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 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存在

“劉擎骨子裡活得率性。學術圈裡，只要他在，場面就活了”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編輯 |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8586，細讀大約需要20分鐘

2013年，劉擎在臺灣 圖/受訪者提供

二十多天沒出門，劉擎挺自在，他享受因為疫情宅家工作的沉靜。只是，好久沒見大片的天空。有天晚上，一家三口往徐匯濱江大道去，散散步也好。橙棕色的跑道上空無一人，滑板少年也不見了。

馬克斯·韋伯就是因為染上了1918年起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而死的，56歲，正是劉擎現在的年齡。80年代，他在李澤厚的一次校園演講中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過去的十多年裡，他習慣把這位德國思想家列在西方思想史課程的第一位，因為韋伯代表了現代思想的成熟。2月23日，他在“得到”開課，發刊詞裡提到：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

一

四年前的這時候，我開始旁聽劉擎的研究生課“西方現當代思想”，正是政治學系江緒林老師棄世一週，而劉擎作為系主任剛在送別會上唸完那篇打動了許多人的悼文。2010年，江緒林也旁聽過他的課。

第一節上導論，他向學生們交待開課的目的之一：一個人，在“被拋到這世上”之後，如何不過度地“反省人生”，如何“與不確定性共存”，如何正對加繆所謂惟一嚴肅的問題（自殺），如何涵育強健的心智，“繼續江老師未盡的思考”。

早年他的名片上寫的是詩人、劇作家。1987年第2期《上海戲劇》上有一篇《我們實驗什麼――“白蝙蝠”四重奏之一》，署名劉擎、陶駿、張昭、劉洋。四個人展開為什麼要搞實驗戲劇的討論――“戲劇實驗室在戲劇文化中扮演的角色，類似於科學實驗室在科技發展中的角色”“藝術的力量取決於獨特性和力度”“戲劇使人成為人”。

他們的結緣始於陶駿編劇、導演、主演的實驗話劇《魔方》。這篇對談提到1986年劉擎和陶駿編劇、陶駿導演的四幕詩劇《生存，還是毀滅》，它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加上現代生活的混合物。這個劇本後來被譯成英文，由著名的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收入文集《莎士比亞在東亞》。

張昭演哈姆雷特，陶駿演麥克白，好嗓子劉擎拉來另一副好嗓子林棟甫演李爾王，他自己演現代人。主要服裝是麻袋片做的，場地十平米。2019年3月，剛得了法蘭西共和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的林棟甫忽然收到劉擎的祝賀短信，回了聲“天！”，二人相約重聚。“好像上輩子的事情。”劉擎說。

二

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一位技術員和他的妻子、同單位廣播合唱團團員，雙雙響應國家號召，奔赴青海建設廣播電臺。說好待四年，一留二十年。他們在青海師範學院的家屬院裡安家，生了兩個男孩，大的叫劉擎。

隔壁住著一對生物學家，來大西北教英語，這家的男孩是他童年最好的夥伴。樓上住著一位“戴帽右派”，是他的語文老師，會朗誦馬雅可夫斯基和葉塞寧的詩歌。另一個單身“右派”，據說當年在《數學學報》上發表過文章。隔壁的隔壁，是一位從前在外國語學院教書的老師，她的先生曾在中科院工作。一天，有個科委的年輕人千里迢迢來請教翻譯，劉擎頭一回聽到“信息論”，那是1975年。

學院圖書館裡的繁體字蘇俄文學，大人們悄悄傳閱的灰皮書，《展望》雜誌每期末頁的火柴棍思考題，青海省話劇團後臺的種種故事，父親帶他去玉樹、果洛架電線安喇叭時見識的藏民及其文化，混雜著構成了知識貧瘠年代裡的另一個平行小宇宙。

