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政烺
文︱崔文印
上世紀七十年代能參加點校“二十四史”，是歷史給我的一個難得的機遇，而跟隨張政烺先生點校《金史》，又是我個人的極大幸運，正是張先生的指點，使我走進了研討宋、金文獻的大門。
張政烺先生是山東榮城縣人，人高馬大，標準的“山東大漢”。開始他有點令人“望而生畏”，一接觸就會發現，先生滿面春風、滿懷熱情，讓人頓感親切有加。我當時對先生坦言，我雖是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但先是留校“鬧革命”一年，接著又從中華書局到山東膠縣的解放軍沽河農場鍛鍊一年。回京之後，沒有停腳，又去湖北咸寧向陽湖的“五七幹校”戰天鬥地，從畢業到現在，五六年來，業務書是一頁也沒翻過。對“二十四史”，上學時讀過《史記》，翻閱過《漢書》等前四史，至於《金史》，只知其名，一個字也未讀過。張先生聽了我這番話，微笑著對我說，讀《金史》不難、不難。接著他又說，它的人名、地名有點亂，讀的時候要留點心。這樣，在張先生的鼓勵之下，我便笨鴨子上架了。
張政烺先生肖像，約攝於1970年代或1980年代
當時，張先生正參照清人施國祁的《金史詳校》對讀《金史》，並在有問題的地方貼上條子，以便下一步寫校勘記時參考。因此，他對我說，你也去圖書館找一部《金史詳校》吧，咱倆分別來貼條子。張先生總是戲稱這些條子為“鬍子”，他說：“我貼我的鬍子，老崔貼老崔的鬍子。”雖然如此，我常常少不了要麻煩先生。有一次，我看了有關高琪的資料，可是再找這個人的傳，卻找不見了。我便去問張先生。張先生習慣性拍拍腦袋，笑著對我說，這個人姓術虎，叫術虎高琪，有時也寫成高乞，讀《金史》的麻煩就在這裡。我恍然大悟，立馬在卷一百零六找到了他的傳。這類事極多，不勝枚舉。
《金史》點校本
我們把條子貼光之後，開始甄選這些條子，撕下來，寫成校勘記。張先生戲稱撕條子叫“拔鬍子”。他說：“我拔我的鬍子，老崔拔老崔的鬍子，寫校勘記後，再由我歸總。”我們是遵照白壽彝先生提出的“三負責精神”進行工作的。這裡需要插一句，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批示，點校“二十四史”這一工作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但因顧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天天到書局來上班，所以，日常工作便委託白壽彝先生代為負責。我們當時按四庫館的慣例，亦戲稱白先生為“副總裁”。他屢次強調：一、我們整理古籍，首先要對古人負責，對流傳下來的古籍負責，前人正確的東西，不要到我們手裡反而搞錯了；二、我們整理是古籍是為今人看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正確的東西奉獻給讀者，一定要對當今的讀者負責；三、同時，古籍是要流傳下去的，我們整理的書，不僅要使當代讀者看得明白，而且，也應使後來的讀者看得明白，尤其是校勘記，決不能寫得含混，而應該清楚明白，刪幾個字一定要交待清楚是哪幾個字，補幾個字也如是，決不可模稜兩可，讓人捉摸不定。我們就是按照這個“三負責”的原則來確立和寫出校勘記的，對我們搞不清楚的問題，我們一般便尊重古人，不再添亂。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寫了條校勘記如下：
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縣六百三十二，按“節鎮三十六”，本書卷五十一《選舉志》“節鎮學三十九”，與《大金國志》卷三十八所載節鎮數同。“防禦郡二十二”，本書卷五十一《選舉志》“防禦州學二十一”，與《大金國志》卷三十八所載防禦州數同。“刺史郡七十三”，《大金國志》卷三十八作“七十五”。凡此不同，皆因所據行政區劃年限不同所致，僅志於此，不復改動。
張先生看了這條校勘記後，寫道：
防刺州縣的數目問題，像盧溝橋的石獅子一樣，永遠弄不清。我的意思是不管？
張政烺對卷二十四《地理志》校勘記的批註（本文作者提供複印件）
他在“不管”後面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表示與我商榷之意，最後我們達成一致，他便在這條校勘記上批了“不管了”三字。因為資料缺乏，我們根本“管”不清楚。
對我所寫的校勘記，但凡可取的，張先生必批“好”字以示鼓勵，如卷八《世宗紀》，我寫有這麼一條校勘記：
上顧謂宰臣曰京嘗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又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按本書卷七十四《宗望傳》附《京傳》，以“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為宰臣之言。因宰臣有這個話，所以才有“但務修德”的說法。錢氏《考異》曾指出這一點。本卷都作為世宗的話，似存訛誤。
張政烺對卷八《世宗紀》校勘記的批註（本文作者提供複印件）
張先生除了批個“好”字之外，還寫了“已改抄”三個字。張先生改的校勘記在點校本第一冊的176頁，為卷七《世宗紀》的第二條校勘記：
上顧謂宰臣曰京嘗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按此句與下文世宗“但務修德”句相矛盾。全書卷七四《宗望附京傳》記此事作“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則此句實為宰臣語。“曰”下當有脫文。
