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由於朝廷內部爭權奪利，爆發了著名的“八王之亂”，戰亂使得最後勝出的東海王司馬越也難以有效控制政局，北方匈奴、鮮卑、羌等少數民族紛紛南下爭奪天下，釀成了“永嘉之亂”，晉室南渡，建立東晉政權，許多北方士族連同百萬流民隨之南下。由於路途遙遠或是安土重遷等因素，更多的北方士族選擇留守故土。與大家印象中漢人在“五胡亂華”中的悲慘遭遇不同，由於留守北方的士族往往家族勢力強大，根深蒂固，面對胡人政權的軍事入侵和政治拉攏，這些士族高門一邊組織宗族據守塢堡抵抗胡人軍事進攻，另一邊藉助自身的政治威望參與胡人政權的政治事務，最終融入了北朝政權的政治架構，在胡人漢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上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得以保存發展以來，待到南北朝末期，當南朝士族相繼湮沒之際，以“五姓七宗”為代表的北方士族高門依舊成為隋唐政權的中堅力量。
“永嘉之亂”之後，北方士族的艱難抉擇
西晉末年，東海王司馬越成為“八王之亂”最後的贏家，但是他自身勢力不足，不過是剛好摘到了最後的桃子，此時的石勒等胡人勢力不斷侵襲，司馬越在朝中失去人心，在自請討伐石勒的過程中，憂鬱而亡，其所率領的西晉最後的主力部隊十萬餘人遭到石勒攻擊，隨行的諸王公大臣全數覆滅，西晉在中原的統治已然無法挽回。在這種情況下，西晉宗室司馬睿渡江南下，在琅琊王氏王導等人的擁戴下建立東晉，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大批北方士族南下投奔東晉朝廷，但是，北方士族並沒有全部南下。南渡江左的中原士族大多出自東海王司馬越一系，過江僑姓以琅琊王氏為首，宗族勢力最為鼎盛，實力尤勝於琅琊王司馬睿，所以此後顯赫於東晉南朝。而與琅琊王氏一起南渡者多是徐州、兗州士族。
由於路途遙遠和安土重遷等因素影響，許多北方士族選擇留在故土，其中以河北士族為主。留在北方的士族大致以北魏孝文帝欽定的四姓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等望族為代表，此外還包括河東裴氏、渤海石氏等。這些士族宗族勢力十分強大，再加上附眾數量龐大，是無論哪一個胡人政權都不得不慎重對待的方實力派。
總體來講，越是根深蒂固的士族，就越傾向於留在北方。這些家族對統治者來講，是必須要籠絡的。朝代更替越快，他們就越安全，因為政局越不穩定，統治者越需要藉助他們的力量。
北方士族較多的保留了東漢世家大族的特點，一般多以儒學傳家，聚族而居，不輕易遷徙，面對胡族政權入主中原的現狀，留守北方的士族高門不得不作出政治抉擇。既有據守塢堡和郡縣武力自保的做法，又有逃亡至河西和東北一帶的做法，又有出仕於胡族政權保持自身政治影響力的情況，但又與胡人統治階層保持一定的隔閡。
武力據守不失為一條途徑，但結局只有兩種：要麼最終被胡人政權收編，要麼兵敗身死
西晉滅亡後，許多北方士族或出於自保心理，或出於割據稱霸的心理，往往採取軍事手段保全自身勢力，但考慮到當時北方胡人佔據優勢的現狀，這些武力據守的士族的結局只有兩種：要麼自身政治軍事實力強大，胡人政權不願或無法用強，這些士族也無意徹底得罪胡人政權，最終被胡人政權收編，參與到這些割據型政權的政治生活中去。要麼因自身戰略和勢力不足，兵敗身死。
首先看一下第一種情況。由於當時北方胡人攻城伐地，有大量的人口流離失所，使原有的鄉里組織喪失了控制百姓的職能。北方士族大姓依靠經濟與宗族勢力建有塢堡等帶有軍事職能的自保組織大量湧現，眾多的人口為逃避戰亂而為塢堡主所控制。他們擁有眾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塢壁，建有甲兵。依附其下的農民往往有數百家、上千家，乃至萬家，均為他們的私家人口。這些豪強被稱做宗主，依附於他們的各類農民則是宗主的包蔭戶。宗主與包蔭戶之間是一種主人與佃客的關係。他們不再是國家的齊民編戶，不承擔繳納賦稅和服役的義務，有的塢堡宗主勢力強大，足以與割據性政權匹敵。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記載：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徵鎮，欲與燕、秦為敵國。
