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盧邁對自己保留了一份警惕心。攝影：逸光 楊姣（M&J studio）
本刊記者 /徐天
發於2020年第1期《中國慈善家》
50歲，對多數人而言，事業進入後半程，退休生涯已在眼前。盧邁則不然，五十而知天命，似乎是對他最恰當的形容。
歸僑子女、66級高三生、77級大學生、在杜潤生門下做農村研究，前半生裡，盧邁的每一個人生際遇都踩在國家的轉折點上。
1997年，50歲的他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部，進入全新的領域，執掌新起步的“國字頭”基金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並與之相伴至今。這也是盧邁此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事業。
熟識盧邁的人說他謙遜、溫和、不抱怨、不退縮。盧邁則常常引用前同事王岐山對他的評價和勸誡：“得之於認真，失之於認真；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義。”
在“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他對自己保留了一份警惕心。
南渡北歸
盧邁身上，有老派知識分子的氣質。他說話輕柔、溫和，沒有久居上位者的強勢，願意傾聽不同意見。與他相交多年的中國農業大學“一帶一路”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說，盧邁“有巨大的親和力，從來不和人發生衝突”。
他不辭辛勞地奔走在偏遠貧困地區。敦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基金會項目的資金支持方，其首席執行官張志洲與盧邁曾一道去過不少地方。三年前的兒童節，他們同去貴州的一處項目點，那個地方有些偏遠，需要轉兩趟飛機、再坐車才能到達。盧邁前一天有活動，凌晨三四點降落貴州，立刻驅車前往項目點，沒有休息，直接開始第二天的考察。
張志洲十分動容，但也不止一次觀察到，70多歲的盧邁其實常常吃藥。張志洲覺得，盧邁對這些項目都有著“發自內心的真切和關愛”。
這份深切的同理心，可以從盧邁早期經歷中尋到端倪。王岐山對盧邁的評價另有一句：“你就是個華僑。”這是盧邁的人生底色。
盧邁的父親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十幾歲的少年，滿心誠摯。從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畢業後，他輾轉至上海，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的翻譯研究。日本佔領上海後，他前往新加坡，開始僑居生涯。
盧邁兄姐弟5人都生於新加坡。起先，父親在報館做主筆，號召抗日，後來轉入高中執教，成為新加坡教師工會副主席。因被懷疑是共產黨，1948年，父親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次年2月被驅逐出境。
送走盧邁父親的船，終點是臺灣——這是一出借刀殺人的戲碼。在中共地下黨員的幫助下，父親從香港登上去天津的輪船，來到解放後的北京，後來母親也帶著孩子們前來，一家人安定下來。
盧邁的父親被安排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新聞處做編輯工作。政協成立後，他進入了華僑事務委員會工作，直至去世。
在這段南渡北歸的故事裡，父親也有遺憾。人生兩個濃墨重彩的段落：一段在新加坡，人在國外、心在國內，他想回國、想參與革命；一段在北京，身處僑委，但始終沒有恢復黨籍，直到去世時，悼詞裡給他正了名，稱他為中共黨員。
受父親影響，家裡五個孩子都入了黨。他們曾去圖書館翻看當年的《南洋商報》，找父親寫的文章，“坐在那兒，看著這些舊報紙，你能夠體會那一代人的想法，他們的情懷、他們的奮鬥。”
父親一生曾在多個行業輾轉，但盧邁更願意用“知識分子”稱呼他。這一代知識分子走出大山，心懷憧憬，盼望國家復興，但人生經歷卻又坎坷曲折。
歸僑知識分子看過海外的世界，知道解放前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知道海外中國人所經受的歧視與苦難，回國時都一腔熱血，希望能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
理想主義+經驗主義
“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這句話最早是杜潤生在上世紀80年代對身邊幾個年輕人說的。他還說，你們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跟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
包括盧邁在內的這批年輕人，基本與共和國同齡，經歷了建國、工農業發展，也經歷了大躍進、“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直到高中，盧邁的人生都是順風順水的。他打小就成績好，一直是學生幹部，初中同學回憶起他時，說他“低調、自謙”“出類拔萃”“名列前茅”。高中時，在臥虎藏龍的北京四中，盧邁擔任學生會主席。這樣的人生在1966年發生轉向。
