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儒學中，講求經世致用，內聖外王之道。也就是儒生日常奉為圭臬的誠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第。在晚清時期，有學問的官員和有官位的學人都很多，朱一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早年聰慧，喜歡讀宋儒之學。思想傾向通經致用。受到學政徐樹銘的賞識。參加鄉試後拜在大學士李文田門下。後來考中舉人，官至翰林，經常與同僚一起感慨民生多艱。他當御史的時候，他經常上書言事，正直的名聲享譽朝野。《清史稿》說他，“連上封事，言論侃侃，不避貴戚”。
直到有一次他冒險直諫彈劾大太監李蓮英，被慈禧降職。於是，朱一新幹脆藉此機會 辭職不幹了。
此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恰好興辦廣雅書院，就請他來做院長。朱一新在這方面顯示了他的才幹。他訂立院規，設立科目，要求學生“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 學生將他的日常講說輯成《無邪堂答問》五卷。《無邪堂答問》，內容涉及古今中西之學，貫穿著對“世風”和“時務”的關注，是朱氏文化視野的集中體現，也是書院教學理念與清末嶺南學界關注熱點的反映，對當時士人頗有影響，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朱一新對學術的見識十分宏闊，主要有四點見解， 一是漢宋之別， 乃學問與學術之別； 二是漢宋諸儒， 於大旨固無不相合； 三是闡發義理， 從考證中透進一層； 四是學思相合， 宋學勝於漢學.這些觀點以一種較為新穎的話語方式， 表現了近代以來理學界對這個舊話題的新詮釋.“近世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他進一步又指出，“以道、鹹以來，士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流弊至於蔑古荒經。因反覆論難以正其失。”正是因為他的這些見識，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裡把朱一新奉為“浙江理學的絕響。”
除此以外，他還關心西學、西教、新疆鐵路、吉林邊防等問題。19世紀70年代，俄羅斯侵略新疆，日本侵略臺灣、吞併琉球。當權的左宗棠主張加強西北邊塞防務，李鴻章則強調海防更為重要，引起“海防”與“塞防”的爭論。1883年，朱一新撰《海防策》，認為當時的急務為治水師、扼險要、儲將才、精器械、興團練、開餉源六項。每項皆提出較詳細的精密規劃。例如治水師，他提出沿海建為北洋，江浙、閩粵三軍，每軍配以鐵甲兵輪等意見。
晚清道鹹以降的學術多有對乾嘉學術的反動，但乾嘉考據學風很大程度已內化到士人治學之中。考察這一階段的學術，當見其變與不變。朱一新在義理與致用的矛盾中，治學欲一反乾嘉軌則，另闢蹊徑，確有獨出之處，可又自覺不自覺地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在經學與史學、漢學與宋學之間、孤懷閎識與精審超絕之間，他的史學也呈現著獨特的光芒。這些精彩之處見於他的《漢書管見》四卷，《京師坊巷志》二卷，《佩弦齋文詩存》五卷，外集四卷。總題曰《拙盦叢稿》。尚有《法慶州志》、《東三省內外蒙古地圖考證》各若干卷。
另外，朱一新在晚清學術界影響很大的是他對康有為思想的批駁。1890年，康有為移居廣州。朱一新在廣州與康有為時相過從，每辯論自晚達旦。朱一新遺著中有多封致康有為書信，對他的學說提出批評與勸誡，明確反對康有為“援儒人墨（或稱陽儒明墨），用夷變夏”的主張。朱一新力圖從源頭處證實“改制”出於緯書，不可盡信，《春秋》為孔子“借事明義”之書，而非改制之作；《公羊》學者應恪守經學家法，不應以《公羊》一家之偏義遍說群經諸書；對今文學者說經重微言輕大義的取向有所糾彈，面對西學西法，主張要注重採取包容的態度。這些見解被有康有為編稱《朱一新論學文存》行世。
朱一新於四十九歲時去世。死前挽一聯，“撒手白雲堆裡去，回頭四十九年非”。朱一新的故居“約經堂”為當地清代標準民居，十八間樓房組成四合院，與其胞弟朱懷新故居同樣一幢十八間合成朱店村“大夫第”。建築特別，精雕細刻，房門皆陰刻詩文，藝術性很強，在民居文化中獨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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