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鍋心糖
國內外貿企業在此次疫情中將面臨嚴峻的考驗，首先國外會降低進口量，從而擴大內需佔比。這時候就比較考驗外貿企業的避險能力，如果是單純的貿易型企業，可以增加出口產品名錄爭取更多的貿易機會，同時縮減業務成本，把市場放在國內，開拓新的銷售渠道。如果是生產型外貿企業，可以調整產能，多生產國內需要的產品，從內需中找到利潤增長點。同時不管是純貿易型還是生產貿易型企業都應該採用分散投資方式，根據自身優勢開拓新業務，增加新營收點增加企業自持力。
尚小仙的賊船
對整個跨境電商業務構成了經營難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可以提前準備海外庫存，同時也要在國內有較強的採購實力，作為供應商的重點客戶，在供貨方面會有優先權。但是如果疫情時間持續較長，運輸及供應鏈將會是其他中小跨境電商的一個難題。
昆明老牛
隨著疫情逐漸緩和及各項復工復產支持措施的出臺，湖北企業復工復產率大幅上升，但從全國看復工復產仍面臨諸多困難。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3月30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超過95%，人員平均復崗率約為70%。總體看，全國工業基本面初步實現了穩定。截至3月28日，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達到了98.6%，人員平均復崗率達到了89.9%。中小企業復工率已經達到了76%，3月以來日均升幅在1個百分點以上。
汽車製造業是湖北省重點產業，此前大眾、寶馬以及廣汽、重汽等整車生產企業因湖北零部件供給受阻而影響生產，隨著湖北省供應商的庫存零部件儘快運出和相關企業迅速提升產能，目前全國汽車行業企業整體開工率已由2月19日的60%左右提升到目前的97%。
辛國斌稱，儘管當前製造業復工復產呈現出有序推進、積極向好的態勢，但仍然面臨著人流物流存在堵點，產業鏈復工復產不協同、企業經營壓力大等諸多制約，特別是隨著境外疫情加速蔓延，國際間人流、物流、資金流受阻，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動盪加劇，經濟社會秩序在失衡，系統性風險上升，需要認真研究，妥善應對。
對於近期部分外貿企業遭遇訂單取消的情況，辛國斌稱，隨著國際疫情進一步擴散，中國外貿進出口形勢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要密切跟蹤形勢的發展變化，並及早做好應對準備，將通過汽車、電子等重點產業鏈的固鏈強鏈，提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針對紡織服裝、輕工產品、玩具、傢俱這類企業，工信部將會同行業協會和電商平臺，通過舉辦專題線上銷售活動來促進消費，希望通過舉辦網上展銷會、訂貨會來解決企業目前存在的訂單困難。
“一方面要啟動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他稱，有關部門也在研究給予企業以政策扶持、資金扶持、援企穩崗等來解決企業面臨的生存問題，後續還將根據國際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進一步加強政策研究和儲備，適時出臺一些扶持政策，保證這些企業能夠安全的渡過生存難關。
工信部梁志峰稱，截至3月29日，中國中小企業復工率已達到76.8%。其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復工復產率明顯高於中小企業總體水平，規模越大復工復產率越高，微型企業復工復產難度更大；工業、建築業等第二產業復工率高於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高於生活性服務業
國內疫情已經控制住，開始打掃戰場。經濟前所未有地幾乎停擺了一個多月，三月份逐步恢復，一季度仍會一定幅度的負增長。原來估計，二季度恢復正常增長，三四季度加一把勁，有可能大部甚至全部補上一季度的增長缺口。但從近期情況看，美歐等國疫情進入加速上升階段，政府應對由前期的寬鬆模式被迫轉為某種嚴控模式，經濟部分或幾乎全部出現停擺。美歐二季度負增長已成定局，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問題只是多大程度。資本市場大幅下跌後，是否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還需要觀察，但可能性明顯上升。除發達國家外，發展中國家經濟會不會出大的問題，也需要關注。
另一個不確定性是，在海外疫情應對模式下，即使回落，恐怕難以像中國這樣短期內清零，會不會出現一個長的尾部。若如此，疫情將會延續到下半年，甚至跨年度，對經濟的衝擊就不是短期的。
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說疫情對經濟的第一波衝擊是一季度的階段性停擺，第二波衝擊將會是此後兩三個季度的外貿大幅下滑，或許還有金融衝擊。這樣對大的增長格局需要重新評估。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能夠穩住，保持一個適度的正增長，就是很大的勝利。
這次疫情引起的經濟下滑與以往由於經濟內部出問題導致的下滑明顯不同，短期經濟政策要對症下藥，集中於“恢復”“救助”“避險”。
“恢復”就是把被疫情打斷了的產業循環和經濟秩序恢復起來。近期復工復產中的困難，有人說是需求問題，有人說是供給問題，其實兩邊都有問題，因為循環鏈條被打斷了。“救助”是幫助那些處境艱難、甚至日子過不下去的企業和個人，重點是中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這也是恢復經濟秩序的一個部分。“避險”就是防控經濟中已有結構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風險，防止老矛盾引出新問題。