2015年暑假，一個刮颱風的日子，劉擎在季風書園，為一些風雨中趕來的孩子和家長上一堂哲學課。

“在我大概十歲的時候，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他們很熱心地講些‘深奧’的故事和問題，激發了我的奇思異想，開啟了我後來的學習和探索，讓我成為今天的我。”他推薦並現場解讀朱利安·巴吉尼的《一頭想要被吃掉的豬》，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以及另99個思想實驗”。書店的沈樂慧說，那天，大人孩子聽得津津有味，捨不得結束，那大概是季風人文課中拖堂時間最長的一期。

1978年，劉擎考入華東紡織工學院化學工程系高分子化學專業，滿腦子“實現四個現代化”。宿舍里老有臥談會。那些老高中、插隊知青、當過兵的，都有一籮筐故事。

“‘文革’剛剛過去，國家正在恢復元氣。這些夜談，是在幫我認識社會，認識這個國家。”劉擎說，“課堂上也有許多開放的議題，姓資姓社之類……那一代的大學生，敢想敢問，敢挑戰權威。”

研究生畢業後，他從化工系轉到社會科學部當教師，轉向上一代人又愛又怕的文科。他一面教書，一面寫詩、寫影評、辦雜誌、辦劇社。

1985年 上海 文藝青年時期

三

1988年暑假，劉擎去北京參加甘陽主持的第一屆高校青年教師講習班。二十多天裡，聽周國平講尼采、趙越勝講馬爾庫塞、王煒講海德格爾、陳宣良講薩特、蘇國勳講韋伯、郭宏安講加繆，還結識了《讀書》雜誌的沈昌文和王焱。課程結束時他被甘陽推為優秀學員。

緊接著的10月，劉擎作為記者去成都參加金觀濤主持的“中國學者展望二十一世紀”會議，結識了鄭也夫、陳方正等人。

“會上，金觀濤講他的現代化理論，引用了韋伯的理性化與非個人化的概念，當時大家好像沒有聽懂，因為他的表述比較特別。我覺得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冒冒失失地發言，講了五分鐘，好像是把老金講了半個小時或者四十分鐘的內容講清楚了。老金非常impressive，吃飯的時候主動到我這桌來跟我聊。他當時已經編了《走向未來》叢書，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他開始談一個關於卡爾·波普爾的問題，我居然和他爭論起來，那時候真是年少輕狂。晚上，他到我住的房間，讓我考慮申請讀他的博士生，他快要當博導了。這對我非常有吸引力。他隨後就來上海，跟王元化見面，王先生要搞一個刊物《新啟蒙》。我們談過好幾次，他去開會、演講和座談都把我帶上，我就有點被人看作金觀濤弟子的意思，然後就有出版社編輯跑到我家來約書稿……因為這樣的機緣，我等於一隻腳跨進了思想學術圈。那時候，老金建議我讀帕森斯、韋伯，有一些筆記也借給我看。”

他後來發現，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這兩個群體，“文化中國”編委會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都致力於開啟民智，探求出路，但存在明顯分歧。

劉擎也被領進永福路17號，那是當時上海最活躍大腦的彙集之地。蕭功秦、高瑞全、張汝倫、嚴搏非、陳兼、楊東平、何平（小寶）……新人通常不會空手進門，劉擎第一次講的是昆德拉的小說。

“那時候，一個禮拜有四天晚上我肯定是在外面的，錯過一次聚會就心慌，每天都像喝醉了酒一樣美好，每天都有新的世界打開。心靈是開放的，對知識是飢渴的。”劉擎說。

“印象很深，1990年元旦，在淮海西路紅磨坊附近他家裡，地方很小，朋友們一起守歲。記得有顧剛和袁鳴，顧剛是新加坡大專辯論賽復旦的辯手，他的好朋友。”許紀霖說，“然後他很快考了託福，去了美國。”

