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發現的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是從武漢回國的印度留學生。
早在武漢宣佈封城前，印度就開始防範疫情輸入，陸續拉起了三道“警戒線”。
3月22日，印度全境實行公共宵禁；3月24日，總理莫迪又宣佈，全國“封鎖”21天。
宵禁當日，印度確診病例僅300餘例。5天后，數字翻倍。此前有專家認為，至少還有1500例沒有檢測出來。
印度醫療保健體系比較脆弱，城鄉差距懸殊，病毒檢測能力也存在瓶頸。疫情擴散風險較大。
在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羅爾某小區做物業保潔的拉克希米（Lakshmi），工作30年來第一次感受到傳染病威脅。
進入三月，當地最高溫衝上創紀錄的34度。拉克希米卻陸續看到小區住戶不懼炎熱，戴起了口罩。很快，她從在醫院打雜工的弟弟那裡聽說出現了傳染性病毒，物業公司也開始發放口罩、提供消毒洗手液。
她隱約知道中國也發生了疫情。小區裡有不少中國面孔的住戶，拉克希米很想知道，病毒在中國的傳播範圍有多廣，只是語言不通，無法交流。
疫情逐漸升級，很多人都開始在家辦公，不少住戶每天放在門口的垃圾變多了，還有人主動找到拉克希米，讓她在打掃公共區域時用上消毒液。她每天工作9個小時，全程戴著一次性口罩。和小區裡的大多數住戶不同，她沒有“居家工作”的選擇。
3月22日，物業給拉克希米放了假。當天印度全境實施了公共宵禁，鐵路和城市交通暫停運營，除藥店和銷售必需品之外的商店全部關門，民眾被要求在早七點到晚九點之間居家隔離。城市的停擺，讓高速發展的“印度硅谷”班加羅爾，度過了過去30年裡最安靜的一個星期天。
週日的寧靜在下午五點被驟然打破。住戶們相繼來到陽臺上，鼓掌、敲碗碟，有人甚至拿出鼓來敲。這是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主意，提議居民一起為醫務人員和其他參與防疫工作的人致敬、打氣。
△ 居民在陽臺上鼓掌
宵禁前夜，在班加羅爾一家跨境電商公司工作的希瓦（Siva Kumar）回到了360公里之外的老家。在容納了約兩百萬人口的三線城市哥印拜陀（Coimbatore），他看到了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
因為市場、車站關閉，大多數人都待在了家裡，但他們似乎並不明白這樣做的原因和意義——他的鄰居像過節一樣穿上新衣服，下午五點時一大家子人在院子裡排成一排，也有節奏地鼓著掌，然後拍下視頻發到社交媒體上。
哥印拜陀目前還無人確診。但希瓦擔心，等疫情蔓延到城鎮和鄉村時，情況很可能失控。
宵禁當天，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41例。截至發稿前，這個數字增加了1.5倍（累計確診887例，死亡20例）。
城市停擺
截至3月22日下午，卡納塔克邦共報告了確診病例20例，其中14例來自首府班加羅爾。這個一千兩百多萬人口的城市迅速警戒。
公共宵禁的前一天，班加羅爾路上的車流量明顯減少，最多隻有平日的一半。有的突突車裝著大喇叭，用本地語言播報防疫提醒。
△ 班加羅爾平日最熱鬧的甘地路，現在幾乎沒有車輛
卡邦政府已要求企業開啟遠程辦公，學校、商場、電影院等也在一週前關閉。據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優步和本地約車平臺Ola的單量立馬下降了至少1/3。最熱鬧的商圈甘地路，雖然大多數店鋪還開著門，但門庭冷落。公交車也不再擁擠，約1/3的乘客戴著口罩，地鐵口人流更少，工作人員同樣戴著口罩。
班加羅爾一處每平方米均價20萬盧比（約人民幣2萬元）的高檔小區，已經完全封鎖。
3月6日，小區裡有一名56歲的女性從美國返回，十天後，她出現了流感症狀，經測試呈新冠病毒陽性——是卡邦的第13號病人——她的家人也被送至醫院隔離觀察。班加羅爾市政機構也到訪了小區，每天對居民健康情況進行檢測，還給小區消了毒。此後，居民開始了自發的社區隔離。