攻城戰
因此，多個胡人政權採取軍事手段，迫降各塢堡，獲取大量勞動力和資源。
《晉書 ·石勒傳》記載： “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
但是，由於北方陝西、山西、河北、山東一帶塢堡數量數以千計，有的勢力還非常強大，單靠軍事手段難以有效解決問題。在互相征伐之下，鮮卑族出身的北魏政權基本上統一了北方。為了維護政權穩定，獲取穩定的賦稅、人口兵源，北魏政權需要人口占多數的漢人豪強的支持，進而採取了“宗主督護制”， 承認塢主們對塢堡的特權，任命他們為督護百姓的“宗主”，但塢堡居民需要繳納賦稅，承擔勞役兵役等義務。到了北魏孝文帝時期，又以“三長制”取而代之，將這些豪強士族轉為朝廷行政官員，走政治仕途路線，賦予一定的特權，實現了和平贖買的目的。
再看看第二種情況。永嘉之亂以後，留在北方的部分士族因擔任重要軍政職務，掌握了一定的政治軍事力量，並不願意與胡人政權合作，試圖選擇割據自守，但因各種原因兵敗身死，這其中以太原王氏的王浚、清河崔氏的崔毖比較有名。太原王氏是北方名門望族，西晉末期，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浚割據幽並，外聯烏丸鮮卑，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已經儼然是北方最強的勢力之一，但王浚其人狂妄自大，最後被石勒暗算身死。出身清河崔氏，東漢名臣崔琰的曾孫崔毖，曾經在石勒稱帝無暇顧及遼東的時候，以東夷校尉、幷州刺史的身份試圖聯合宇文鮮卑、段部鮮卑和高句麗聯合進攻慕容鮮卑，結果被慕容廆以離間計擊敗，被迫率宗族數千人逃亡朝鮮。
投奔河西一帶的前涼張氏漢人政權，也是不願服從胡人統治的北方士族的一條出路
在“五胡亂華”之際，中原大地一片血雨腥風，戰亂不休。但是，在華夏的西北一隅，有一個割據一方的漢人政權自成一體，與江東的東晉互為犄角，對抗胡人的侵襲，並帶領河西漢民度過了胡族作亂最兇殘的歲月，最終帶領河西漢族遺民們歸順了相對仁慈的前秦王朝。這個政權就是五胡十六國中國運最為持久的前涼張氏政權。
前涼政權的創建者涼州太守張軌採用了合理的民族招撫政策，建立了一支由羌胡人、鮮卑人和漢人良家子組成的強大騎兵，並取得了東晉政權的政治背書，得以立國。政治軍事穩定的前涼政權無疑成為了西晉滅亡後北方漢人嚮往的“世外桃源”。因此，永嘉之亂後，許多中原地區的流民逃亡至河西一帶的前涼政權，其中包括以河東裴氏為代表的北方士族，為了安置這些中原移民，前涼政權還設置了武興郡，安置了數萬人口。逃至涼州的中原人士，則對河西地區漢人和胡人經濟社會、政治發展諸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之與中原的舊有差距大大縮小，保存了漢人文化的火種。
前涼政權示意圖
胡人急需士族勢力支持，士族需要自身政治經濟地位得到保障，歸降胡人政權是留守北方的士族的主流選擇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是一個集官僚階層與知識分子於一身的特殊階層，也是一個壟斷文化的貴族階層。無論哪一個政權執政，都不可避免地要與這個階層合作。由於胡人政權在文化的落後性，要想長久地在中原立足，漢化是他們實現穩定統治的必然選擇。
在這個時代，士族與政治是劃上天然的等號的。自東漢以來的選官制度決定了官僚集團基本都是由士族充任，而那些累世為官的士族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影響力上都是非常強大的。士族需要政治權力去保障他們身份的高貴，去保障他們門第的傑出，在政權更迭之際，他們也迫切需要新來的統治者承認他們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特地位。