“走之前，他請我們吃飯，一個很小的飯店，水泥牆，幾張桌子。他把自己的詩集分送給大家，是用鋼板蠟紙刻了油印的，很薄，十幾二十幾頁。前幾年我還翻到過。”嚴搏非說。

馬凱大學是一所私立天主教會學校，小而美，師生關係親近。劉擎所在的政治學系主任羅德之（James Rhodes）有很好的古典學養，曾親炙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旁聽過斯特勞斯（Leo Strauss）的課。2006年，劉擎邀請羅德之到華東師範大學開設一門介紹沃格林思想的短期課程，正值國內斯特勞斯熱及其“隱微寫作”浮現之時，他以為有必要讓學界認識另一派傑出的保守主義者。

後來劉擎又去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博士論文答辯那天，他滔滔不絕講了兩個多小時。在場的教授們愕然。

“80年代雖然熱烈，也有浮誇的一面。如果還在當年的文藝圈繼續走下去，我很難想象現在自己的樣子。美國九年，讓我沉靜下來。我更喜歡現在的自己。”

四

劉擎終於在當年聽過很多講座的華師大安頓下來。

2014年，思勉人文研究院跟哈佛燕京學社合辦一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再闡釋”的會議，與會者都是該領域的大佬級人物：沈志華、楊奎松、王奇生、裴宜理、周錫瑞，等等。劉擎也被邀請。“按理這不是他的研究範圍，但是偏偏他的發言給大家刺激最大。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是做歷史的人想不到的。”許紀霖說。

從2003年開始，劉擎每年年末撰寫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評（許多人稱為“大餐”），至今已經17年。周濂說：“這個工作首先建立在非常廣博的閱讀之上，然後要有相當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要有獨到的眼光，在西方學術界整整一年的思想貢獻中甄選出最具代表性乃至前瞻性的話題，做一個高屋建瓴的總結，我覺得難度是很大的。”陳嘉映說：“特別值得讀，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寫出來。”

“我覺得他最好的角色可能不是教授、學者，是在舞臺上，”許紀霖說，“他骨子裡活得很率性，他需要激情。學術圈裡，只要有他在，場面就活了。他是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存在。”

2019年4月，劉擎和陳嘉映在上海浦江 圖/受訪者提供

答案太多，如何選擇？對話劉擎

寫文章和論辯，為了什麼

2007年，劉擎的學生馬華靈交出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現代性危機的兩幅肖像：伯林與施特勞斯的世紀懸案》，其中反駁了施特勞斯在《相對主義》、劉小楓在《刺蝟的溫順》中對伯林的批評。劉擎在這篇習作上用紅筆寫了密密麻麻的旁批：

這些文字是在說什麼？空穴來風，似是而非。完全沒有實質性的問題的梳理、展開和解釋，也沒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有所回應，就大發議論並且抒情，這是很糟糕的蹩腳詩人的文風。……它表面上很有力量，但沒有真正的論述，不僅會讓讀者不知所云，你自己也會變得糊塗。……為什麼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實實的論文，比如“伯林與相對主義”，明確界定論題的來由，細緻處理相關的文獻，展開充分的分析，然後給出自己的論點和論證？

人物週刊：說到文風，就想到辯論之風。你看，昨天一個詞群裡就吵成那樣。

劉擎：我的老師羅德之說過，論辯有兩種：一種是律師型，律師在庭上論辯，目的是贏，所以他會盡可能蒐羅對他有利的證據，然後迴避、歪曲或者詆譭對方的證據，當年流行的大專辯論賽就是典型；另一種是蘇格拉底式的，審慎細緻地處理各種證據，真誠地展開辨析，論辯是為了理解，為了尋求真理。我提出我的觀點，但不妨也聽聽你的，說不定能拓寬我的思路，讓我更接近真理。這讓我終身難忘，也塑造了我的學術人格。在一個知識的世界裡，我們發言到底是為了贏，為了名聲，為了脫穎而出，還是為了求真得理。

2006年1月，羅德之教授到劉擎家裡做客 圖/受訪者提供

人物週刊：陳嘉映老師專門寫了幾句表揚你，有一句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有態度有立場，但不妨礙他深入理解不同立場，這非常難做到。”

