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山墓地的哭声
王琛
（3 月 26 日是诗人海子忌日，头天杂志同事Neil说我们应该写篇文章，写完没发，因此贴在这里。原标题为：《东湖漫步：诗人缺席的夜晚》）
我怀疑完整地谈论任何人的死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一位宿命深长的诗人，还是另一个寂寂无名的死者。我想到的是那个濒死的中年人。前几天，在武汉光谷的同济医院，重症监护室，我见到医生为那个半身赤裸的病人翻转身体。根据医学上的指标，他已经是一个接近脑死亡的人，靠一台插满导管的复杂机器维持着人工的呼吸。那些红色的绿色的导管与电子屏幕里的滚动的字符形成了他最后的生命图景。我看见他的脸上泛着一层无以名状的白色，嘴巴张着，嘴里插着提供氧气的导管。他已经周身失去知觉。他张成圆形的嘴巴和固定的身躯像是鱼在等待一口水。鱼的联想在脑中里越过时我感到了对一名濒死者的不尊，我试图抹走它，但这种焦虑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稳固，之后几天我一想起他便想起了他的嘴巴，有失尊重的比喻一直徘徊不去，直到出现在此时的叙述里。
我记得医生仍对他保持端庄的检查，但濒死者的毫无回应使所有的照料动作都像是例行公事的修补。他的手背上留着几处清晰的露出血丝的皮肤磨损，像是刚过去的冬寒所致。从脸颊到胸腹，他的身体处处显示出能量消耗以后的凹陷，骨瘦嶙峋，而医生回忆一个月前入院时他还是个壮硕的中年人。我看了入院时的照片，几乎不能认出是同一人——除了同样眼睛紧闭——入院时他已经休克。
死亡本身似已具有形态，跟濒死者的身体一起躺在了床上。
他随时可能不行。医生在病床边说。
他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问。
理论上不能。医生回答。
走出重症室，经过三道隔离门，按照要求，我一件一件卸下身上的防护服、头罩、眼镜，卸下这些帮助生者回避死之危险的保护，将它们扔进垃圾桶。拿酒精一遍遍涂抹手臂以后，回酒店的路上，我想着那位病人，尽量抹去那些使我不安的联想，我想到的仍是《回声之骨》里萨缪尔·贝克特的悲悯：
死者死得艰难，他们是彼岸的非法侵入者，他们必须随遇而安，屈身于重归污泥的竖井和窨井通道，直到死神在长久的默许后不得不履行职责，给他们点关注。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病人死了。
有个朋友住在湖北日报小区，关在家里快两个月，前天傍晚第一次出门，跟我们另外两个人去散步。开门营业的杂货店多了起来，马路上的汽车呼啸着把春风带出了声响，道路两侧是树叶和樱花：城市已经进入确切的春天了。风窸窣地来到脸上，我本能地产生了畅快之感，但“畅快”两个字一出现立即心生不安：我们正走在刚刚经受了劫虐和磨难的城市中心。走在旁边的两个人是一样的感受，我们都处在某种“不安的轻松”——或者是“轻松的不安”里。脸上的口罩此时显示出了好处，它遮挡了表情和神态。
我们往东湖走，聊着聊着，我说起当天（3 月 24 日）正是海子的生日，而两天后又是他的忌日。每到此时，人们追思诗人之死，又从其诗歌里期许诗人复活。海子的遗产除了诗歌，他的死也成了某个年月的隐喻。前几年，有个夏天我住在河北，深夜里翻来覆去地默读《海子诗全集》，作为一个读者，我常感到诗人的面孔仍在他伸张的语言里；而对诗人的死，我只是史料旁的路人，无法谈论。但恐怕死亡现场的见证者也无法完整地谈论。如今仅有这样的事实是准确的：1989 年 3 月 26 日，査海生在山海关卧轨，遗言里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天很暗了，东湖的水面在黑色和灰色之间，我们走在湖边，路旁一侧斜坡上的树木使我想到了重庆丰都，前年我去过一次，建在长江岸边的丰都说是鬼城，鬼国京都，是人死后的灵魂归宿之地。我记得那里的长江边有一块长长的斜坡，夜里，乘凉的市民散落在斜坡上，远远看过去黑压压一片。我讲了丰都长坡的印象，朋友说，武汉的长江上常有尸体，但跟东湖比，后者更令她害怕。她牢牢记得那几次发生在东湖的死亡。我们说起来，认为是长江的开阔似乎能包容人的恐惧，而幽闭的湖水可能正相反。
我们逆时针走，走到武汉大学的凌波门，天空里响起隆隆的惊雷，时断时续，自远而近，雨点很快落在了下来。有些雨点从鼻梁钻进了口罩，一直流到嘴角。我们走到已经停了两个月的公交站台下避雨。
此时湖面上摇晃着远处高楼的灯光，波纹集体向一个方向游荡，似乎是急落的雨水刚好填补了流走的空缺。
我知道为什么叫凌波门了，一个人说。
东湖很美，但印象里没什么诗句。另一个人说。
十天前我才来武汉，住在硚口区一家酒店，楼里住着附近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新闻记者。尽管戴着口罩，人们的眼里多能看到疲态。我去了几次仍被警车和急救车堵了门的医院，翻过公园的围栏，也去过几个小区，或新或旧，下楼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能进出的还没有几个。人们在等待管制的解除。
不出门的时候，回到酒店，我读着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意外地，又想到了海子——也许是所有真正的诗人——走到命运中的极端年月的那一刻。据身边人的回忆，死前的海子当时正结束了一段恋情，而布罗茨基，同样的，根据朋友回忆，他也在一段感情结束后曾企图切脉自杀。和中国诗人不同的是，1964 年2 月，尚未走出情伤的布罗茨基被捕。
在布罗茨基遭难的前一年，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自由化“解冻”时期达到顶点。······中央委员会抓思想的书记伊利乔夫谈到“年轻、政治上不成熟，却又过于自信、受到无限吹捧”的作家们，他们不再“为人民的英雄业绩而欢欣鼓舞”。谈到要特别注意对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因为“青年中还有懒汉、精神不健全的人，爱发牢骚的人”，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点头赞许下诋毁艺术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原则，而代之以懒汉和不学无术者的鸟话”。
《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
因不劳而获罪，布罗茨基被判流放五年。在诺林斯卡亚村，以“长工”身份服苦役的布罗茨基挖石头、刷洗牛棚，晚上继续写作。他寻找到了英文诗歌，读到了奥登。他确信了奥登的观点：语言需要诗人，使语言始终是鲜活的语言。他确立了语言重于个人意识和集体存在的观念，因此决定选择、或者说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以语言为生。
雨停以后，我们几个人结束了东湖的漫步，各自回去。第二天，在扁担山公墓管理处，等待安葬亲人的武汉市民排起了长队，我跟一个为父亲选择墓地的年轻人走进那些如林的墓碑当中，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地上为自己的丈夫嚎哭。“你怎么就走了？”她坐在地上，侧身哭泣，往那未刻名字的碑位上撒出菊花。墓地工人为碑位涂抹了水泥，盖上石板。
我听着她哭。这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别的那些，比如各种信息、各种数字、各种思想和各种主义；这几天之后我相信语言，相信扁担山墓地的哭声。
文章已于2020-03-2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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