從那天起，小區所有的保安和居民都戴上了口罩，大門緊閉，快遞和外賣只能送到小區門口，由居民自行提取。
物業經理透露，患者確診後，社區和居民自行決定居家隔離，老人和小孩還被建議單獨住在房間，社區統一購置了口罩，對於不能自己做飯的居民，社區還安排了廚師為其提供食物。
這種限制公共流動的“半封鎖”狀態在整個卡邦早就開啟。實行宵禁2天后，3月24日，莫迪又宣佈印度全境封鎖21天。所有航班、火車、城際巴士和市內公共交通停運，除了藥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店鋪全部關門，禁止任何公共聚集。
層層設防
城市居民的謹慎，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政府層面迅速拉響的警報。
1月21日凌晨，赴印出差的李鬱（化名）從香港飛到了班加羅爾。她花了三個小時才走出機場。一下飛機，機場工作人員就要求從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飛來的乘客填寫健康信息表，並逐個測量體溫。李鬱有點詫異，她在北京並未感覺到疫情的嚴重性，到班加羅爾兩天後，武漢才突然封城。
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的凌晨，有三四十名在武漢大學學醫的印度留學生，決定立刻返回印度。一名女生乘高鐵到了昆明，第二天凌晨飛抵印度，又轉機回到了喀拉拉邦的老家。6天后，她因出現發熱等症狀到地區醫院就診，被確診為印度境內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此時距離印度拉起第一道警戒線已有十天。
接下來的兩天，她的另外兩名同學也相繼被確診，三個人都來自喀拉拉邦。
確診病例的出現，觸發了第二道防線。1月31日，印度政府宣佈禁止出口口罩、手套等醫療防護用品，以免國內出現短缺；2月2日，印度政府又宣佈所有中國護照持有者和過去十四天內到過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其電子簽證暫時失效，很快所有非公護照的紙質簽證也暫停辦理，印中邊境關閉。
現在看來，這一舉措收效顯著。2月1日，疫情已經波及全世界26個國家和地區，逐漸蔓延至歐洲、美國，印度在2月卻並未發現新增病例，且此前3例確診患者全部治癒出院。
但印度面臨的風險遠未解除。3月起，疫情的威脅從其他方向逼近。此時，意大利、伊朗和韓國的確診病例均已過千，而印度在勞工和商業方面，與歐洲、中東和日韓的聯繫都比中國更為緊密——大考此時才剛剛開始。
3月2日，印度宣佈新增兩例確診病例，一個是德里居民，曾到訪意大利；另一名則從迪拜返回，在特倫甘納邦確診。第二天，又有一名意大利遊客在泰姬陵所在的旅遊城市阿格拉確診。隨即，印度拉起了第三道防線，暫停了意大利、伊朗、韓國和日本護照持有者的簽證。
接下來的一週，印度有12個邦出現了確診病例，總數達到60例，均為境外輸入。其中和境外聯繫最緊密的喀拉拉邦確診了17例，早前確診的意大利遊客所在的旅遊團，又有14名意大利遊客確診。
3月11日，印度政府拉起最後一道對外防線——在4月15日之前暫停所有外國護照的旅遊、商務等短期簽證，只有持長期工作籤者和國際組織工作人員例外。此舉對海外印度公民也一視同仁，包括本國居民在內，所有從國外入境的人都將隔離14天。
非盈利公共衛生研究組織CDDEP（疾病動力、經濟和政策中心）的南亞負責人喬希（Jyoti Joshi）博士認為，這種迅速和主動的反應源於印度政府對國內現狀和醫療體系的判斷，也基於其此前應對流行病的經驗。
2018年，尼帕病毒在喀拉拉邦爆發，通過迅速控制，最終有17人死亡。
“總體來說，印度的醫療保健體系比較脆弱。大多數人的居住環境非常擁擠，尤其是在城市貧民窟和農村，社會隔離不太可行。”喬希博士表示，印度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暫停簽證、迅速切斷境外疫情輸入，同時控制境內人員流動，且嚴格追蹤確診病例的接觸者。