劉擎：我們現在不太理會人家究竟在說什麼，不耐煩聽，或者沒聽完就曲解別人的意思，急於駁倒對方。值得談論的東西你得認真聽，聽懂了一個你並不一定贊成的意見，說不定會激發你生出新的想法，幫助你形成更好的理解。其實思想也是一個生命，不被挑戰的觀點和論述是長不大的，要經受很多衝擊，才能夠變得飽滿。在這方面我跟伯林蠻像的，不太喜歡讀跟自己觀點一致的東西。我本來可以當個工程師，改做人文學術是為了滿足求知慾和好奇心，不是為了開宗立派做大師。

為什麼中國學術界的論辯氣氛還不那麼令人滿意？我們缺乏“認錯”的文化習慣。爸爸媽媽從來不認錯，老師不認錯，領導不認錯，學者相互之間也不認錯。我記得在博士階段，會跟導師開玩笑，指出他遺漏了這點那點，他聽了會很高興，“天吶，這個我沒有讀過。”他不會覺得，承認沒有讀過，他的權威性就下降了。

一個現代人怎樣才能有好的生活？

人物週刊：

劉擎：現代性問題，其實就兩個方面。就是當尼采說“上帝死了”之後，當韋伯說“世界祛魅”了之後，普遍的超驗標準沒有了，至少不再是自明的。那麼對個人來說，靠什麼安身立命？對社會來說，基本的秩序規範和組織原則是什麼？就是政治的正當性/合法性問題。現代性的來臨是一件大事情，因為它是不可逆轉的，只要工業化、商業化、城市化帶來的流動性無法逆轉，我們就不得不面對現代性的難題。

思想史研究重視的對象，不只是“義理”，不是說哪種理論越艱深越精緻就越值得研究，而是（我認為是更主要的）必須關注那些深刻影響人類實踐的思想，它們滲透到公共文化的核心，進入了人們深層的行動邏輯，為公眾提供瞭解釋世界的認知方式，以及規範行動的道德原則，哪怕他們並不知道這些思想家的名字或者觀點，但已經成為他們默認的觀念，查爾斯·泰勒稱之為“社會想象”。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思想高明或正確，現代社會的很多病症表明，這些思想可能有很大缺陷和侷限。但正因為如此，它們才重要，才值得研究和反思。

這次在“得到”的課程，我沒選那些經典哲學家，因為這門課著眼於20世紀，批判性地討論現代性的困境和危機，是這門課的核心主題。

我的取捨標準是，選擇對公共文化有直接而顯著影響的思想家，也就是他們對“社會想象”的塑造作用。比方說，現代性帶來三個觀念轉變，這在古代是不可理解的：第一，平等的觀念。我們知道任何社會都實際上存在地位的差別，但在法律、道德地位或者尊嚴的意義上，把人分出高低貴賤，就無法被公眾接受，這是現代社會現實中的一個價值信念；第二，個人自主。意思並不是個人可以不顧社會，而是說在個人生活中總有一個領域是由自己做主的。旁人可以批評，可以提建議，但最後做決定的是當事人自己，這也意味著自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比如，包辦婚姻、門當戶對的婚姻，可能質量並不比“自由戀愛”的婚姻差，但現代人為什麼不再接受包辦婚姻？因為親密關係領域就是一個典型的個人自主領域；第三，多元化。就是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多種合理的人生信仰、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別人和我們完全可以不一樣。這三點構成現代人的地平線，成為現代社會想象的特徵。

那麼，一個現代人怎樣才能有好的生活？怎樣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就是說，一個社會如何既形成正當的政治秩序，又能很好地運轉，把公民聯結成一個合作的共同體，讓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基本尊嚴之上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當然這是困難的問題――不是因為完全沒有答案，而是有太多的答案。那麼你怎麼選擇？又如何闡明你的理由？這是我的核心關懷。