兩相對比，就會看得很清楚，“‘曰’下當有脫文”雖只有六個字，卻是畫龍點睛之筆，它指出了此處問題之所在，把這條校勘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說張先生是“大手筆”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張先生考證歷史是十分嚴謹的，在卷二十四《地理志》，我曾寫了這樣一條校勘記：
開泰元年更為析津府，“為”下原衍 “永安”二字。按《遼史》卷十五《聖宗紀》，開泰元年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其《地誌》所載亦同，皆無“永安”之名。考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永安錢》條，“海陵天德初（按當作貞元初），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為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則更名永安在金，不當繫於遼開泰年下，今削。又，中都稱永安惟見本書卷七《世宗紀》“自海陵遷都永安”一句，可見此名更用未長，僅志於此，不復考訂。
張先生對這條校勘記雖批了“已完全採入”五個字，不過是對我的鼓勵而已，他所改作的校勘記在《金史》第二冊584頁，為該卷《地理志》的第五十二條校勘記。張先生寫道：
貞元元年更今名，按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永安錢》條，“海陵天德初（按當作貞元初），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為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河南永安縣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本書卷七《世宗紀》，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有世宗謂宰臣“自海陵遷都永安”句。考卷二五《地理志》，南京路河南府，“芝田，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又山東西路東平府，“汶上，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為汶陽”。皆與《續夷堅志》記載相合，知析津府貞元元年曾名永安府。又下文“大興，倚，遼名析津，貞元二年更今名”。知析津之改大興在貞元二年。則此當作“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為是。
看得出，我寫的校勘記不過旨在說明 “更名永安在金，不當繫於遼開泰年下”而已，甚為粗略。而張先生寫的校勘記則不同，他通過《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證實了南京路河南府的芝田縣，“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又證實了山東西路東平府的“汶上，本名中者，貞元元年更為汶陽”，之所以“永安”“中都”要更名，是因為這些地名與都城的稱謂發生了重複，都可證明貞元元年金的都城中都其地所在必名永安，否則就不用改永安為芝田了。這正是張先生考證歷史的嚴謹之處，他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雖然後來北大劉浦江先生對此提出了質疑，但他的長文卻未觸及芝田、汶陽何以更名，也並未為我們提供任何可以駁倒這一結論的新材料。
用張先生所寫的校勘記，對照自己所寫的校勘記，才知道什麼叫透過現象看本質，才知道什麼是問題之關鍵所在。很顯然，我忽略了元好問“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河南永安縣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的重要記載，而張先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並引《金史》《地理志》佐證了這些記載的屬實。那麼，中都的“地名永安”便是千真萬確的、難以推翻的了。
當年，白壽彝先生講“三負責”精神時，特別強調，對前人的看法如有意見，可以不加引用，但切勿引用了之後再予以駁斥。因為前人的有些看法是其畢生研究成果，我們可以不理解，但不可輕易否定。張先生修改校勘記，亦嚴格遵循了這一精神。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寫了這麼一條校勘記：
嘗名白川州天祿五年去白字，按錢大昕《金石文跋注》卷十七《白川州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跋雲：“《金史》雲天祿五年去白字，今此幢立於聖宗時，猶稱白川州，可見《金史》考之未審也。”錄以資考。
張先生批道：
石刻不能解決這類問題，因為士大夫好古，喜寫古地名。
張政烺對卷二十四《地理志》校勘記的批註（本文作者提供複印件）
看得出，張政烺先生並不同意錢大昕的說法。所以，這類校勘記便理當刪除了。
