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0年，母親剛剛下放幹校，我初學做飯，很難吃，不得已才到外面買。母親是湖南人，父親和我想她，就去馬凱食堂吃湖南菜。那天“啟大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啟功先生，湊巧也到那裡吃飯。遇見他，我們居然笑了起來。難得故可貴，以至終身難忘。“啟大爺”這個稱呼，我從那時一直用到現在，今後還會用下去，只可惜他聽不見了。
一
“還不快叫人？”父親說。
我站起來看著笑眯眯走向我的圓面男子，微鞠一躬，說：“啟大爺，您硬朗啊。”
“大爺”這個詞在北京話裡頭至少有兩種讀法、兩個意思。一是重音在“大”字上，意思是父親的兄長，是一種親屬稱謂。二是重音在“爺”字上，意指富家子弟、闊大爺。當時我聽那人管父親叫“叔遲三兄”，而父親叫他“元白大哥”，心裡迷惑：如果父親年長，就該叫他叔叔；如果他年長，就該叫大爺。猶豫了一下，我按北京習俗，不清楚時，撿大的叫——當然是把重音放在大字上。
“別鞠躬，別鞠躬。”他拉著我的手說。那大概是1970年，母親剛剛下放幹校，我初學做飯，很難吃，不得已才到外面買。上面的那一幕就發生在鼓樓前，路西，湖南風味的馬凱食堂。母親是湖南人，父親和我想她，就去馬凱食堂吃湖南菜，常常辣得眼淚長流。那天“啟大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啟功先生，湊巧也到那裡吃飯。遇見他，我們居然笑了起來。難得故可貴，以至終身難忘。“啟大爺”這個稱呼，我從那時一直用到現在，今後還會用下去，只可惜他聽不見了。
啟功先生在講課
那次偶遇之後，父親帶我到西直門大街南草廠內小乘巷拜訪過啟大爺兩次。之後就是我自己登門。在那種大環境裡感受到一種溫文的幽默，我自然是越去越勤；後來他患上了美尼爾氏綜合症，蒙啟大媽委託（北京話稱大爺的夫人為“大媽”，即伯母之意），無論他到哪裡去，總得由我跟著，生怕他因頭暈而摔倒。直到小懷兄、小葵姐和章五大爺從湖北十堰市調回北京，我才移交了這個任務。
近朱者赤，跟隨的時間長了，我也開始在他的督促下讀些唐詩，還寫寫毛筆字，甚至有一段時間乾脆住在小乘巷，算是“登堂入室”了。有一次我在榮寶齋看到了一位王姓畫家畫的梅花，回到家中被要求仔細描述。啟大爺默默地聽罷，然後說：“這畫兒不大對。”我當時覺得奇怪：畫兒有好看不好看、像不像之分，何來對與不對呢？他大概猜到了我的念頭，接著就解釋說梅花兒多生長在江南，那裡雨水多，所以梅花兒花心朝下，像雨傘一樣，不至於讓雨水浸泡花心而爛掉。王先生把梅花兒畫得朝天開放，成向日葵了。梅花兒哪有那麼傻？畫畫兒不能出大格兒。我當時還篡改了張九齡的詩：“那就乾脆說‘梅花有本心，不肯朝天開’得了”。直到後來我謄寫他的《論書絕句》，到了第九十八首方才徹悟他的藝術立場：“亦自矜持亦任真，亦隨俗媚亦因人。亦知犬馬常難似，不和青紅畫鬼神。”
一次談到王績的《食後》一詩，他問我楚豆是什麼，我順口就說“大概是湖北一帶的豆子吧”，他用手指在我額頭輕彈了一下說：“就知道你會編。”然後仔細給我講解，楚豆其實是牡荊的果實，不僅湖北，咱北京也有，叫荊條。葉子是一對兒一對兒的……我當時真是不懂事，不知道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反而覺得他囉嗦。他看出我的心思，就苦口婆心，告訴我讀古代的文章和詩歌不能望文生義，因為語言不斷演變，要想弄懂原意，非得認真查閱字典、仔細看註腳。後來我努力克服自己的浮躁，慢慢地入了古典文學之門。
11歲的啟功（中）和祖父裕隆（左）以及姑姐丈
經他耳提面命，我總算比多數的同齡人多認識了幾個字。可惜我天性魯鈍，再加上半大小子多少有些逆反，奉命背誦唐詩的時候，常出些奇怪的錯誤，包括把杜甫的名句背成“聽猿實下三滴淚”。啟功先生聽了顯出詫異的神情，懲戒性地輕輕彈了彈我額頭，說：“三滴淚怎麼流？左眼一滴，右眼兩滴嗎？”然後他翻出線裝的《水經注》和《樂府詩集》。哈，兩本書裡都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我讀罷心服口不服，矯情地反問：“那三聲淚怎麼流？人淚還是猴子淚？”啟功先生聽完笑得像個彌勒佛。這使得我在馬凱食堂之後又一次體驗到文雅的諧謔。
