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孫子云:“夫將者,國之輔也。”此即是強調軍事將領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我們都很熟悉的韓愈,在憲宗、穆宗兩朝,便是極重要的國之輔將。

韓愈在眾人眼中,乃文人出生、百代文宗、儒學傳承者。他七歲讀聖賢書,十三歲能文,二十五歲及進士第,十年後又通過吏部銓選。

但同時,韓愈也有鮮為人知的軍職形象,其生涯中有兩次重要的軍事平亂行動。

其一,用兵淮西時,韓愈擔任行軍司馬。他除了平時管理軍務,亦負責作戰時攻防策略之籌劃與運用,不僅任務繁重,而且舉足輕重。

其二,宣撫鎮州亂時,韓愈受命為鎮州宣慰使。他孤身一人深入形勢險惡的鎮州,苦心勸說王廷湊止戈為武。

可以說,在這兩次行動中,韓愈皆順利達成使命。因此,蘇軾誇他:“勇奪三軍之帥!”

在玲瓏看來,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雉帶箭》

崇尚勇氣,頗具膽識

韓愈之祖先中,不乏有勇有謀者。其七世祖韓耆,於後魏時被封為武安成侯;其六世祖韓茂,武功超群,受封安定桓王。韓愈常常以自己的祖先為榮,而韓家一脈相承之“尚勇有謀”的性格特質,也留存於韓愈的血液中。

韓愈之出生地,在北方。北方自古即有濃厚的尚勇風氣,我們從家喻戶曉的《木蘭詩》中,即可窺豹一斑。

生於斯、長於斯,韓愈自幼便接觸騎馬、武術應是理所當然;他受當地民風潛移默化的影響,膽識日積月累,不言而喻。

再就韓愈任中央官職前之藩鎮幕府工作而言,他早期曾任汴州、徐州觀察推官,隨各藩鎮軍隊團練是例行公事,騎馬、武術、擊毯與狩獵等皆屬軍隊平時訓練項目。

韓愈詩作中,也曾提及任藩鎮推官時的情況。如貞元十五年,他在徐州所作《雉帶箭》:“沖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即是描寫隨從節度使張建封射獵野雉時之生動畫面。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雕像

隨著年歲、歷練增加,韓愈之勇不減反增。元和十年五月,御史中丞裴度為用兵淮西,出使蔡州觀察形勢。六月,節度使王承宗與李師道派刺客殺害當朝宰相武元衡、裴度,京師上下震撼,而全國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之中。

此時,韓愈先代裴度上《讓官表》,隨後又上《論捕賊行賞表》,全力支持憲宗之緝兇主張。

當時贊成削藩與捕賊者,皆恐遭殺身之禍,然韓愈置死生於度外,一心為救國救民,更進一步積極參與到討伐淮西戰役中,其展現之勇氣與膽識,令人讚賞。

長慶二年,時任兵部侍郎的韓愈,受朝廷之命,到鎮州安撫當地亂軍。他深入虎穴,未攜武器,單車前往,實英勇過人。入鎮州途中作有《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

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韓愈為達王命,不辭風霜辛勞,日馳三百里依然嫌遲;抵達鎮州時,等待他的,竟是一群劍拔弩張的蠻橫軍士。毫無畏懼的韓愈,一面厲聲責備王廷湊,一面曉以大義。這在李翱所作的《韓公行狀》中有詳細的記載。

韓愈憑藉膽識,終使王廷湊答應解除鎮州之亂;王廷湊還設宴招待他,此舉應是受到他正氣凜然與無比勇氣之感召。

對於隻身前往叛軍陣地,一般軍士皆望而卻步,但已經五十五歲、知天命的韓愈,卻能攜義無反顧、捨我其誰的勇氣前往與執行,著實令人欽佩。

《新唐書·韓愈傳》亦詳細描寫了韓愈宣撫鎮州一事,並給予其極高的評價與肯定。他的超凡之勇,確實值得後人學習。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雕像

主動積極,力求有為

韓愈生涯中,一直持續展現主動積極之特質。自幼讀書,自動自發;求取科考上榜,努力不懈,並用盡各種方法,諸如求北平王馬燧收留、及三上宰相書等。

可以想見,“主動積極”源自韓愈天生的性格;同時,他也將之發揚光大,並善用之於軍事領域中。例如在平淮西之役中,處處可見韓愈主動積極的一面。

淮西叛亂之初,韓愈積極上書朝廷,主動支援主戰派盟友裴度,成為其堅強後盾,同時也成為主張出兵的憲宗之有力支柱。之後,他受命為行軍司馬,統領淮西軍政事務,甫上任,旋即奔赴汴州勸韓弘協同裴度出兵,其“力求有為”之舉,不僅為裴度討伐淮西尋到勝利契機,也為自身軍事生涯開啟無窮希望。