張政烺先生胸懷博大，對人總是敞開心扉，知無不言，助人為樂。有一次，我們請張先生講講“二十四史”的版本，他很痛快地答應了。講的那天，他從家中帶了個很大的藍布包裹——用藍布包書，這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傳統。大概車擠，張先生走得滿頭大汗，進到房間，連水都沒喝，坐下來就講。張先生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直到講完，他的藍布包也未打開。是我們會後想看看張先生的“寶貝”，他才把藍布包打開給我們看，都是相關書目之類，可謂琳琅滿目，令我們大開眼界。
張先生是一位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人，他只看別人收穫了便高興，其胸懷之寬厚、博大，令人很難企及。張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考證性文章，叫《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這篇名文，署稱“癸未季冬寫於南溪李莊板栗坳”。“癸未”即1943年，這正是前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躲開戰火而避地四川南溪李莊的時期。當時，張先生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史語所圖書的遷運任務，大受時任所長傅斯年的表彰，而且還在百忙中寫下了這篇影響十分深遠的大文。此文以翔實的材料、嚴密的邏輯，推翻了自明萬曆重編《內閣書目》以後，各類公私書目凡“涉及《相臺九經三傳》或《沿革例》者，皆以為出於岳珂之手”的錯誤，並坐實了《春秋經傳集解》之“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牌記中的“岳氏”，乃是元初人嶽浚，而與南宋人岳珂無涉。這一結論，已廣為學界所接受。所謂“相臺”即相州，據宋人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八雲：“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乃宋名將岳飛的故鄉，所謂“發憤河朔，起自相臺”者也（見《金陀粹編》卷十九）。據吳亮增修的《毗陵人品記》，稱“嶽浚字仲遠，宜興人，飛九世孫”。雖然張先生認為“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嶽浚與岳飛相距一百二十年，通譜自貶何至於稱九世孫？”但嶽浚是岳飛的幾世孫輩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研究《九經三傳沿革例》時，從《中國版刻圖錄》著錄的《春秋經傳集解》說明中知道張先生有這麼一篇文章的，當時很想找來一讀，但歷史所的同仁告訴我，別找了，張先生的大文只是稿本，並未刊發。直到1991年6月，我才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看到了這篇文章。也就是說，這篇1943年寫於四川南溪李莊板栗坳的文章，竟在時隔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才拿出來正式發表，而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最難能可貴的是，張先生一直公開自己的觀點和考證徵引的材料，這種視學術為公器的博大精神，正是張先生虛懷若谷、淡泊名利、助人為樂的體現，令人由衷敬佩。
說張先生淡泊名利，還有另一事可以佐證。張先生1936年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即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6年應聘為北大史學系教授。他參與了1954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併兼任該所研究員。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於“拔白旗”，張先生被迫離開了北京大學。當時主政中華書局的總經理金燦然先生奉行“人棄我取”的用人之策，將有真才實學的落難者召入中華書局，如前浙江省文聯主席宋雲彬先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楊伯峻先生都是金燦然“取”來的。所以，他聽說張政烺先生離開北大後，立馬要求文化部把張先生調到中華書局，並給他一個副總編輯的職位。如果不是中華書局還保留著這一任命書，我們還真不敢相信張先生曾受命為中華書局的副總編輯。但張先生畢竟是張先生，他並未理睬文化部這一任命，而是認認真真地在歷史所當他的研究員，直到1966年正式調入歷史所。寫到這裡，我們便可知道，張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前面已經提及，我是在學業荒廢了五六年之後，參加點校“二十四史”的，包括張先生在內的老先生們不僅為我補了一課，而且還領我進入學術的殿堂。當時，張先生告誡我，《金史》的人名、地名有些亂，要我留心。我遵照張先生的告誡，以《金史人名索引》的形式清理了這些混亂的人名。這本書1980年出版，張先生看了很高興。
《金史人名索引》