隨著確診數字的上升，印度政府又宣佈，自3月22日起所有商業國際航班都停飛一週。
印度一家中資機構負責人陳兆峰，趕上了入境印度的末班車，他在春節後一直被疫情困在國內。3月22日凌晨，陳兆峰從金奈成功入境，手背上被蓋上了居家隔離的印章。
他的幸運建立在充分的準備工作之上。3月5日，他就從國內飛到了彼時疫情還不嚴重的柬埔寨，隔離滿14天后，在柬埔寨做了核酸檢測，拿到健康證明，還準備了中國出具的健康證明，此時印度對中國護照的工作簽證持有者已經放開通行，他略經周折，最終通關成功。
病毒檢測的隱憂
“鎖國”的同時，印度的防疫重心轉回國內，各地政府的封鎖政策也開始層層加碼。
印度作為聯邦制國家，醫療體系運行和公共設施管理主要由邦政府主導，在中央政府的“規定動作”之上，各邦政府在“自選動作”方面發揮的餘地較大，防疫政策的執行力度、後期的醫療資源提供也主要取決於各邦。
3月14日起，卡邦政府就要求所有的學校、商場、電影院等公共場所關閉。此後，各邦的封鎖政策幾乎一天加一碼：各邦要求公司遠程辦公、馬哈拉施特拉邦停運城際火車、德里要求餐館停業、拉賈斯坦邦禁止公眾聚集、卡邦公共交通限制人數……這些限制性措施，很快被中央政府逐步推向全國。
防控措施層層加碼背後，是各邦無法被數字直接反映，但明顯迅速升級的疫情。
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確診新冠病人最多的邦。最初，它的病例絕大多數來自一個從迪拜返回的旅遊團，從3月14日開始，日新增病例開始超過10例。
當地社區傳播的跡象早就開始顯現。截至3月20日，據媒體統計，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報告的63例確診病例中，有12~14例沒有外國旅行史，也沒有追蹤到本地已確診案例。一位來自浦那（馬邦第二大城市）的女性沒有國外旅行史，但在被確診之前，曾去孟買參加過一場婚禮。
其他邦也報告了類似案例。一名20歲的男性同樣沒有國外旅行史，3月12日從德里坐火車抵達金奈，6天后被確診。這是邦級政府首次公佈的、不存在外國旅行史的病例。
儘管印度聯邦衛生部長瓦爾丹（Harsh Vardhan）在3月20日的發佈會上堅稱，印度未出現社區傳播的案例（依據是在各地隨機收集的826個樣本均為陰性）。但在第二天凌晨，隸屬於衛生部的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ICMR）就發佈通知，修訂新冠肺炎檢測標準，所有出現嚴重呼吸道疾病、呼吸困難、發熱咳嗽症狀的病人都將被檢測。除了52個公立實驗室之外，60個私立實驗室也被授權檢測。
此前，印度政府只授權公立實驗室，對有外國旅行史、或與已確診病例有接觸的人員進行檢測，截至3月20日只檢測了1.35萬人。標準修訂前，印度共有270例確診病例。
喬希博士擔心，因為印度檢測率低，確診病例較少，可能導致部分民眾仍然沒有謹慎對待，增加了社區傳播的風險。在印度媒體的報道中，儘管有部分病例從海外返回後主動隔離，但也有不少病人回國後隱瞞行蹤，甚至有參加婚禮、派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
檢測標準的改變，被認為是印度政府默認社區傳播的表態。
印度私立醫院Ganga Ram醫院（新德里）胸外科中心主席庫馬爾（Arvind Kumar）3月22日在接受《經濟時報》採訪時說，現在是政府和民眾控制疫情的黃金窗口期。
庫馬爾強調，此時檢測是最重要的一環。“我們應該假設很多人已經感染了，某一天肯定會大範圍爆發，然後現在就去大批量地測試。”
但印度總體的病毒檢測能力仍是瓶頸。以人口接近1.2億、確診病例最多的馬邦為例，算上已獲批的三個私人實驗室，檢測能力也僅從每天100個增加到600個，再加上正在審批的所有私人實驗室，日檢測能力也只能達到2200個。
報告案例較少的邦，其檢測能力的隱憂更甚。擁有4500萬人口的印度東北七邦，共有三個實驗室，截至3月22日未報告確診案例。人口接近1億的比哈爾邦則只有一個實驗室（該邦在3月22日報告了第一例確診病例，也是第一例死亡病例）。