1984年我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英美文學專業讀研究生，從導師周珏良那裡聽到了西方形式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那時啟功先生已經搬進北師大的小紅樓（先生稱為浮光掠影樓），離父親的居所僅數十武之遙。我從北外回家，總要去看看他。一天，他神色疲憊地歪在床上，見我來了，說：“昨晚一夜沒睡著，今天一天沒精神。你說點好玩的事，幫我解乏。”我順口就說起了周先生課上講的美國的“新批評主義”。五十年代時新，現在有點舊了。不過與其相關的“陌生化”“模稜”“反諷”等幾個概念還是很好玩的。說著說著，他本來疲倦的眼睛漸漸亮了起來，忽然從床上一躍而起，拍著床邊說：“現在你知道三聲淚怎麼流了吧？那就是反諷的淚，流起來不論滴，而論聲！陌生不陌生? 模稜不模稜？”我怔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原來我的幼稚與浮躁，一直都在他心裡裝著呢。一有機會，他就會敲打敲打我，希望我克服性格上的弱點。
在這次談話的啟發下，我發現西方的形式主義文藝理論對我們解讀唐詩真能幫上大忙。後來我還寫了一篇文章，用西方形式主義理論分析杜甫的《秋興八首》。啟功先生在天有靈，知道後會再次笑成彌勒佛的樣子嗎？
二
那幾年跟隨啟功先生，我不僅讀了些書、練習寫毛筆字，還接觸了一些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翻開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的《啟功日記》，能見到某年某月某日俞寧來，周振甫來，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句子。不瞭解內情的人或許會以為俞寧也是哪方大儒，萬也想不到其實是個十幾歲的懵懂少年。
20世紀50年代中期，啟功先生（左一）和夫人（左二）、母親（右二）及姑姑（右一）在一起。
有幾位老先生我至今還印象深刻，例如中華書局的周振甫先生和唐長孺先生。他們二位都戴深度眼鏡，都是江浙口音，而周老先生的口音似乎更軟、更糯。他常穿略微發白了的藍色中山裝，但收拾得乾乾淨淨，看上去既簡樸又儒雅。多年以後我的岳父無意間談起一件小事，使我對周老先生的為人更加敬佩：一天周先生來到我岳父的辦公室，非要把一些錢交給他。我岳父不明就裡，因而不知所措。周先生解釋說，前一天中華書局派車接他去某處開會，會後又派車送他回家。單位裡用車有規定，某某級幹部才可以，周先生自認為級別不夠，所以不可以用公車，既然用了，一定要繳納汽油費。我結合周先生平日的節儉，馬上聯想到蘇軾的《前赤壁賦》：“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我閉上眼睛，試圖把周先生的高風亮節和他那口糯糯的吳儂軟語疊印起來，卻總也做不到。
唐長孺先生到小乘巷來大概是1973年的事，因為連陰雨使得啟功先生的東山牆變形，行將圮壞。當時啟功先生被借調到中華書局標點《清史稿》，而唐長孺先生好像是標點“二十四史”的總協調人，因此算得上是一級領導吧。啟功先生為屋壞寫了一首自嘲的詩：“東牆受雨朝西鼓，我床正在牆之肚。坦腹多年學右軍，而今將作王夷甫。”（憑記憶，難免有錯。但大意如此）拿給中華的同事們傳閱，作為笑談之資。沒想到唐先生知道了，先是寫了封信慰問，我依稀記得信裡還有一首七律，後來還特地來登門探望。唐先生來時，我們已經把床挪到了西牆根，儘量遠離危險之地。我把椅子放在緊靠床的地方，也是儘量避開危險的意思。而唐先生卻把椅子挪到東牆附近，然後正襟危坐，輕言細語，大有晉人揮麈清談的風度。我先倒茶，然後垂手而立，一邊聽著兩位長者說話，一邊心裡打鼓：萬一客人真成了王衍，我可怎麼交代呢!