“文革”開始，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有幾項：參軍、去工廠、上山下鄉、插隊，歸僑身份使盧邁別無選擇，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雖然祖祖輩輩都生長在福建農村，但這是盧邁第一次沉入鄉間生活，他對農村問題的認知就起源於此。
1974年，盧邁因病退回北京治療，進了一家工廠做繞線工。這些年來，他並不太相信自己抑或這一代人的命運將止步於此，總是抽時間看書、學習。
改變了萬千人命運的1977年高考來臨，盧邁進入北京經濟學院（現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他報了經濟學，一方面考慮將來如果回工廠會用的上，另一方面這是父親自學時研究的領域。
此時，盧邁30歲，班裡有五個老高三，他與最年輕的同學差了11歲。畢業這年，風雲際會的80年代已拉開序幕，他沒有回工廠，而是留校任教。
當時，一批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計劃建立農村市場與流通改革研究組（以下簡稱流通組），參加熱火朝天的農村改革研究。一家中央機關——杜潤生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願意接納他們。盧邁是這個小組的積極分子。
其時，杜潤生門下已有一個十分出名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下簡稱發展組），由北大、人大、北師大的學生組成，包括後來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他們多數下過鄉，有實際經驗，也有系統知識，彼此相投，組成讀書小組，討論農村問題。杜潤生得知後，支持他們，讓他們系統地研究農村問題，比如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問題。
後來，才有了1981年農村改革第一份中央一號文件，給予包產到戶以合法地位。
發展組一炮打響，另一批年輕人受此啟發，也組織參與進來，成為流通組，包括盧邁、後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等。當時，王岐山在農研室的聯絡室，組織接待這批年輕人，並委託課題給他們。
同在流通組、後來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院“六君子”之一張帆記得，發展組來給他們上了第一課，課上說“對上不要怕，對下要好”——三十多年後，盧邁也用類似的話鼓勵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年輕人，說要“下得去、寫得出、出得去、會協調”。
正如周其仁後來回憶的，在這個北大同學自發打出“小平您好”旗幟的年代，年輕人都覺得應該對這個開始大有希望的國家盡一點力，使她變得更有希望。而恰好，基層和地方的創新變化源源不斷，上層由實事求是路線主導，主政者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政策。
一批年輕人被吸收參與中央農村政策的制定過程，他們揹著書袋子與筆記本，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調查、訪問、整理、彙報。他們生逢其時，不經意之間就走進了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盧邁也是如此。在學校工作之餘，他參與過中央一號文件的討論，也調研過文件落實與基層反應；他去湖北咸寧瞭解當地的商品流通情況，去武漢和廣州瞭解蔬菜價格改革，去新疆和吉林開展貧困地區及邊疆開放的調研。
1985年，發展組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一部分人留下來，繼續專注農村研究，發展組變更為國務院農研中心直屬的發展研究所，由杜潤生直接領導，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長。
盧邁也面臨著選擇，當時他已經是系副主任，是學校的重點培養對象。但農村田野的調查經歷、眾人讀書討論的氛圍吸引著他，他離開學校，去發展所工作。很快，又被調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依然做著王岐山的下屬，牽頭成立了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
這段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的故事，後來不斷被媒體回溯，每個身處其中的年輕人，包括盧邁，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烙印，影響著他們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風格。
盧邁後來不止一次地談起杜潤生的工作方法。政策的出臺並不容易，甚至充滿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聲音很多、分歧也大。而杜潤生會用一種圓融的藝術、實事求是的態度，將幾種意見銜接起來，尋求各方的最大公約數，取得改革突破。政策一旦形成，它可以影響千萬人，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後來，盧邁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求學，認識了一些身負盛名的學者，他發現，這些高度自信的學者所提出的極具煽動性的方案，不見得真的能解決問題。
