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院士,B站開講神經生物學,1月就警告新冠病毒進化速度驚人

蒲慕明院士,B站開講神經生物學,1月就警告新冠病毒進化速度驚人

客名君按: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主任蒲慕明院士,祖籍廣東大埔三河鎮。他不僅科研成果卓著,關注世界,而且熱心年輕人的教育。參見客名堂之前的文章:世界首隻體細胞克隆猴在中國誕生,客家學者蒲慕明牽頭實現了吳承恩的預言;楊振寧教授之後,中國科學院第一位外籍所長放棄美國籍,恢復中國國籍!近期蒲院士撰文指出新冠病毒進化速度驚人,呼籲國內科研界及時分享病毒基因測序數據。這是怎樣一位院士呢?


2020年2月,國際著名神經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蒲慕明在bilibili上開出了系列視頻課程,讓各地因疫情影響無法復課的研究生們,在家就能聽課。要知道,蒲先生是科學院腦智卓越中心的學術主任,平時他的講座都是需要提前佔位的,會議室經常被擠得水洩不通。蒲院士的課共十場,首場人氣達到9.7萬,粉絲數超4千,關注粉絲1.6萬。客名君收藏並聽了一下,發現這是一位不餘遺力地鼓勵國人提高科學認知的科學家。能用bilibili來講課,也說明這個院士是個和年輕人可以無礙交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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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士關於病毒進化速度的警告


早在1月份,蒲慕明和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吳仲義院士在《國家科學評論》撰文,呼籲同行將新冠病毒的基因組數據儘快公開。他們指出,“根據進化的基本原理,病毒感染人群后可能會發生快速演變——這是迅速公佈數據的關鍵科學依據。自然選擇偏好高傳染力的突變,進而增強了毒株的進化優勢。”


兩位院士文章在1月份就預警:大部分的氨基酸序列突變都出現在1月至2月國外報道的數據(注:國內數據較少)中,隱示病毒也許正進化中。其次,8個氨基酸序列突變是成簇出現的, 一個突變似乎促進另一個突變的發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位於病毒ORF8基因中28144位點上的突變—— 在1月5日以前於武漢採集的13例樣本中只出現了1次(7.8%),但在1月10日之後於武漢之外採集的42例樣本中,出現了18次(43%)。這樣的躍變看起來很驚人,但樣本數量不夠大,統計學上未必可靠。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來查清楚這個突變是否是個危險訊號。”


“另一個突變,在55例樣本中僅出現了五次:橙縣(CA2/2020,美國)、巴黎(IDF0373, 0373/2020,法國)、高雄(2/2020,中國)、克萊頓(VIC01/2020,澳大利亞),但全部是在大陸境外。這也是值得密切關注的。最壞的可能性是, 經歷了兩個月的“慢進化”模式之後,2019-nCoV“摸索”出了進化的途徑,開始蠢蠢欲動。SARS病毒進化的第一階段也恰好是兩個月。”


“數據背景的斷層,使我們很難在時間與地理上找到連續的規律。數據不規範公開的趨勢彰顯了學術界的矛盾。”2月18日,兩人再次撰文指出,數據共享與否背後有科學文化的不良背景。新發布的數據主要來自於國外而不是疫情嚴重的國內。在當前的危急情形下,科學家扣留數據的影響會是嚴重而深遠的,並呼籲國內學者及時公佈和共享新型冠狀病毒測序數據。


然而現實看來,正如像兩位院士所擔憂和預警的,新冠病毒的更新速度遠遠快於人類的信息更新速度,全球疫情愈演愈烈……


二、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蒲慕明院士,B站開講神經生物學,1月就警告新冠病毒進化速度驚人

蒲慕明,神經生物學家和生物物理學家。1948年10月31日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籍貫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三河鎮。1970年畢業於中國臺灣清華大學物理學系,1974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神經所所長、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主任。


蒲慕明是中科院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同時也是中科院在上海各研究所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所長。而2017年,他放棄了美國國籍,再次成為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