幸而不久送客，照例是啟功先生送到院門，我送出小乘巷西口，指給客人看，順南草廠往北，出口就是西直門內大街。那裡有27路公交車和5、7、11路無軌電車，以方便客人回家。送客回來，我問啟功先生客人為何一定要靠著危牆坐。啟功先生說，唐先生雖然是標點舊史的協調人，但並無很大的行政權力，因此不能給同事解決實際困難，心中無奈，所以親自來看望並故意坐在危牆之下，以表達與朋友共患難的意願。這樣一解釋，唐先生在我心中立刻高大起來，他坐在那裡的音容笑貌我再也忘不了。後來我讀《世說新語·德行》裡面陳仲舉說：“為士則行為世範。”腦海中馬上就浮現出唐先生斯斯文文的大丈夫氣勢。大概從那時起，我心目中的英雄就不再是叱吒沙場的戰士，而換成危牆下輕言細語的學者。周、唐二位先生的行為，成了我心中的模範。如果現在有人寫《新世說新語》，我會懇求作者把周、唐二位先生寫進“德行篇”去。他們二位學問深湛，隔行如隔山，我讀不懂。但他們的德行端正高尚，我不但理解而且欽佩，還希望長久地學習。
啟功（左）和他的老師陳垣合影
除了在小乘巷“何陋之有”的南屋裡接待來客，啟功先生也出去拜訪朋友。我記憶裡比較清楚的，當數去東琉璃廠一帶拜訪李孟東先生。從小乘巷到琉璃廠，須乘坐7或11路無軌電車到廠橋換14路汽車，總算下來要四十多分鐘，下車後還須步行穿過小衚衕，所以一路上時間富裕。啟功先生隨口說些歷史掌故、文人舊事，多數我都忘掉了，只記得提起過李孟東先生原來是裱畫鋪裡的學徒，通過自己處處留心、勤問苦記，不但學了文化，而且慢慢地發展出了文物鑑定的本事。
他和啟功先生交往，先是起源於裱畫，後來還在舊書店裡為啟功先生淘過所需的書，而且物美價廉；再後來才是交換文物鑑定方面的意見和信息。那天我們去看望李先生，是因為聽說他得了不容易醫治的病。他家的院子明顯低於小巷內的路面，我還觀察到那附近的其他院子都是如此，彷彿是一個院子一個坑。啟功先生解釋說，路面高於院子是因為舊北京垃圾回收業不發達，而北京人冬天都燒煤球爐子取暖。爐灰不能及時輸送出去，就近倒在衚衕裡。日久天長，路面越來越高，形成了現在的局面。1950年代以來有了比較現代化的垃圾疏散系統，這種情況才有了改善。
北京師範大學百年校慶時，啟功先生與師生合影
李先生病中有人探望，很是高興，熱情招待，用吃飯的粗瓷碗倒了兩大碗白開水。我一路走渴了，也沒客氣，端起大碗一飲而盡。啟功先生也喝了幾大口，然後問病情、吃什麼藥、怎麼將養等等。李先生說現在條件比以前好了，每天都能吃兩個“雞子兒”（雞蛋）。談話間我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李先生，您府上是河北什麼地方？”李孟東先生脫口就說：“衡水。”然後才問：“你怎麼知道我是河北人？”他這一問，我反而傻了。真的，我怎麼知道他是河北人呢？啟功先生趕緊道歉，說這孩子沒規矩，您別往心裡去，他隨他爸爸，有口無心，外加耳朵還挺尖。李先生問：“這不是您的公子？”啟大爺答道：“還公子呢！這麼沒規矩。這是某某人的小兒子。”李先生作恍然大悟狀，說：“原來是俞先生的孩子。難怪！聽說俞先生開會時，組裡除他之外的四個人來自四個不同地方。上午開會，俞先生聽著。到了下午，他跟甲說甲方言，跟乙說乙方言……”
我從來沒聽說過父親還有這種本事，更沒想到琉璃廠的裱畫師傅能知道我父親這麼個人和這麼段故事。回家的路上啟功先生沉默了好一陣子，我以為是因為我失禮而生了氣。沒想到他忽然對我說：“你寫字手挺笨的，可這耳朵辨認語音真靈。看來不能浪費你爸的遺傳，你還是好好學習語言吧。”本來我已經中斷了自學英語，是啟大爺這句話使我又重新開始。命運弄人，現在我竟然在美國教美國人美國文學和西方文論三十年了！好的導師點撥學生就是一句話；好的學生報答導師的應該是一生的努力。
三
我最後一次見到啟大爺是在1999年的杪秋初冬之際。我回國探親，當然要去看望老人家。相談甚歡，也相談頗久。我欲起身告辭，他馬上提起一個新的話題，於是坐下繼續交談。反覆幾次，我雖木訥，卻也領會了他戀戀不捨的心情。於是突然起了個念頭，問：“能否把您日常所用的硯臺送我？”他二話不說，拿起案頭墨汁未乾的硯臺，走到廚房用清水洗淨，順手扯張宣紙擦拭乾燥，放在一個大牛皮紙信封裡，交到我手中。我又猶豫著看了看牆上掛著的“謝絕照相”的字，他說“摘掉，摘掉”。我滿心慚愧地把它摘下，請照顧了啟大爺多年的小懷兄為我們拍照留念。
標點《清史稿》同人合影(一九七三年)
父親的學生們為了慶祝他的八十歲生日，出版了一本論文集。父親為它取名叫《薪火編》，意思是學術如火，學者如薪。火中續薪，薪盡火傳。古往今來，多少學者甘願做薪，才把知識的火種傳到了今天！我們這輩學者，應該如先輩們一樣，正心修身，呵護、感召年輕一代，使他們看到功利以外的人生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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