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時期，曾厭惡政治，立志不入仕途，要搞實業救國。由一心搞實業到從政，籌創民主建國會是轉折點。
胡厥文在工廠中
20世紀20年代，我主持上海機器同業公會工作，想通過同業間的工作競賽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結果搞不起來；30年代，為了不做亡國奴，支援抗戰，組織民營工廠內遷；到1945年我當選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的時候，遷川工廠的生存卻受到了嚴重威脅。在這以前，我們曾成立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向國民黨政府呼籲挽救民族工業危機，結果也是徒勞。1944年的湘桂大敗退中，我又親身經歷了劫難，工廠全部打光，隻身回到重慶。在國民黨獨裁統治和腐敗政治下，政治太壞，社會不能安定。為了中國的工業化，在抗戰勝利這個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緊要關頭，決不能做一個明哲保身、只圖自己企業發展的資本家，工業界應當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敢於站出來發表政見，挽救自己的命運，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國目前最急需的不是實業，而是和平和民主。有了和平和民主，才能建立富強的國家。
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在全國人民中空前擴大，要求民主、反對獨裁的呼聲也不斷高漲。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1945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和“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了許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公開響應。蔣介石也連發三次電報，邀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民主建國會的籌創工作就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展開了。
1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黃炎培偕楊衛玉找我，談及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家的前途。大家一致認為，在建設中，重工業是首要問題。民族工業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於是決定共同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在商討中，我提出，工業界目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長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就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參加，才能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經研究，決定先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三人參加組織的籌備工作。就這樣，我們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基礎，在山城重慶開始醞釀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和平，用事實教育人民群眾和爭取中間勢力，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志來重慶同蔣介石商談團結建國大計。
1945年8月28日，為爭取國內和平，毛澤東（左二）和周恩來（右二）、王若飛（右一）在赫爾利（右三）、張治中（左一）陪同下離開延安赴重慶談判。
8月28日下午，黃炎培到機場歡迎毛主席來重慶後，當晚就異常興奮地來到我的家中，我們與章乃器、楊衛玉一起，商談組建政團問題。黃炎培首先介紹了在機場歡迎毛主席的場面，並拿出了毛主席的書面談話，其中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通過熱烈的議論，更加增進了組建政治團體的緊迫感，我們決定加速組建工作。
1945年8月，重慶談判期間，張治中將桂園備作毛澤東在重慶辦公會客的地方。10月10日，國共兩黨在桂園簽署《雙十協定》，桂園成為國共談判的重要見證地。
9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曾家巖張治中將軍的住宅“桂園”舉行茶會，招待部分工業界人士，我應邀參加了茶會。隨後，我和李燭塵、顏耀秋、吳蘊初、胡西園、吳羹梅等六人借用“特園”宴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同志。這次會見使我終生難忘。當時國共雙方在重慶共商團結建國大計，我認為抗戰已經勝利，現在是攜手共同建設富強新中國的時候了。對國民黨強調要“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中國共產黨要求承認人民軍隊和邊區政府合法地位感到迷惑不解。在會見時，毛主席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向我說明了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抗日作戰中發展壯大，為取得抗戰勝利創造了條件。如果抗戰勝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軍隊和陝甘寧邊區政府，顯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所領導的軍隊，要想在抗戰後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是不可能的，各民主黨派和產業界人士要想有爭取和平民主的發言權也是很困難的。毛主席的這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後來得知，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就密令送發《剿匪手冊》，《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又向國民黨各部隊發佈內戰密令，向解放軍收復的各地區進攻。這些密令和《剿匪手冊》為解放軍繳獲。對國民黨假談判的欺騙做法，我們十分氣憤，回想起毛主席不久前的一番話，不由得更感敬佩。
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又在中共代表團辦事處接見了重慶工商界各團體的負責人。這次，毛主席向我們談到了國內外的革命大好形勢、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工商界的政策、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發展道路，以及民族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應抱的態度等，使在座的多數人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對蔣介石堅持獨裁和內戰的陰謀也有所警惕。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加快了籌備政治團體的步伐。我們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起草了綱領，商定組織名稱，討論了政治主張、組織原則，制訂了章程草案。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應邀在西南實業大廈作演講（油畫，陳文士創作）。
在我們緊張籌備的關鍵時刻，10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在聚餐會上向我們發表了題為“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由於許多實業界人士正處在停工歇業、借貸無門的境地，對今後的出路很感茫然，而且很想聽聽共產黨人的看法，因此前來聽講的人空前踴躍，座無虛席，不少人只得站在門外聽講。周副主席講了三個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政治環境、發展經濟和稅收、勞資。他在講話中肯定了工業界關心政治是一個進步。他說，為了戰後工業建設，首先就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而安定的政治環境取決於和平和民主兩件事。關於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經濟上也同樣要民主。中國今天的情況卻是管制得太多，統制得太死，弄得市場紊亂，工商凋蔽。今後一定要有一段自由發展的時期，來掃除封建性的經濟，才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他還對發展資本的問題作了具體分析，明確指出：我們主張國家資本、私人資本、合作資本應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堅決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和侵略資本。關稅應當保護民族工業，工業稅應當減輕。勞工和民間工業家都受壓迫，應當互讓，以求中國工業的發展。周副主席的這次講話，使我較全面地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特別是關於民族工商業的方針政策。這對民主建國會確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有很大的幫助。
2
民建創始地——重慶西南實業大廈，現已成為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舊址陳列館。
12月16日下午，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隆重召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93人出席了成立大會，大家一致推舉黃炎培、黃墨涵和我組成大會主席團。
首先由我致開幕詞。隨後，黃炎培報告了民主建國會籌備經過，並由彭一湖、黃墨涵、章乃器、胡西園、王之軒等會員致詞。
大會選舉理事37人，監事19人，組成理監事聯席會議，作為民主建國會最高權力機構。我當選為理事。
大會通過了組織名稱、組織原則、章程、政綱和成立宣言。新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在政綱和成立宣言中闡明瞭自己的建國理想和建國途徑，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主張；表明了希望國家獨立、民主、和平、自由的要求；同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不右傾，不左袒”。
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宣言和政綱表明，雖然它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執行“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但是，它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建國會爭取民主的主要內容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爭取人民的基本權利。這些政治主張，是有進步作用的。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通過的成立宣言、政綱及章程。
12月19日，民主建國會舉行了成立後的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我和黃炎培、章乃器、李燭塵、胡西園、黃墨涵、施復亮、楊衛玉、孫起孟、章元善、吳羹梅等11人當選為常務理事，彭一湖、冷遹、張雪澄、李組紳、劉丙吉等5人當選為常務監事。會議決定，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接著，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民主建國會召開了兩次常務理事會。第一次，討論並通過了設立中央各辦事機構及其負責人。第二次，又決定出版《平民》週刊，作為民主建國會的機關刊物，宣傳政治主張，並確定我同黃炎培、黃墨涵為發行人。
《平民》週刊，自1946年1月12日至3月9日共出版四期。發表了不少要求民主，反對獨裁統治，反對官僚資本壟斷國民經濟，要求發展民族經濟等方面的文章，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平民》週刊，成為民主建國會的宣傳陣地。因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出版四期後就只得停刊了。以後在上海，曾再版這四期，作為會員的宣傳學習材料。
民主建國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工商界和與之有聯繫的一部分上層知識分子的進一步團結和覺悟。他們紛紛從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奔上了民主救國的大道，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開始了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
本文選編自《胡厥文回憶錄》。作者胡厥文（1895—1989），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歷任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副市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閱讀更多 漯河統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