已經五十歲的韓愈,其實也像其他年輕軍官一般,欲於徵戰中立下赫赫功績。他一度主動積極地向裴度奏請率軍攻下蔡州,因裴度不願他與眾多將領爭鋒,故沒有允許。

在平淮西獲勝後,積極的韓愈迅速地寫了一封勸說信,給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希望其和平歸順。在韓愈的感召下,王承宗不僅上奏朝廷歸順,亦進獻轄下兩州城池,以示忠誠。

由此可知,韓愈積極與力求表現的企圖心,完全不輸給年輕人;同時,他也因此更獲穆宗賞識、仰賴與重用。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雕像

忠貞愛國,初心不改

韓愈早期擔任藩鎮幕府時期,便已展現其忠貞與愛國情操,屢屢以詩文提醒天下人應時刻惦記國家百姓,提倡防患未然、有備無患之觀念,並隨時把握為朝廷與天下蒼生貢獻己力的機會。

韓愈於貞元十五年任徐州節度推官,對其上司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沉迷於擊毯運動”的行為,甚為不滿,因此作《汴泗交流贈張僕射》一詩勸說之。

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

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當時淮西已有叛亂跡象,天下氛圍詭譎,韓愈用心勸說張建封應該愛惜生命並用之於討賊,但張依舊樂之如故。於是,韓愈再次上書:“凡五臟之系絡甚微,立坐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希望張建封能謹慎愛護身體,並用以報效國家。

若非出於一片愛國赤誠之心,韓愈便不會冒著被免職的風險極力上書,企圖說服上司,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韓愈作於貞元時期之詩作,如《汴州亂》、《歸彭城》、《齪齪》等詩,皆表露了他對人民疾苦的無限憂思,展現了他對國是日非之憂心。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畫像

元和九年,吳元濟於其父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去世後叛亂。憲宗詢問群臣意見,除少數大臣支持憲宗討伐外,其他多數皆主張安撫。

韓愈於元和十年上《論淮西事宜狀》,向朝廷提出建言,分析並舉出六項建議與用兵謀略,向憲宗指出取勝之關鍵點,乃“在陛下斷與不斷耳”,甚至舉古代聖主殷高宗三年才平定叛國的例子:“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

他如此苦口婆心,皆是為了說服憲宗積極用兵、平服叛亂,併為黎民百姓取得天下之安定。

然而,當權主和宰相們對韓愈上書感到不悅,韓愈也因此被貶職。他感慨萬千,卻依然不改自己忠貞愛國的本性。

止戈為武,戰以愛民

基於愛民之思,韓愈主張戰爭時軍隊應自律,以維百姓身家性命。他認為“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而且戰爭中受害的,不只是捐軀或傷病的將士,不得安居樂業、無法順利耕織的百姓,亦是受害者。人們望著殘破家園,內心之愁苦與感慨不言而喻。

另,韓愈在《論淮西事宜狀》寫到:“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他為蔡州被迫作戰的士卒請命。在當時的情況下,蔡州士卒無論是進、是退,皆是死路,因此韓愈希望朝廷能施予仁義、止戈為武。

同時,韓愈也主張一旦控制敵軍形勢之後,軍隊即應該自律,不該過分殺戮。此處可以看出,積極主張“武克”的他,同時不忘“仁義”的初衷。

軍人韓愈:“從軍”與“從文”兩不誤,且二者相得益彰

韓愈雕像

韓愈在元和十二年所作的《晚秋郾城夜會聯句》中,也清楚地表明瞭自己的心思。

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

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

由此,不難看出韓愈對於戰爭殺戮之惶恐與無奈。他主張戰爭用兵“貴在速效”,其實也是為了避免長期征戰給百姓帶來痛苦,希望減少戰爭對百姓生活的干擾與破壞。

韓愈生涯中雖只有短暫的從軍時期,卻處處展現其愛民之思;他以實際行動報效國家,並終其一生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宋人徐鈞評價他說:“何止文章日月光?”以此看來,此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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