與不確定性共存

人物週刊：

劉擎：先要做一個限定，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公共表達的意義上，我都不能跟這兩位學者相提並論的。林先生和王先生我都有過許多次接觸交談，我覺得在他們心裡有很強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僅如此，他們還對如何實現理想社會有比較確定的答案。他們當然很清楚，面前有錯綜複雜的問題和矛盾，但這些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斷去探索就會找到一個出口，然後走向光明。我覺得他們這一代學者和思想家，大多會有這樣一種信念。這是令人尊敬的。相比之下，我缺乏這種確信。

在我看來，現代性的三個觀念性轉變帶來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內在的。平等、個人自主性和多元化，這三點沒有一個指向更高的確定性。比如，現代社會和個人和公共生活，都信奉自主性的價值，自主性是一個很重要的現代成就。但同時康德意義上的自主性（autonomy）也是一項更高的要求。在實踐中，人們很容易把簡單的意願表達和實現看作是自主性的體現。而在平等的文化中，我們很難敦促人們去深思熟慮，去辨析和澄清自己的意願，因為這種敦促必須是商談式的，必須以尊重個體自由為前提。

如果一個社會的健康運轉這麼深地依賴人們的意願，那麼意願是否正確、是否具有穩定的共識，就變得至關重要。這是個複雜的問題，很難有一個確定的答案。特別是技術革命、突發災難的衝擊，都可能顛覆原有的思想範式。一個原本不錯的答案，很可能變成一個新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又相信現代世界不是隻會越來越亂，越來越無序，而是也會形成許多不同方案，方案之間相互競爭和學習，會有一些進展，進展本身是動態的，不意味著能找到一勞永逸的“好”答案。

劉擎：一百多年前，梁漱溟先生被他父親問“這個世界會更好嗎？”他當時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這個問句後來被一問再問，可見人們沒有那麼確信了。對我而言，這個問題就是現代性的發展是否能實現自我期許的理想。理論上我在思考一種可能，就是以往現代性的成就得以維護，可能是依賴傳統的某種約束，就是說現代性沒有充分展開；如果現代性的一些價值得到進一步發展、更充分實現的時候，它會表現出一種自我顛覆傾向，而且越來越明顯。

人物週刊：當人類捕食野味的意願、主宰自然的價值得到充分發展，新冠病毒就把我們的生活翻了個底朝天。

劉擎：現代生活中，人的主觀意願正在發生越來越強的支配作用。一方面，這是現代性的重要成就，它帶來個體自由、生活方式的多樣性，能激發創造力和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承認主觀意願的正當性是一種道德理想，查爾斯·泰勒稱之為“本真性的倫理”，就是一個人的生活與內心渴望一致，這樣你才不會感到在過一種“假的生活”，你成為了你自己。但是康德意義上的自主性並不是完全聽憑簡單的意願行事，要對意願作出反思，辨析、過濾、修正，最終達到理性的自主性。但在實踐中，這個要求太高了，而且對意願的反思和判斷，我們缺乏足夠明確的規範標準。

人物週刊：想到婚禮上那句承諾“我願意”。

劉擎：現代親密關係的獨特性是什麼？不是浪漫主義的愛情。古代人也有從愛情到婚姻的，但愛情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古代把愛情和婚姻關聯在一起的多是悲劇，《孔雀東南飛》、《梁山伯與祝英臺》，還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現代人真正的創造是什麼呢？是“為愛成婚”這種特殊的觀念，主張愛情是婚姻的基礎與核心，並提倡年輕人以此自由選擇他們的伴侶，這是兩百年前才開始在歐洲和北美流行的“激進新觀念”。

可是愛情是什麼呢？現實中，兩情相悅就是感覺“來電了”或者“分泌多巴胺”，就有了“我喜歡”，然後“我願意”。也就是說，實踐中的“我願意”是一種未經反思的意願，常常是捉摸不定的甚至不可理喻的。所以兩百年前現代婚姻革命開始的時候，就有人警告說，愛情主導的婚姻將會顛覆婚姻制度的穩定性。

