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希臘人來說，他們社會里的機械勞動是由奴隸完成的，工作使人們的心靈變得殘酷，使人們無法進行道德實踐。希伯來人也把工作看成“痛苦的勞役”。
在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中，工作被視為對罪孽的懲罰，但同時也被看作是服務於仁慈的目的，陶冶身心和驅除無所事事的罪惡思想的手段，但是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工作並沒有什麼價值。
聖奧古斯丁在受到教會組織方面的壓力時，把這個論點又推進了一步：對修士來說工作是義務性的。11至14世紀其在歐洲遊蕩的異教徒要求人們工作，但是他們這樣做，同樣具有某種秘而不宣的目的：人們必須積極地從事那些痛苦而卑賤的工作，以作為對那些認為人體是萬物之靈的人的鞭撻。
而自盧梭之後，工作才第一次在當代人的觀念中被視為“人生基礎和主旨”。
盧梭一方面繼續引用保羅的觀點，認為工作對於墮落的人來說是生來該做的，另一方面則認為所有能夠工作的人都應該工作。無所事事是一種反自然的和有罪的逃避行為。通過工作來養活自己，是為上帝服務的一種方式。
這樣以來，對宗教的篤信和世俗活動之間的裂隙便可以得到彌合。職業變成了“主的呼喚”，而工作則被視為通向解脫的宗教途徑。
加爾文的新教思想，在對無所事事的厭惡方面要遠勝前者，它鼓勵人們進一步適應現代工作的節拍，不斷努力，不斷投入，不斷贖罪。
早期新教的這種現世苦行主義，為現代資本主義要求其代理人具有的行為和感情提供了前提和依據。亞當·斯密發揮洛克關於勞動是個人所有制和經濟財富來源的觀點，並將其視為自由經濟制度的關鍵。
不過，對工作還有另外一種觀念，它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發展起來的。
在這個非凡的時代裡，一些人認為，工作能促進而不是拖延人性的發展。通過自己的努力，人可以實現一切，通過工作，人就可以稱為造物主。
19世紀開始，一些人依據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這個偉大思想，反對經典經濟學對工作下的功利主義定義。像托爾斯泰、威廉·莫里斯等人在向後轉。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在向前走。但是這兩部分人都提出了文藝復興時期關於人是工具使用者的觀點。
於是，工作成為了社會學的重要範疇。“有閒”成為工作的重要評判標準之一。一方面因為大眾喜歡它，並可以通過它來消解自己生活的壓力；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也可以通過它來緩和勞資和階級矛盾。
向大規模閒暇轉變的心理意義就在於在僱工社會里，閒暇道德已經取代了老式中產階級的工作道德（也即工作主義）。這一替代使工作和閒暇被明顯地分割開來。現在，工作本身也要依據閒暇的價值來評判。
所有大規模閒暇活動最重要的特點，就在於它們使人驚奇、興奮並得到放鬆，但是它們既不能使人的理性和感情得到深化，也不會允許自發的情緒得到創造性地發揮。
空虛者的娛樂是建築在其自身的空虛、同時又無力填補這空虛的基礎上的。這種娛樂並不能像老式中產階級的歡宴那樣，使他們得到安適或是輕鬆感；它也不能像手工藝模式表現的那樣，重新激發起他們的工作自覺性。
它們的閒暇使它們得以擺脫工作中永無休止的磨難，用消極的奢侈享受和尖叫來消解這些磨難。
對現代人來說，閒暇是花錢的手段，工作則是掙錢的手段。當二者相競爭時，閒暇不費吹灰之力便贏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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