3月23日，由浦那的分子診斷公司Mylab Discovery Solutions開發的首個印度本土檢測盒獲批，印度的檢測能力有望逐步提升。
防疫分層危機
喬希博士表示，第一波疫情已經衝擊到和境外聯繫緊密的大都市，並蔓延到了一線城市，目前為止政府指定的醫院和實驗室都集中在這裡。隨著社區傳播的蔓延，疫情將很快到達小城市的貧民窟和鄉村，情況會非常不樂觀。
印度的公立醫療體系分為三級。自下往上，分別為CHC（農村社區診所）、PHC（初級醫療中心）和地區醫院，公立醫療免費，主要為農村和城市的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的醫療保健，而私立醫療體系則總體上佔了大頭。
喬希博士還指出，隨著城市化和移民潮，城市郊區的醫療體系和可及性更為混亂。
第一例出現在卡邦的死亡案例，足以為印度農村地區的防疫漏洞敲響警鐘。
該患者為一名76歲的男性，一月底去往沙特，2月29日返回印度。3月6日，他出現了咳嗽、發燒等症狀，一位家庭醫生曾去為他治療。3月9日病情加重後，他被送到當地一傢俬立醫院，診斷為疑似新冠肺炎，醫院為他收集了醫學樣品送檢。
據官方透露，患者並未等待檢測結果，而是自行前往230公里以外的另一傢俬立醫院。3月10日深夜，患者在回家的路上死亡。兩天後，政府公佈他的測試結果為陽性。
五天後，曾為他治療的家庭醫生也被確診。
這位死亡的患者沒有選擇在公立醫院治療，而是在私立醫院間輾轉，一個重要原因是免費的公立醫院往往意味著低質量的服務。據媒體報道，在公立醫院隔離觀察的疑似病例，不乏因條件簡陋而擅自離開者。
私立醫院也存在問題。據印度媒體Scroll.in報道，在中部的恰蒂斯加爾邦，有疑似患者被私立醫院的醫生“強行驅逐”，而醫院則聲稱患者“不遵醫囑強行出院”。3月21日，聯邦衛生部要求，所有的醫院不得拒絕疑似患者。但在治療培訓、防護物資和保險支付機制都暫時缺位的情況下，執行情況要打問號。
喬希博士介紹，有症狀的新冠疑似病例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定點醫院，需要住院治療的則會進入到PHC和地區醫院，需要ICU設備的確診危重症患者，一般由地區醫院治療。“但地區醫院的ICU病床和呼吸機也很有限，在不擴容的情況下會很快住滿，因為他們也還有其他病患。”她說，一般地區醫院的床位數在100~200之間。
喬希進一步指出，農村地區和城郊貧民窟的最大風險在於，因為檢測標準和實驗室分佈的限制，這些地區的地區醫院並沒有檢測設備，需要送到其他大城市的實驗室去檢測，有待私人實驗室獲批來進一步補充檢測能力；並且這些地區醫院在患者運輸和醫護人員防護設備方面也比較有限，隨著新冠病例在農村地區出現，這些醫院可能無法對疑似患者進行診斷，並進一步導致疫情擴散。
而在農村地區，大範圍的封鎖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卡邦的15號患者為例，從迪拜返回後，他在庫杜古（Kodagu）地區被測試為新冠病毒陽性。確診前，他曾乘坐巴士回到老家，最終導致整個村莊被封鎖。當地政府動用了15名警察來把守包含了325戶家庭的封鎖區。如果疫情進一步擴散，這種封鎖將難以複製。
△ 印度媒體報道，警察用警棍驅趕沒戴口罩的市民
正是考慮到這些風險，擔心父母和家人安危，文首提到的希瓦才冒險從醫療條件更好的班加羅爾回到老家。他帶了一堆口罩、消毒液和洗手液，但更重要的是想勸說家人加強防護。
教育自己家人的同時，他還召集了鄰里的小孩，試圖通過他們，來間接勸說人們不要出門。大多數人無所謂的態度讓他非常擔心，他預感如果真的有人確診入院，人們很可能出於好奇跑去看望患者。
“大概有一小部分人受過教育的人比較謹慎，但還有好些人完全不在意，覺得自己抵抗力好、不會有事。”希瓦說。雖然政府要求非生活必要的商店不能開門，但有不少的店主在警察離開後又重新開始營業。他在市場裡看到，人流並沒有相對減少，只有個別人戴上了棉布口罩。
△ 希瓦的家鄉，宵禁第二天又一切如常
“很多人都是司機、幫傭之類的日薪工人，一天不工作就沒有收入。”在印度，郊區和農村地區的非正式就業比例很高，這些拿日薪的工人不可能長時間在家隔離。