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有篇報道中曾稱他為“科學界的一位超級明星”,上海的同事們則說,“他比中國還中國”、“很久很久以前他便有一箇中國夢”、“他在科研管理、科研佈局等很多方面的貢獻,不是一個國際學術大獎可以涵蓋的”。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1949年,還在襁褓之中的他便隨父母遠渡臺灣。


蒲慕明受父親影響良多。蒲慕明的父親蒲良梢先生,生於梅州大埔,1938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是機械系航空工程組的第一屆畢業生。那一屆的畢業生全部投筆從戎,加入抗戰成為空軍後勤人員。後來國民黨政府要造飛機,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國,學習螺旋槳發動機製造技術,他學成回國之後,成為南京發動機製造廠的第一批技術人員。如今,中國航空工業的先驅們大多都是蒲良梢的同學。蒲良梢的畢生理想,就是想製造出一架中國人自己的飛機。60多歲時,他任臺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終於達成這一夙願。


蒲良梢的弟弟、蒲慕明的伯父蒲良樓,生於1916年12月26日,是南京航空學校的學生,在抗戰中是一名飛行員少尉,1944年2月29日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犧牲時只有28歲……2017年12月13日,蒲良樓教官張傳忠的兒子張翼龍受蒲良梢之託,在南京南京航空抗日烈士紀念館廣場紀念碑,找到了蒲良樓的名字,泣不成聲。大埔蒲氏,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傳統客家知識分子家族,這樣的家國情懷,因家教代代相傳,並且跨越時空讓人動容,蒲慕明奉獻科研的情懷和實力也就不難理解了。(詳見文章願你來生擁有幸福…… | 公祭日南京老人在遇難者紀念牆上找到那個客家烈士名字後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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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良梢為人善良、大度、恤貧。2000年的冬天,他遭到車禍,乘坐出租車被一輛環保卡車衝撞,造成頭部、肺部、眼睛多處挫傷,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這場車禍,開卡車的那位環保工人全責。工人帶著一串香蕉,老人反而體恤這個貧困的工人:“ 他的妻子已經下崗,小孩還在上學,他的家很窮困,真是很不容易!”等工人下次再來醫院看望,蒲良梢向朋友借了150元,贈給了這位肇事工人。


蒲慕明家中牆上掛著一幅父親的詩作:忘卻離鄉今幾年,水隔青山天外天。舊時歡笑渾為夢,新來思緒總難眠。海外飛傳無限意,天涯相贈有詩篇。相知一世知何事,長留肝膽照人間。這是蒲良梢與其同學、曾任鐵道部總工程師的鄒孝標的唱和之作。父親作詩,由鄒孝標書寫。這位客家人的家國心願,從詩句中足見一斑。


有著這樣的父親,蒲慕明也是秉持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懷。“西方科學家做科學是追求個人興趣與個人成就,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得到諾貝爾獎就是科學家個人成就的最終表徵;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徵是忘我精神,我們仰慕的大師是充滿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


他認為:“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會關懷注入科學界,及早解決世界上各種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將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界獨特的貢獻。”


這位美國科學院院士是大陸出生、臺灣長大、美國留學,又回到大陸來,為中國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2017年,蒲慕明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國國籍,再次成為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


三、幾乎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神經科研所


1984年北京的清華大學復建生物系,時任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衝破大洋的萬里波濤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該系的主任。然而那段時光,夢想與現實劇烈衝擊碰撞。


當時的中國教育科學界,教育科研等經費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基礎研究。經費支撐嚴重不足,僅有的一點經費幾乎全部用於教學工作。更有甚者,補助生物系老師們工資的獎金,還要從蒲慕明這位外籍系主任的機票補貼中發出。世界銀行的貸款全部用於購買大型儀器,而會使用這些儀器的人員卻少之又少。“當時國內的大型儀器設備雖然多,而我們卻沒有生物系最常用的電子顯微鏡,形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耗散。”


