就有李洧孫、黃文仲兩人之作。這裡介紹一下黃文仲的《大都賦》。和傳統的都城賦一樣，黃文仲之作也是設為主客問答的形式。首先是客問，由大都所在之燕地說起，“竊聞燕之為壤，古曰幽州，召公拓其規，昭王闡其猷，慕容據之以爭中夏，完顏臨之以朝諸侯，名蹤勝蹟，萬歲千秋，子能舉之否乎？”客的這種認識，被主人鄙夷，說今之大都，是“天下大都”，哪是昔日燕地所可比：“主人撫掌而笑曰： 固哉客之問也。彼小國一君，偏方一主，朝盛夕衰，何足以語？維昔之燕，城南廢郛；維今之燕，天下大都。宇宙千齡而啟運，帝王一出而應符。山川改觀，民物易居。開天拓地，自作制度。豈轍人之軌而躡人之跗？”客又對“大都”之名提出質疑，為何稱為“大”：“古我帝王，自冀至洛，惟以都名。漢、晉東西，因以方名。吳、蜀、魏、汴，鹹以地名。今名以‘大’，誇孰甚焉？”主人回答，批評客沒有見識，“主人變乎色曰： 爾言過矣。豈謂鴻之翮而猶鵬之翮，蜥之鱗亦猶龍之鱗耶？大之為義，無匹無倫。非我皇上之德，疇克當之”。之所以稱作大都，首先是皇上之德，可以當“大”之義。然後重點說，大都之大是建立在大元之大基礎上的，歷數前代統一王朝，秦、漢、晉、隋、唐，但都不過“西至乎玉關，東至於遼水，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得從者失橫，有此者無彼”，而我大元，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
大哉天朝，萬古一時。淥江成血，唐不能師，今我吏之，遼陽高麗；銀城如鐵，宋不能窺，今我臣之，回鶻河西；漢立銅柱，馬無南蹄，今我置府，交佔雲黎；秦築長城，土止北陲，今我故境，陰山仇池。舌螺發，黧面雕題，獻獒效馬，貢象進犀，絡繹乎國門之道，不出戶而八蠻九夷。謂之大都，不亦宜乎？
大都之大，源於大元之大，而大元之大，乃由於德之大，功之大：“大綱既舉，大化亦洪。將胥慕乎稷契，孰肯附於鯀共？丕顯哉聖皇之德，日盛日隆。前乎百世不得軋其步，後乎百世不得踵其蹤。惟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功。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大德、大功、大元、大都，總之是“大”，體現出混元一氣的大元氣象。
寫上都雄大氣勢的詩文也很多，如陳孚《開平即事》：“百萬貔貅擁御閒，灤江如帶綠迴環。勢超大地山河上，人在中天日月間。金闕觚稜龍虎氣，玉階閶闔鷺鴛班。”“天開地闢帝王州，河朔風雲拱上游。雕影遠盤青海月，雁聲斜送黑山秋。龍岡勢繞三千陌，月殿香飄十二樓。”寫出帝都氣象。
元代的大氣象，也體現在士氣士風上，元人也以此自傲。蘇天爵還特別對比了宋、元士人之精神氣魄，其《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說：
嘗聞故老雲： 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於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歲往清暑，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以得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餘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為大也。
這“大”，還包括“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為大”。元代士人“樂於扈從”的，很多都是“吳、越之士”，時代不同，精神氣魄也就不同。士風體現著國勢氣運，有國勢氣運之盛，才有一代之大氣象；有此大氣象，才有士風之盛。
與此相適應，文學中也追求大氣象。元人認為，“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為盛”，“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為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盛時作者，自應展現盛時景象。大元輿地之廣，曠古未有；氣運之盛，超越往古；文運之盛，也超越往古。詩當然也因之而盛。元人戴良《皇元風雅序》說：
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為於無窮……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詩者，固未易一二數……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
天下分裂，氣運衰靡。發而為文，只能是“浮靡卑弱之辭”。大元四海為一，華夷一統，氣運盛，文運也盛，其盛之程度，是“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
02
“混一海宇之盛”與“王化大行”
元代有一部書，名《聖武開天記》，記成吉思汗征戰之事。其書不傳，其具體內容，我們無法知曉。但其以“開天”名書，可見其氣魄，可見元人這種往古未曾有之自我體認。元代還有一部書，叫《大元大一統誌》，其內容，大約同於以往的全國輿地總志，到元代，改用“大一統誌”命名，突出表現元人“疆理無外之大”的強烈自豪。王士點在其所著《秘書監志》中說：“至元乙酉，欲實著作之職，乃命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詔大臣近侍提其綱，聘鴻生碩士，立局置屬庀其事。凡九年而成書。續得雲南、遼陽等書，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統誌》是也。”修撰此書，“以發揚聖朝混一海宇之盛”。著名文人許有壬心目中的“大一統”，就不僅僅是版圖概念了，他說：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 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則實協於名矣！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出自《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按照許有壬的理解，所謂“大一統”，一方面是疆域空前廣大，有“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是“王化大行”，無遠不被。這所謂“化”，當然是以中華化四夷，最終實現華夷一統，六合同風，建立與空前廣大疆域相適應的大元文化。這是元代文人的一種追求。當然，在元代，文化的建設一直是一大欠缺，“王化”難與“武功”相稱。
