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的傳播擴大了全球的預期。專家普遍認為，這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影響最深遠的公共衛生危機。
3月28日，針對新冠狀病毒肺炎流行趨勢、疫情暴露問題以及中國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的作用，中國慈善家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進行了採訪。他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主持“全球衛生治理圓桌論壇”，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全球衛生研究中心主任。他負責在美國國際關係學院設立第一個專業方向，明確從外交和安全角度研究健康問題。
對新冠狀病毒的瞭解有限，
中國慈善家：你認為新冠狀病毒的全球傳播何時能得到控制？我們能計算出這種流行病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數嗎？在全球傳染史上，與以往的傳染病相比，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有哪些特點？
黃延中：這個時間點很難預測。這取決於許多因素。首先，病毒應該相對穩定，不發生變異；其次，取決於病毒的傳播途徑和方式；此外，各國採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也是一個因素。這是一個從疫情爆發、傳播和下降到病例歸零的過程。從吸入角度看，希望夏季病例數量明顯下降，南半球疫情不會導致第二次疫情。一種可能是病毒已經變成季節性的。當然，也有可能是病毒悄悄地來了然後消失了，就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樣。
病例預測只能在一段時間內進行。世界衛生組織（who）最初估計，2009年有超過18000人死於大流行病。但疾控中心估計，2009年4月至10月，僅美國就有1400萬至3400萬人感染，約3900人死亡。
從特徵上看，新冠狀病毒的死亡率或傳播率高於2009年大流行，只能與前三次相比。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超過25%的世界人口，導致5000萬人死亡。
此外，新型冠狀病毒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太多人們不知道的地方，包括病毒的來源、傳染性、死亡率，以及治療後為什麼會出現抗陽作用。在1918，許多死亡集中在年輕人口中，這是一個W曲線，老年人和兒童雙方，中間的年輕人。因為病毒會引起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從而對人體器官造成損害。這次新爆發的嚴重病例大多是老年人。但是，美國20-44歲之間的重症病例相當多，這與我國不同。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無症狀患者如何傳播病毒。
中國慈善家：目前，你最擔心的是哪些國家和地區？您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應重點採取哪些衛生應急措施？
黃延中：我擔心的是應急能力差、醫療體系能力弱的國家和地區。例如，在非洲爆發埃博拉疫情期間，一些國家在全國只有100多名醫生。中東也有一些國家。一方面，他們的測試能力跟不上。另一方面，他們缺乏信息透明度，導致病毒傳播。雖然許多人受到感染，但官方統計數字相對較低。
例如，伊朗，根據流行病的程度，伊朗很可能已經放棄了積極的防堵措施，只能依靠團體免疫讓病毒在國內悄然傳播。 由於80%的感染者是輕度或不需要治療，他們通常在生病後會有免疫力。潛在的好處是，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很快將獲得自然免疫。從最後的結果來看，這可能並不全是壞事。有點好轉了。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防疫能力是不夠的，短期內提高防疫能力是不現實的。目前，國際援助尤其重要。國際援助有許多方面，如提高醫療系統的檢測和治療能力，提供更多的資源，如口罩、檢測試劑、呼吸器和派遣醫療隊。事實上，這些能力可以通過國際援助在短期內得到改善。從長遠來看，國家應該加大對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的投入。
這種流行病在中國仍有可能反彈
中國慈善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最近在湖北得到清除和證實。你認為中國會出現第二次反彈嗎？近年來，我國從境外進口的案件呈上升趨勢。如何有效預防？
黃延中：當然有反彈的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無症狀病例的存在，會傳染給其他人。目前，還不能說病毒的傳播鏈被完全阻斷，而且死灰復燃的風險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從國外進口案件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回國，這就造成了海外引進的風險。目前，中國已採取措施，包括禁止外國人入境。不過，據外交部統計，從國外進口的確診病例中，80%是中國護照。當然，如果不允許華僑回國，那將令人寒心。畢竟，它們在中國的防疫工作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防疫期間，從國外向中國發送了20億個口罩。現在政府採取“建高牆”的策略，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了入境的難度。
中國慈善家：美國正在成為全球流行病中心。你對聯邦政府的防控路線有何評論？我們注意到特朗普總統和疾控中心的防控專家似乎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在你看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這項防疫工作中是否保持了獨立性？疾控中心保持獨立的條件是什麼？
黃延中：美國聯邦政府目前做得很好，可以打80分。現在美國已經在全國動員起來，聯邦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政府重新啟動國防生產法，聯繫製造商，轉移生產線，緊急生產所需的防護和治療設備，包括呼吸器。
另一方面，聯邦政府也在採取措施減少疫情對民生和經濟的影響。現在，已經通過了一項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為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家庭提供現金援助，包括對失業者的補貼。
說到疾控中心，儘管疾控中心主任是由總統任命的，但大多數官員並不是那麼獨立。但一開始，疾控中心似乎低估了敵人，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儘管前FDA負責人Scott Gottlieb一直呼籲缺乏足夠的檢測能力，CDC似乎不聽。2月5日，向全國各地發送了200套。但直到2月中旬，每天只有100例接受檢測。我認為，這種錯誤不受特朗普立場的影響，更多的是與疾控中心自身對病毒風險的認識不足有關。
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中國慈善家：全球傳染病的流行和危害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歐美髮達國家因這一傳染病造成的損失嚴重。你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這是否意味著，面對新的傳染病，發達國家建立的疾病控制體系和主流傳染病防控措施已經過時？
黃延中：首先，我想說的是，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及其巨大損失並不侷限於發達國家。在印度、印尼等發展中國家，該病毒的傳播也非常強勁，但數據可能無法充分反映。
從歷史上看，相關國際防疫法規的制定基本上是為了防止病毒從發展中國家傳播到發達國家，這一過程相對緩慢。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傳播了18個月。2003年非典之後，國際社會發現，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在36小時內，病毒可以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這需要改變原始系統來處理。2005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加強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檢測和應對能力。