而對以基礎研究為本的蒲慕明來說,當時剛打開“改革開放”門戶的中國,也不具備他拳打腳踢施展才華的環境。科研大氣候沒有形成,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選擇了離開清華大學,但在該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兩年中,他還是為生物科學與技術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1998年,當時的中科院腦研究所找不到路標——優秀的科研人員紛紛離開,整個腦研究所只剩下3個研究組,科研陷入了困境。1999年11月27日,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成立,年逾50歲的蒲慕明愉快地接受邀請,出任首任所長至今。按中科院院士吳建屏的話來說,稱得上“臨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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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經所成立的第二年,蒲慕明就提出,只要是本所的課題組組長,都應參加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評審。當時,所裡三位年輕的課題組長都拒絕出席。在這樣的艱難形勢下,蒲慕明堅持開展這一學術評審。如今,這樣的評審在眾多科研機構已是“必修課”,而課題組長也通過這樣的學術碰撞收穫良多。


蒲慕明一邊撰寫著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定位報告,一邊著手從海外招聘人才。僅用了短短4年,神經所的13個研究組,就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紀錄。2003年起,神經所又在全國科研院所中第一個引進了國際化的科研評估體系,與此同時探索了人才的流動與退出機制。儘管有的人覺得不適應主動離開,卻逐步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科研環境,也成為了國內創新科研機構的成功典範。


在蒲慕明的引領下,神經所形成了覆蓋神經科學主要前沿研究領域的四個研究方向,並建立“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2011年參加全國生物醫學類重點實驗室評估獲得第一。


  • 2009年,組建了腦疾病研究中心,開創性地建設了非人靈長類蘇州食蟹猴基地、九亭絨猴基地、腦功能磁共振成像平臺以及幹細胞研究平臺等。
  • 2011年,神經所參加全國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獲得生物科學類第一。
  • 2016年,構建出世界上首個非人靈長類自閉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體細胞克隆猴。(參見客名堂文章世界首隻體細胞克隆猴在中國誕生,客家學者蒲慕明牽頭實現了吳承恩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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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5日,體細胞克隆猴“中中”和“華華”登上學術期刊《細胞》封面。


體細胞克隆猴這篇文章是在2017年12月21日投出去,2018年1月11日修改完畢,1月16日就接受了,從投稿到接受用了不到一個月,說明了這項研究的分量和重要性。這篇文章的四個署名單位分別是:神經生物學研究所、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中科院靈長類神經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其主任都是蒲慕明,可見其科研戰略佈局。


2009年11月27日,神經科學研究所成立十週年,但並沒有舉行任何慶祝儀式。在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網站上,出現了不足300字的一段簡潔文字:我們的宗旨,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研究所的機制,提供一個有助於嚴謹科研工作,高效科研產出,良性科研合作的環境,實現以業績為準的激勵和資助評估系統,以及為研究生和博士後提供高質量的專業訓練。這是蒲慕明的手筆。


蒲慕明在獲得國際格魯伯神經科學獎時,頒獎委員會在對他的科學貢獻進行評述之後,加了這樣一句話:“幾乎憑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經科學研究所。”曾經在2014年和201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之前都獲得過格魯伯獎,足見蒲院士研究成果的國際分量。


十幾年來,蒲慕明平均每月來國內工作一週,人稱“飛人所長”。無論身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每週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基本上都沒有休假。他常利用晚上的“時間差”,及時處理研究所事務和回覆發給他的電子郵件,有時甚至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儘管蒲慕明一身同時跨兩邊工作,領取的卻只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資,而在神經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領取旅差費和生活補貼。研究所的很多業餘活動,蒲慕明常自掏腰包。2009年神經所組織,包括上海生命科學院其他研究所學生參加的科學夏令營,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國領取的工資,支付了其中3萬元學生的機票錢。


蒲慕明反對年底花光科研經費的做法。“請不要購買近期用不著的東西。我十分嚴肅地反對那種趕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經費全部花出去的觀念。如果我們不能用完這些錢,說明我們並不需要它,我們必須把它還給中科院或者其他來源之處。這才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的正確態度。”在神經所成立的這麼多個年頭,至今都沒有一輛公車,他也沒有專車或司機。關於科研經費,蒲慕明總是希望課題組節約節約再節約,他常說的一句話是“這是納稅人的錢,你們不能輕易浪費。”