可是“為愛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維持至今。中國從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開始，也有一個世紀了。這簡直是奇蹟啊！但深究一下會發現，維繫現代婚姻的是其中許多沒被清除乾淨的“傳統”因素，是這些非感情因素保護了婚姻的穩定，而20世紀的社會發展正在瓦解這些穩定機制。可以去看美國曆史學家Stephanie Coontz的《婚姻簡史》，這本書有中譯本，最近又再版了，裡面講到四種重要的社會變化正在逐步打破傳統的束縛，削弱了現代婚姻的穩定性。這跟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受是一致的，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可以戀愛，不願結婚。就是說，“為愛成婚”這樣一個現代制度安排在充分發展之後，很可能走向瓦解。這就是所謂自我顛覆的傾向。

人物週刊：那麼公共生活中的“我願意”呢？

劉擎：對，這是我真正關切的問題――現代民主政治是否也存在這種“唯意願論”的趨勢。“人民主權”是現代政治的根本原則，“人民的意志”具有至高無上的正當性，這也是現代性的一項重要成就。但是第一，誰是人民？眾多公民如何形成集體性的公共意志？第二，人民意志為什麼正當？一個個具體的公民，他們的意願常常是變化的，也受到各種外部環境的操縱，我們怎麼來判斷？這在政治理論中有許多重要的規範，比如憲法，比如公民理論，等等。

但在實踐中，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實踐就是投票表達自己的意願偏好。實際上，除了年齡限制之外，沒有任何准入門檻來限制“不合格的公民”的投票權。結果是什麼呢？我們除了聽憑本人的意願，什麼都不能限制。這就導致了“唯意願論”。最近幾年，歐美一些國家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出現了被理論家視為“民主衰退”的現象。

2019年1月，劉擎與周濂、錢永祥、陳冠中等人聚會 圖/受訪者提供

新世界主義和理性的自負

人物週刊：你寫過不少重要的文章，像《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哈貝馬斯思想史視野》、《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等等，都給同人以很大的啟發。談談理論上比較原創性的工作？

劉擎：我在討論中國“從天下理想轉向新世界主義”。最初是為研究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關係尋找一個恰當的理論框架，後來進一步的思考激發我去擴展這個框架。

我知道地方性思維方式有很強的慣性，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許多研究解釋了這種現象。但是如果本地的、地方性的思考如此頑固，那麼甚至都不會有民族國家，我們都還活在部落裡，或者在封建小公國裡。人是可以突破直接的親緣關係來擴展、聯結成一種共同體的，那麼我就要問，為什麼這種“想象的共同體”的邊界就只能停留在國家層級？

我們講政治是要有秩序，秩序需要一個邊界。我就在想，為什麼政治秩序會變化？後來我發現，如果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它沒有反思的可能性，因為反思需要視野和資源。就像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一直被當作擺脫矇昧走向真理的過程，但現在許多人對此產生了懷疑，認為走出洞穴未必能看到太陽，可能只是走進另一個洞穴。我的理解是，只有走出洞穴，看到其他洞穴，才能意識到自己的“洞穴性”，就像你聽到了其他方言，才知道自己說的是一種方言。

反思之所以成為可能，是藉助了他者的視野和資源。如果不知道別樣的風景，那麼本地就是一切，就理所當然。

舉個例子，從前中國人講“棍棒底下出孝子”。反正我們這一代小的時候，孩子都是要打的，不打是特例。忽然有一天，我們看到有一個文化是不打孩子的，而且秩序沒有崩潰，那麼就有了重新看待自己文化的可能性，就把自我“相對化”了。文化一定是關係性的，就是會彼此“遭遇”，包括碰撞、競爭、衝突和融合等等，文化遭遇帶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可能，然後引發改變，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

中國人物類媒體的領導者

提供有格調、有智力的人物讀本

記錄我們的命運 ·為歷史留存一份底稿

往期精選

●終極一戰：與死神搶人

●尋子十五年 “梅姨”拐賣案中的父親申軍良

●疫情時期百步亭：突然進入始料未及的生活

●溫州 一座重疫之城的自救與挑戰

●“重組”金銀潭：疫情暴風眼的秘密

閱讀更多 南方人物週刊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