正如周其仁所回憶的，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年輕時候都是一樣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說我要怎麼殺，怎麼去改造世界。後來才知道你腦子裡想的很多治國救世方案，其實是因為對實際情況還根本不瞭解。等你真瞭解以後，還有很強烈的願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不容易了。”
顧準在上世紀70年代寫過一本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周其仁說，這反映了那一代人思維方式的轉變。
為了孩子當“高級乞丐”
採訪中，盧邁最常提到的詞是“公平”。
與“公平”相比，現代經濟學更關注“效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身處改革洪流最前端的盧邁與身邊眾人最關心的是效率。但進入2000年後，他以及這個時代都開始關注公平。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之初，並沒有被賦予如此多的期待與任務。199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決定發起設立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宗旨是一句話：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但基金會具體要辦成什麼樣，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和任務。
盧邁被任命為副秘書長，另外還有一名副秘書長以及工作人員。三個人、幾百萬註冊本金，基金會開始運轉。他們做的第一個項目是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招聘實習生，讓年輕人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參與政策研究——頗有80年代發展組、流通組的遺風，項目至今還在延續著。
世紀之交，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日漸緊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領導在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後提出，希望中心也能辦這樣一個溝通對話的論壇，與世界對話，謀共同發展。
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於2000年橫空出世，秉著中國與外方尤其是企業家平等對話溝通的原則，時任總理朱鎔基以及世界著名集團負責人等百餘人參加，論壇以及基金會都因此名聲大噪，一時風頭無兩。
但盧邁始終記得基金會支持政策研究的宗旨，啟動了大型研究項目，並於2005年承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項目。報告最終定名為《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這是公平問題首次進入基金會的視野。大家根據調研和數據討論後得出結論：
要關注社會的底層，重點是貧困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兒童。這成為此後基金會的關注重點。盧邁不止一次談到，投資貧困地區兒童發展，有針對性地採取營養、健康、養育和教育等綜合的整體干預措施，確保貧困農村地區兒童獲得平等的早期發展機會，是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代際傳遞、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反貧困和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
基金會的第一個“社會試驗”始於2006年。當年，中國疾控中心在貧困地區的調查顯示，西南地區有40%的兒童處於營養不良狀態，西北地區是20%。圖為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曲什安寄宿小學學生在吃午餐。圖/CNSPHOTO
“這是人類社會中少有的幾項可以同時兼顧公平和效率的，這個投資本身的回報是非常高的。”盧邁說。
在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經歷，使盧邁認可通過試驗區試點來推動制度建設，推動政策制定的過程。當時農村改革試驗區涉及多方面，包括鄉鎮企業制度建設、股份制合作、農業稅費制度改革、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土地制度改革、農民合作組織、戶籍制度改革等，期待成功，也允許失敗。不同意見在此過程中碰撞交流、實地檢驗，許多政策經此成型。
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下屬機構，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項目也因此與其他公益項目有所不同，形成了