元好問輯《中州集》，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建立文化大一統，需要涵納四方的心胸和氣魄。當時人提出過“大中州”觀念： 南宋祈請使家鉉翁，宋亡羈留北方，看到元好問所編《中州集》，見書中所收，不限於中州一地之人，由此感受了元好問涵納四方的胸懷，大為感動，寫了一篇《題中州詩集後》，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元好問，說元好問心中的中州，絕非地理意義上之中州：“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傳統意義上“齊、魯、汴、洛”之中原，是中州，生長於中原的“一代人物”，是中州人物，而“生於四方，奮於遐外”之人，也同樣是“中州人物”。他闡釋文化意義上的中州概念：“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他認為，元好問有天下一家的胸懷，他就此加以闡發，從文化觀念上，提出大中州、大中原的概念，這“中州”，不以地域論，而以“道統文脈”論，道統文脈所在，即中州所在。他用這樣的觀念，批評那些心胸狹隘的人：“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地無南北，也不分中原四夷，都應該像元好問那樣，做“天下士”。
元明之際的葉子奇曾批評元政府政策之失誤，是所謂“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他說：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為防護，自以為得親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所謂“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是對元政府一些政治措施及其用意的概括。到元代後期，變得不夠自信的元政府，在用人等方面更加排斥漢人和南人。但這兩句話，卻不能拿來解讀元代文化。世祖時，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仁宗時行科舉，設左、右榜，但左、右榜所試內容，都是儒家經典，這是中原文化對元政權下所有人的推廣。“九州同風”，是華夏之風。當時著名文人，不管是漢人還是色目人，都要求用中原語言統一四夷語言，署名範德機（梈）著的《木天禁語》記馬御史（按即馬祖常，官監察御史，色目人）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互相憎惡。惟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於習說。蓋中原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散佈，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不凡。”語言是文化的符號，語言的統一是文化統一最主要最顯著的表徵。所以，作為一代文宗，虞集也同樣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在為周德清《中原音韻》寫的序中說，“五方言語”應取準於中原，“士大夫歌詠，必求正聲”。所不同的是，他強調的“中州之正”，代表的乃是雅，是要“鳴國家氣化之盛”。
說馬祖常是色目人，是今天研究者的看法。在當時，馬祖常這些人的自我文化身份認同以及當時人對他們的認識，都不是“夷”而是“華”。《元史·馬祖常傳》說：
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後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雲。
對於皇帝，他以“華”相引導。在皇帝眼中，他是“中原碩儒”。在蘇天爵看來，“儒”是不分中外的。他為馬祖常作墓誌銘，銘辭說：“維天生才，無間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萬方會同。” “會同”的基礎和紐帶，是中原文化。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一統”觀念。
“大元氣象”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王化大行”“無遠弗至”。元代文人為文德遠被而自豪，並認為，大元氣運文運之盛，雖上古三代與成周，也無可比擬。由於“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於一”，四夷之人，“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這是大元文德遠被的有力證明。危素跋葛邏祿詩人廼賢《金臺集》說：“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而在大元，遠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葛邏祿氏之國，“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此足以見文化之洽，無遠勿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大元朝疆域之廣大，超越前古，“文化之洽”，也遠達往古不及之地。戴良序丁鶴年詩集說：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康裡、乃蠻、維吾爾、也裡可溫、唐兀、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其去邠、秦蓋不知其幾千萬裡，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王化大行，以至於回回、吐蕃、康裡、乃蠻、維吾爾、也裡可溫、唐兀、天竺之屬都與中原一樣“文軌日同”，才顯示出大元氣象。