所以蒲慕明院士,是一位科研拼命三郎、“飛人所長”、苦行僧一樣的院士。


四、為了鼓勵年輕人“就地爬三圈”的智慧


蒲慕明認為要建立國際一流的科研所,有一個最難的條件,“就是研究所要能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出現作出具有開創性工作的人物。他的工作不但是領域裡做得最好的,而且還必須能開創出新的研究領域,或者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性的發現。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師級的人物,我們若能培養出像這樣的領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為了培養真正的科研人物,蒲慕明極其重視年輕人,重視科研教育,重視培養良好的科研文化。他有著他的高明之處。


世界兩大科學權威雜誌之一的英國《自然》期刊,曾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國舉辦“中國之聲:與時俱進”論壇。《自然》雜誌總編、多位國際頂尖的華人科學家作了精彩演講,探討中國科學界在開展國際水準科研時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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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在演講中,提到一個鼓勵年輕人挑戰權威的小故事,在學生中傳為美談。他提到,當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校長曾說過,年輕人出格的想法,很可能是通向真理的新路,別忙著說“不”,試試給予他們足夠的探索機會。


幾年前,有個學生向蒲慕明彙報說,他觀測到神經細胞在未受到刺激時就已儲備有電信號,這是當時任何理論都無法解釋的。蒲慕明並沒有急於阻止或詰問他,相反使出了“激將法”說,只要他拿得出有說服力的數據,蒲慕明“就地爬三圈”。這一許諾令那個學生興奮不已,一頭扎進實驗室,夜以繼日拼搏三週,終成正果。蒲慕明“輸”了並不掃興,好像是“風水輪流轉”,這時卻“輪到”他興奮不已了。他二話沒說,當場兌現諾言,就地爬了三圈。 


“就地爬三圈”,換來一個新的突破,這樁 “買賣”無論怎麼說都值得。蒲慕明只把自己“擺”進 去單邊許諾,而不是雙方“打賭”,對學生毫無約束,讓學生沒有一星半點負擔和壓力,解放思想,輕裝上陣。這種激勵是空前的,包含期待和信賴,作用不可估量,足見這位科研教育工作者的智慧。


蒲慕明所長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注重結合高水平研究培養後備創新人才,從各個方面關心研究生的成長,提高他們出國做博士後的迴歸率。他首先引進了國際慣用的“thesis committee”,開設高質量的研究生專業課程,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些課程。在提高研究生專業知識和文化修養的同時,鼓勵研究生關心社會、融入社會、做對社會有貢獻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有識之士。


蒲慕明曾給實驗室博士寫過一封非常著名的email,充分體現了他培養科研真正科學家的良苦用心,施一公把這封信轉給了所有的學生。其中的一段是這樣說的:“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實驗室裡的工作時間,當今一個成功的年輕科學家平均每週要有60小時左右的時間投入到實驗室的研究工作......我建議每個人每天至少有6小時的緊張實驗操作和兩小時以上的與科研直接有關的閱讀等。文獻和書籍的閱讀應該在這些工作時間之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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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發現現在國內很多海歸的優秀科學家是海歸,在科研訓練中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卻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消失殆盡。“即便西方科技那麼發達,還有那麼多社會問題都沒能解決,為什麼?解決社會需求相關的問題,需要大批人的合作,也常不是諾貝爾獎重視的基礎問題。我認為,未來我們要培養的科學家,要更富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們要能關懷社會,解決社會的需求,這遠比我國再得幾個諾貝爾獎重要。”


蒲慕明本人就以身作則,一直踐行這樣的科研價值觀。他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讀研究期間積極參與了留美臺港學生的保衛釣魚島運動。80年代末起參與“認助中國鄉村教育項目系列”工作,協助中國貧困地區提升教育質量和普及科技知識。自2005年起每年率領神經所師生開展科普支教活動,在四川雅安縣和資陽縣、安徽潛山縣和無為縣,3000多名中學生從中受益。在很多科教資源欠缺的地區,他捐款捐書,建立圖書館,舉辦教師培訓,開展科普夏令營,改善實驗室條件,資助困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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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時代》雜誌百大人物榜上榜人物,38歲的蒲艾真名列第41。