新一輪疫情一方面反映出發達國家應對國際衛生突發事件的疾病控制體系存在缺陷和缺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衛生治理的思路和規則需要進一步改變。尤其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應對模式，不僅延誤了國際社會對疫情的快速有效應對，而且增加了國際合作與協調的難度。
中國慈善家：新皇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後，許多國家採取了關閉邊境、限制人員流動、限制醫療物資出口等措施，國際合作受到衝擊。面對新的全球傳染病，你認為世界各國應如何提高應對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黃延中：在國際層面，一方面要加強協調。各國應在限制入境和貿易限制等可能影響其他國家應對措施的方面相互協調。如果一個國家單方面宣佈對另一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不僅會損害國際防治艾滋病的積極性，也會因為該國大規模檢測帶來的病例增多而損害兩國關係。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相互合作和幫助，比如共享醫療資源和數據。
協調與合作都需要由國家或國際組織領導。我們都希望，世界衛生組織能夠在推動各國積極防治艾滋病的同時，提供必要和有效的協調。
中國慈善家：您認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應對全球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方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嗎？世衛組織應進行哪些改革和努力，以便在全球衛生多邊機制中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黃延中：世界衛生組織發揮了作用，包括公開透明地分享病毒信息，鼓勵各國採取積極行動。他們組織了一個專家調查組前往中國，並宣佈新冠狀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然而，一些國家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表現並不十分滿意。例如，推遲宣佈國際衛生緊急情況影響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信譽。作為一個專門的國際衛生組織，我們應該儘量避免大國政治的影響，儘量保持中立。作為一個會員國主導的機構，世衛組織仍有一定的空間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例如在決策中不必完全依賴主權國家提供信息。但這一次，世衛組織並沒有充分利用這些獨立的空間，其國際協調作用相對有限。
中國應該更多地參與規則的制定
中國慈善家：5年前，美國領導70個國家應對埃博拉病毒，但新一輪全球大流行病，美國似乎無意向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各國對美國也沒有更多期待。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正在撤回其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
黃延中：在抗擊埃博拉的鬥爭中，美國發揮了主導作用。在財政支持方面，它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據統計，美國當時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資金約為17.63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已向西非國家派遣3000名士兵，幫助建設醫院。
在這次新的爆發中，情況有所不同。首先，埃博拉疫情爆發時，美國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一次，美國已經成為疫情的中心，所以目前的重點更多地放在了國家身上。其次，這也與特朗普更多考慮美國自身利益有關，因此較少考慮幫助其他國家。例如，美國正準備收購德國疫苗製造商，以便獨家獲得疫苗，這反映了這種“美國優先”的心態。
這是否會影響美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還有待觀察。目前，似乎有倒退的跡象，但並不明顯。如果你看看美國的國際衛生援助，它在數量上仍然遙遙領先。
中國慈善家：目前，中國已向82個國家提供醫療物資援助，並向有需要的國家派出醫療隊。你如何評價中國在全球艾滋病救援中的作用？您對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有何建議？
黃延中：首先，中國採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在更大範圍內避免了疫情的蔓延，這在某種意義上為其他國家贏得了抗議的時間。第二，中國局勢穩定後，可以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這也是中國的積極貢獻。
就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而言，外援是一個方面，比如利用自身資源、人力和物力向其他國家提供物質援助。此外，我們還應積極參與國際衛生制度和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在這些地區，中國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3年修訂《國際衛生條例》的談判中，中國更多地接受了這些規則，並採取了合作態度。在執行層面，中國做得更好。
中國可以為未來的全球衛生體系和規則制定提供不同的模式和視角。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中國在抗擊新皇冠疫情方面提供了一個值得效仿的模式。可以預期，中國在這方面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不僅僅是“狼來了”，
我們需要為下一次危機做好準備
中國慈善家：疾病防治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包括私營部門的貢獻。你認為，全球私營部門（如蓋茨和其他主要基金會、公共組織等）在疾病預防和控制方面的表現如何？他們在這場流行病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嗎？你認為私營部門在未來需要加大投資嗎？
黃延中：與國內的防疫模式不同，在歐美，除了政府組織外，非政府組織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無論是公司、學校還是非營利組織。例如，抗擊紐約流行病需要大量醫務人員。我們看到，來自美國各地的大批醫療志願者自發參與救援。這不是國家動員，而是公民行動，也是公民社會的表現。私營部門在發展疫苗和藥物、積極轉讓防疫生產設備和捐贈所需材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慈善家：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講話中警告說，全球可能再次爆發傳染病。根據你的觀察，國際社會有沒有做過更多的準備和採取措施防止類似的情況？
黃延中：埃博拉疫情發生後，國際社會確實做了很多反思，形成了很多反思報告，建立了應急基金，成立了類似“消防隊”的國際應急小組。然而，新的皇冠瘟疫的爆發使整個國際社會措手不及。
不僅比爾蓋茨，許多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還預言了重大傳染病的爆發。但聽了很多，有點像狼來了，所以我們很少認真準備。
埃博拉病毒已經六年了。當埃博拉疫情剛剛結束時，應該將其視為一個機會之窗。屆時，如果能及時採取措施，彌補制度上的漏洞，或許會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機會之窗”很短，一旦過去，推一些東西就不容易了。
從1918年至今，應該說新冠狀病毒對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影響最為嚴重。希望疫情爆發後，國際社會更加警惕。無論是各國的公共衛生應對機制，還是國際上的協調與應對，都希望能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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