蘇天爵編《元文類》，明修德堂刻本
元代文人追求在詩文中表現大元氣象，陳旅在為蘇天爵所輯《元文類》所作的序中說：
先民有言：“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固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為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為文章，厖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
詩文中的大元氣象是“厖蔚光壯”，這是他的表述。虞集對盛世文風的描述是“平易正大”“青天白日之舒徐”“名山大川之浩蕩”，都體現了大元氣象。
大元氣象在文學思想上的表現，也是大氣包容，包容不同地域、不同風格：“五方嗜慾不同，言語亦異，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譬之大風之吹竅穴，唱於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調調，各成一態。皆逍遙，皆天趣。”因而，不能“執一人之見，以律天下之詩”，眾體齊備，各種風格並存競美，才能顯示出大氣象。
國家有“混一海宇之盛”，文明涵化則“王化大行”“無遠弗至”，文人才有了與之相應的眼界與心胸。文人們自覺有責任用文字把這些都表現出來，如周伯琦所言：“昔司馬遷遊齊、魯、吳、越、梁、楚之間，周遍山川，遂奮發於文章，焜耀後世。今予所歷，又在上谷、漁陽、重關、大漠之北千餘里，皆古時騎置之所不至，轍跡之罕及者，非我元統一之大，治平之久，則吾黨逢掖章甫之流，安得傳軺建節，擁侍乘輿，優遊上下於其間哉！”於是自己也應該寫作詩文，“以著其概，不惟使觀者得以擴聞見，抑以志吾生之多幸”。賈祥麟跋周伯琦《扈從集》，說他：“踐歷華要，績孚名襮，垂四十年。深感遭際，形之著述，一以贊規摹之大，一以彰聲教之隆。” “贊規摹之大”“彰聲教之隆”，是他們的責任，也是他們的願望。漠北草原，在前代是異域敵國，是高寒難耐之地。在前代中原和江南文人的想象中，是神秘而可怕的。宋使臣出使遼金，也曾至其地。元人扈從上都，與宋人所見同，但所感所思不同。漠北風物，只有到元人筆下，才得以展現其美好，這需要的是元人才有的觀察玩賞心態。有此心態，才會有此作品。所以危素說：“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弗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產而玩之矣。我國家受命自天，乃即龍岡之陽、灤水之澨以建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巡幸，於是四方萬國罔不奔走聽命，雖曲藝之長，亦求自見於世，而鹹集輦下……顧幸生於混一之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寫而傳之。”
明人李開先還認為，元代戲曲之所以達到極致，成為後世的楷模，也與元代國勢氣運有關，其《西野春遊詞序》說：
傳奇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俱以金元為準，猶之詩以唐為極也，何也？詞肇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為套，短之為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矣。
“元不戍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它與草原文化有關，與元代國勢有關，使元代很多方面與其他時代不同，元代文學也因此具有相應的時代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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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學通論》
關於作者
查洪德，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內蒙古元代文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元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常務理事。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項。主要著作有《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詩學通論》等。
內容簡介
本書是元代文學研究權威專家查洪德教授十年磨劍之作。全書以通觀性視域加實證性文獻，對元代文學現象作了精細深微的辨析。內容涵蓋元代詩歌、散曲、雜劇、散文等各種體裁，準確體察出元代文學特色、文人精神與文學流派的衍變，全面勾勒出有元一代文學的真實面貌，廓清了長期以來人們對元代文人及世風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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