3月24日，當地宣佈一次性向民眾發放四月份的糖、米等口糧，且每人發放1000盧比的救濟金。這天，希瓦的很多鄰居又蜂擁到了政府商店，領取口糧和現金。
醫療缺口如何填補？
CDDEP創始人兼主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師拉馬南（Ramanan Laxminarayan）稱，在最壞的情況下，印度將會有6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他認為，印度政府所公佈的數字與目前的形勢不符，估計至少有1500例病例未被檢測出來。
CDDEP給出的預測是，在不進行人為干預的情況下，印度疫情高峰期將會在4月到5月20日之間到來，將會有1億人被感染。到7月時，累計會有3~4億人感染。
該中心採用的數學模型為IndiaSIM（Simulated for Indian Population，模擬印度人口），基於動態的印度真實人口進行測算，包含了人口的分佈、年齡、性別、社會經濟特徵、醫療保健可及性等因素。模型還採用了意大利和中國的可用數據，關鍵指標為感染力、特定年齡和性別的感染率、嚴重感染率和病死率。
按照CDDEP的測算，在高峰期，約有1000萬患者會比較嚴重，其中有200~400萬患者需要住院治療。按照這個模型，印第度目前已有的ICU和呼吸機病床容量只是杯水車薪。
CDDEP估計，目前印度有3~5萬臺呼吸機，ICU床位約為7~10萬張。而在疫情高峰，印度將需要70萬甚至100萬臺呼吸機。CDDEP在報告中稱，政府還未公佈準確數字，但很可能需要立即擴大床位規模。其次，氣管切開術和低成本的呼吸機可以作為替代選項。
根據印度媒體The Print的測算，印度目前每千人僅有0.5張病床，醫院的床位將在4月底佔滿。
喬希博士認為，鑑於各邦的醫療體系情況各異，印度需要中央政府與各邦政府協調來共同對抗疫情。比如印度北部的幾個人口大邦總體經濟落後、醫療條件更差，如果邦內醫療資源出現短缺，中央政府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從其他邦調配醫護人員，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設定點醫院，並提供所需的醫療器材。
雖然有的邦政府已經提出每個醫院都要建立隔離區的要求，但CDDEP認為，包括城市地區在內的常規醫院中，控制感染的水平都比較低，患者之間出現交叉感染的風險很高。因此，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需要建設大型的臨時醫院來應對，家庭治療也應該納入考慮，否則醫院內傳播將加速疫情的擴散。
CDDEP也強調，必須立即為醫護人員配備足夠的口罩、防護服等防護設備，否則醫護人員的感染將推高整體的死亡率。
“印度最好的情形就是，通過社會隔離、城市封鎖等措施，為醫療資源擴容爭取時間，以應對此後很可能會出現的大量住院病例。”喬希博士說。
但危機已近在眼前。雖然印度政府在中國疫情爆發後迅速禁止了相關設備的出口，並在本國出現疫情後開始尋求呼吸機等設備的進口渠道，但媒體報道中對印度醫護人員醫療設備短缺的擔憂日益加劇。
在莫迪倡議為醫護人員鼓掌時，就陸續有醫護人員在社交媒體上發言，稱自己需要的是防護設備，而不僅僅是掌聲。據《印度時報》報道，自2月中旬以來，印度的相關製造商就向衛生部詢問醫療防護產品規格，但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所以無法進行生產。
隨著疫情的蔓延，本來就不充足的醫護人員已經開始受到感染。
根據印度衛生部2019年7月的數據，印度共有註冊醫生115.7萬，醫患比為1比1457，低於世界衛生組織1比1000的標準。根據媒體報道的不完整統計，目前印度已經有10名以上的醫生被被測試為新冠病毒陽性，其中拉賈斯坦邦的一家醫院就有6人確診。
羅瑞垚|特約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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