“社會試驗”+“政策研究”的特殊模式。基金會的第一個“社會試驗”始於2006年。當年，中國疾控中心在貧困地區的調查顯示，西南地區有40%的兒童處於營養不良狀態，西北地區是20%。基金會自己也調研了這一狀況，發現貧困地區的學生普遍營養不良，很多地方的孩子每天只能吃兩頓飯。
以廣西都安縣來說，13歲貧困農村男孩的平均身高僅相當於城市裡10歲男孩的平均身高，雖有很多學生住校，但學校只能提供蒸熟的米飯和白水煮豆芽作午餐，該縣學生攝入的營養量甚至不到國家推薦青少年營養攝入量的60%。
兒童營養指標是衡量整個人群營養狀況最敏感的指標，也是人口素質的基礎。嬰幼兒時期的營養不良，可能導致兒童不可逆轉的生長和認知發育遲緩。
次年，基金會開始在農村貧困地區開展學生營養改善項目，每天中午在食堂供應免費午餐，每餐每位學生餐補3元，選點在廣西都安和河北崇禮這兩個縣，共有2000個孩子參與了試驗。
事實上，試驗之初，許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有人提出，南方人身高普遍矮，這是基因所致。教育部門也嘀咕，難道我們連吃飯都要管？
兩年後，通過對照組試驗，試驗兒童的身高、體重、貧血率乃至學習成績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項目報告上報給國務院，時任總理溫家寶作出批示，下撥財政資金用於改善貧困地區寄宿制義務教育學生的營養改善，還採納了基金會的供餐標準。目前，該政策惠及834個縣、4000萬7~15歲兒童，中央財政支出超過186億元。基於數據監測，2016年，11歲學生的平均身高比2012年同齡學生平均身高增長約6釐米。
這是典型的“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的項目，為此後基金會的社會干預項目開了個好頭。
2009年，為了解決貧困地區農村學前教育問題，通過教育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基金會從青海樂都開始實施“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目前已覆蓋全國10個省、30個縣，累計受益兒童20萬。計劃實施前，青海樂都的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僅47%左右。當前，這一數字超過98%，保障了全縣近30%貧困孩子入園。根據樂都2017年至2019年的小升初全縣統考成績，縣城公辦園學生整體學習成績排位靠前，“一村一園”計劃的學生緊隨其後，超過了其他幼兒園學生以及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學生。
另外，基金會還在推進“慧育中國：山村入戶早教計劃”，通過入戶家訪的方式幫助提升0~3歲偏遠貧困地區孩子養育人的早期養育水平，促進幼兒的認知發育。根據對照試驗，“慧育中國”家訪干預使兒童發育篩查“正常”的概率提高51.4%，尤其能促進“大動作”“語言”等方面的發育。
在張志洲及李小云眼中，盧邁推進項目的思路非常務實。以“一村一園”來說，盧邁堅決反對建豪華幼兒園，也不願意大興土木，通常用已有幼兒園進行改建，有錢先解決“軟實力”、解決師資問題。
盧邁也非常清晰地意識到，基金會是一個聯繫六方的節點，通過將觸角伸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國際組織、學者、企業、媒體以及公眾推動政策制定。一方行不通，總有另一條路，比如與媒體合作、直接動員大眾。
多數知識分子是不願意談錢的，但這是盧邁必須要談的。更尷尬的時刻，是談錢被拒絕，盧邁曾遭遇過。
“人家說，這個基金會的秘書長就是一個乞丐，高級一點的乞丐。”他與團隊拿著PPT去各個企業找人、籌錢。“被人家拒絕了，這個感覺是很不好、很糟糕的。”但他也想得開：“我不是為了自己跟他借錢，那樣是很難堪的。我是為了兒童籌錢。”
心裡過了這一關，許多事做起來也就順理成章。張志洲與盧邁共同出席過許多有眾多投資人的場合。張志洲注意到，盧邁無論作什麼主題發言，最後總會說起基金會在做的公益項目，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但並不是每個項目都能很快獲得如校餐項目同樣的進展。儘管有不少地方政府認可上述兩個計劃，但國家政策，尤其是相應的資金傾斜仍沒有太大的動靜。
“一村一園計劃”實施十年，盧邁將偏遠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納入政府財政保障體系的目標仍未實現，但合作者張志洲從未見過盧邁抱怨或發牢騷，他通常會客觀闡述相關方的不理解、不認可，更多的是思考解決方案，繼續向前。
張志洲敬佩盧邁的付出。他說，“一村一園”“慧育中國”所做的事情與地震受災時建樓不同，花錢了，但不一定有當下的業績。這恐怕是一些政府部門在決策環節對這些項目不太積極的原因之一。但盧邁對此進行過深入的思考，認為這是對的且意義深遠的事，哪怕社會氛圍都傾向於關注當下，盧邁也仍然毫不退縮。“我每次看到他，跟他交流之後，都覺得這些困難雖然存在，但沒什麼大不了的。”
歷經風風雨雨的盧邁，對此頗有感悟：“中國的事是這樣，你看過程，都是溝溝坎坎，沒有什麼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看結果，它總是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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