當務之急是儘快恢復正常產業循環和經濟秩序，重點是使受衝擊最大的服務業轉起來。對疫情已不是當初的未知狀態，應能說“可防可控”了。重點放在防止外部輸入上，即便出現個別病例，應完全有能力控制。要把防止把過度防控等同於政治正確的傾向。
貨幣政策應注重兩個目標，一是經濟運行保持充足的流動性；二是適度降低融資成本。近期央行已經採取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還有較大政策空間。這一點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財政政策應致力於紓困，通過減免稅費降低中小企業的固定成本，對疫情衝擊大的群體、低收入群體，特別是無工作即無收入的人群，可以採取直接發放貨幣補貼的方式。
以往遇到經濟下滑，習慣的做法是政府拿錢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這種傳統刺激辦法對上面提到的“恢復”“救助”針對性不強，而且通過增加負債搞基建項目，還會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債務風險，並非“避險”。
經濟遇到困難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合理且管用的辦法？觀察和解決問題的思路要有一個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過去十年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9年為止，增速還在6%以上；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平臺後，今後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這樣的增速明顯高於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前段時間討論中國經濟增速，一種觀點主張通過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國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速靠的刺激政策，那麼發達經濟體這些年空前寬鬆的宏觀政策至少也應該將其增速搞到6%以上。
我曾經用一個例子說明宏觀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觀經濟如同一個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會出現波動，宏觀政策可以使這種波動減小，但水深由2米變成1.5米或1米，或者反過來，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觀政策是無能為力的，而要靠結構性潛能。
中國經濟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這種結構性潛能，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後發優勢，通俗地說，是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在中國高速增長期的相當長時期內，高增長靠的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產、出口等驅動。經濟由高速轉到中速，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轉入中速增長期後，需要有新的結構性潛能替代，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發達經濟體增長對宏觀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賴，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已經很少了，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老了，換個新的，等等，靠邊際更新維持經濟增長。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增速相對高一些，一是有創新，大部分創新首先出現的美國；二是過去一些年有移民，帶來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給。如果中國某個時候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維持增長，應該是已經進入低速增長期了。
所以，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應對疫情衝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結構性潛能。我們還有結構性潛能可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時候都會有宏觀經濟政策，但在促進增長意義上，這類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對次要的，且應與結構性潛能相配合。平時都在講中國仍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一遇到問題還是盯住刺激政策，多少有點令人費解。正因為如此，調整觀察和解決問題思路是必要的。
金融獵手
最好的辦法是趕緊找有資質企業合作賣口罩等防疫用品 想辦法將客戶資源轉化為新的生產力 經濟利益和道義雙價值 其次想辦法做內貿轉變 適當切換 第三 問問你的員工有沒有新路 他們才是你最好的資源 他們動起來 老闆才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