也正是受他的言傳身教,蒲慕明的女兒蒲艾真少年時跟著父親遍走貴州寧夏等祖國貧困山區。蒲艾真頗具政治天賦,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投身於保護弱勢群體的事業中,在美國成立了“全美家傭聯盟”,促使紐約等各州議會先後通過家傭人權法案。蒲艾真2012年被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2014年獲麥克阿瑟天才獎,2014年被《財富》雜誌選入世界上最重要的50位領袖人物——“她是其中最沒錢的一個”。


五、為提升中國科研文化環境不餘遺力


“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服務。當然,這樣的服務對我個人而言,不可能帶來別的什麼‘好處’,即便我做再多這樣的服務,也不可能幫助我自己獲得更大科學成果。”“我只是希望真的能在中國創造一個環境,使許多中國神經科學的學者能在此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來到中國、在建立研究所的過程中對科研環境艱難深有體會的蒲慕明,考慮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改善中國科研基礎環境這個大格局。他素來敢於叫板科研體制弊端,並積極結合科研規律創新,為提升中國科研文化環境不餘遺力。道阻且長,要促進這樣的事情,除了初心,還需要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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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8日,蒲慕明在B站進行了一場題為 “科研誠信與科研創新”的講座,直播全長近3個小時。在講座中蒲慕明講到數據採集、處理和報道“不忠實”的灰色地帶,特別點出了“浮誇”。“為了強調論文的重要性、強化它的影響,(有些人)就誇大、不實地報道自己(的成果)。”


蒲慕明在講座中指出,灰色地帶的不端行為之所以廣泛存在,是因為灰色地帶的問題通常很難被發現,科學家甚至是著名科學家,對灰色地帶行為也有不同看法,有時他們自己也有不同程度的灰色行為。而且,科研管理機構和科研單位未能對此類不端行為出臺明確的規則指南。“此類不端行為廣泛被容忍,被發現後沒有任何後果。”


蒲慕明說, 實際上,我國科研規範和不端行為的定義和懲戒條例基本完善,但欠缺的是對懲戒條例執行的監管機制和明確的責任主體。所以,有時不端行為發生之後,還是會不了了之,因為管理機構定下的條例無法真正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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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科研人員本身的素養和學術共同體的問題。“科研人員缺乏基本誠信自律,對科研不端行為、尤其是灰色地帶行為缺乏認識。”蒲慕明指出,一些科研人員在出現問題時習慣迴避自己的責任。“通訊作者要對文章的內容負責,即使是學生和博士後造假,導師也要出來說他們做錯了事。但這種認錯的情懷很缺乏。”


具體到科研單位來說,學術不端的舉報通道、處理過程應該明確,對舉報人的保護應該到位,並要保證調查委員會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出了學術不端問題後,科研單位應該有補救措施。


蒲慕明曾經就施一公和饒毅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所描述的中國科研體制,特別是經費分配的現狀,進行評論。他還是一貫客觀求實的科研態度。


他說,基於我過去十多年在中國科研機構工作的經驗,他們把中國目前的科研體制文化歸結為‘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三句話,這是以偏概全的失實說法。


在當前科技界的許多領域,中國正在進行很多高質量的、有創新性的科研工作。雖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 創新精神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的核心問題,這需要科學家努力改變自己的科研態度和學術界的“傳統”。這篇文章幾乎沒有提到這個核心問題,而只是簡單地把所有 問題都怪罪到經費的申請體制和通過“拉關係”來主導分配的現象。


他希望,兩位來自中國最著名大學的年輕領軍人物所描繪的“灰暗”的中國科學現狀不會影響中國學生和青年科學家回國或繼續留在國內工作的決心。


蒲慕明院士認為:“中國學術界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是中國目前科學文化的核心問題,這需要科學家努力改變自己的科研態度和學術界的‘傳統’。”


蒲院士的這一句話,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新冠病毒大戰中,像一面明澈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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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綜合參考了國家科學評論/“中國科學雜誌社”微信公眾號、清華大學新聞網、上觀新聞、人民網、新民科學咖啡館、生命科學者微博等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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