因為在工作中常向張先生請教，而張先生又是熱心腸，話雖不多，卻多畫龍點睛之語。他曾說過，劉祁的《歸潛志》記金末之事較為翔實，我便發願整理此書。恰好此時顧頡剛先生向我介紹他的學習方法，即每天寫三千字的讀書筆記，寫不出就抄五千字的書。我聽了之後，頗受鼓舞，決定手抄《歸潛志》，加以整理。為了減少抄寫的錯誤，我特用毛筆抄寫，做到一筆一畫，決不草書。此書1983年出版。
我曾向張先生請教過他對《大金圖志》一書的看法，張先生沉吟良久，對我說，此書前人頗有爭議，但畢竟是第一部《金史》，價值總還是有的。我便是憑著張先生這些話，決定整理《大金圖志》，我用明鈔本補了通行的掃葉山房本沒有的《經進大金國志表》《金國初興本末》《金國世系之圖》，附錄了《女真傳》《金虜圖經》《金志》《族帳部曲錄》等相關資料，並努力查找了全書的史源出處，成《大金國志校證》一書，此書1986年出版，為大家提供了一部較為可讀的史書。
最後，因為聽張先生談到《靖康稗史》，得知此書史料價值甚高，同時也瞭解到南京圖書館藏有丁丙鈔本，我便又一次下定決心，將此書整理出版。我對此書作了較詳的箋證。此書1988年出版，大得前輩學者繆鉞先生的好評。
回想起來，我整理這些書都與張先生的教導和啟發有關，如果我不是跟著張先生學點《金史》，這些書的整理便也無從談起了。張先生正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導師，把我領進了學術之門。這都是令我感激、終身難以忘懷的。
點校“二十四史”那一段時間，中華書局可以說是名家薈萃，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忘不了白壽彝先生對我的關懷，他主動向臨時黨支部提出並取得同意，當了我的黨內聯繫人，極大地激發了我的工作熱情和進取精神。同時，白壽彝先生還一直把我當作他的編外研究生，鼓勵和指導我寫有關論文，我本人大部分文章都是經白先生看過後，在他主編的《史學史研究》上發表的。我一直感念白壽彝先生對我的恩德。
白壽彝先生
白先生辦事嚴肅、認真，尤其講究原則。他對“四人幫”鼓吹的“儒法鬥爭”不屑一顧，他說，馬克思經典著作講的是階級鬥爭，而“儒法鬥爭”充其量只是一個特定時期的學派鬥爭而已，它怎麼能取代階級鬥爭。他對“四人幫”考教授的罷考，更是傳為美談，參加點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人人都伸出大拇指，誇讚“老白真行”。
幽默、詼諧的啟功先生同樣令人終生難忘。我每出一書，大都是由啟先生題寫書籤。200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我與曾貽芬合寫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當時我不知道啟先生正患眼疾，寫不了字，更用不了毛筆，但他得知我求他題簽，毅然用硬筆作了題寫，如此高情厚誼，每想起來，心裡都熱乎乎的。
《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翁獨健先生口含菸斗校《元史》的情形仍歷歷在目，有時菸斗早就熄火了，他仍在那裡吧嗒，認真看書。我們看了，又是感動，又忍俊不禁，那種認真的投入精神，真是無以復加。
那時的辦公室十分簡陋，既無空調，也無電扇，王仲犖先生似乎很怕熱，每每見他在辦公室汗流浹背地工作，一絲不苟。
唐長孺先生既能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十分關心他人。我們那時唯一的娛樂就是休息時打打乒乓球。不過，當時因為出版社剛剛恢復工作，沒有固定的保潔人員，所以那張乒乓球檯早已滿是灰塵。但有一天，球檯突然變得明亮了起來。費了好大周折，我們才知道，是唐長孺先生一大早為我們擦洗的，大家甚為感動。從此，我們也開始主動保潔了。唐先生是一級教授，工資三百五十元，但我們後來才知道，每月他自動交兩百元黨費，以保持自己低調的生活。唐先生這種精神，亦使我們十分感動，都努力向他學習。
最後，我想說一下邵循正先生。點校“二十四史”開始時，邵先生因病正在小湯山療養院療養，但他多次表示，願意立即參加《元史》的點校工作。當時，中華書局還專門派人陪同白壽彝先生去小湯山看望他。不久，邵先生就從療養院來到了中華書局，但是很快舊病復發，與世長辭。我常常想，如果邵先生不離開療養院，也許舊病就不會復發，從某種意義上說，邵先生正是為了點校“二十四史”而獻出寶貴生命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點校“二十四史”，到現在也快半個世紀了，我個人也從青年步入了老年。但那段歷史我仍銘刻在心，很多人和事亦常常浮現在眼前，對他們充滿了懷念和敬意。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那時來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只拿本單位的工資，沒有一分錢的額外補貼。而且，點校“二十四史”是不署名的，也沒稿酬。但是，這些老先生都兢兢業業，把他們的才華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出來，同時，又對青年人存著一種知識分子本能式的厚愛，多所指導和培養。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呢！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閱讀更多 中華書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