與此同時，此時的胡人統治階層也迫切需要爭取漢人士族的支持。事實上，受中原文化薰陶影響，不少胡人統治者早已具備一定的漢文化基礎，“五胡亂華”也並非是簡單的遊牧民族趁亂攻城略地，而是有組織的胡人勢力試圖長久入主中原。
如匈奴的領袖人物劉淵及其諸子，都通經史、能清談，儼然中原名士的派頭。早在曹魏時期就被南遷的五部匈奴，其人口數十萬散在郡縣，不事遊牧，與漢族無異。
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再以建立諸燕的慕容鮮卑為例，由於其慕容鮮卑較早漢化，甚至一度被其他鮮卑部落視為異類，從慕容廆時期起，就在遼東實行儒學導向的民政，制度相仿中原。在西晉大亂時期，慕容鮮卑趁機積極接納了許多漢人流民，其中包括了為數眾多的北方士族，為日後建立燕國政權奠定了基礎。
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
前秦的符堅也是一個對漢族文化非常仰慕的君主，前秦的國家大事基本上是由漢族出身的王猛掌控。王猛對前秦進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並提拔了一大批漢族士人進入官僚體系，使得前秦迅速發展成一個漢化的政權，國家實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北方士族與胡人政權合作的方式和效果
進入中原後，為了立足中原，爭取當地社會勢力的支持，藉助豪族力量來治理成為當務之急。北方士族為了維繫自身家族的政治影響力，經過或長或短，或主動投靠或被動出仕的方式，最終形成了北方士族和胡人政權的合作，並由此開啟了胡人漢化的進程。
北方士族與胡人政權之間的合作大致分以下方式：
一是武力據守後被俘，轉而為胡人政權效力。梟雄石勒在河北一帶曾攻陷了塢堡百餘座，獲得民眾10多萬，並將其中士族人物集中起來編為君子營，從中挑選了不少士族人物為自己效力。其最重要的謀士張賓，便在此時加入。石勒稱趙王后，“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冠”，以張賓為大執法，專總朝政，為僚屬之首。
據《資治通鑑·卷八十九》記載，石勒偷襲佔據幽州的王浚成功後，王浚的部將爭先恐後地到石勒的帳下謝罪，饋贈賄賂絡繹不絕，“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而王浚的部下出身士族的裴憲、荀綽二人獨不至，石勒威脅說你們難道不怕死嗎？“將何以逃其戮乎？”兩人一番慷慨陳詞，不拜而出。而石勒反待以客禮，又因二人家無餘財，說：“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以裴憲為從事中郎，荀綽為參軍。
二是胡人政權沿襲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大力拉攏門庭高貴的北方士族。十六國中幾個相對較大的政權和北朝北魏、北周、北齊等王朝政權，無一例外地都推行了"九品中正"官制。
"選官用人，必先大姓，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資治通鑑·卷90》
如北魏建立後，魏太祖每得一地，對士大夫都一一接見，慰問討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職位，予以任用。范陽盧氏家族在北魏初積極與拓跋政權合作。公元431年，太武帝徵召天下儒俊，盧玄“首應旌命”。 素以殘暴著稱的石勒趙國政權也是如此，藉助漢人士族的名望拉攏人心。西晉開國功臣石苞的曾孫石樸曾經當過後趙司徒，“石勒以與檏同姓，俱出河北，引檏為宗室”，其石勒重用的漢族士族還有有范陽盧諶、河東裴憲、渤海石檏、潁川荀綽、北地傅暢等人。
石勒
南北朝時期示意圖
三是沿襲漢朝以來的舉孝廉制度吸納士族人才。每年都會按照實際情況給予州郡一定的推舉名額，州郡升官負責向朝廷舉薦人才。慕容廆在遼東時期，曾經對流亡而來的漢族人加以收容，並依照這些人的籍貫設立郡縣，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幷州人為唐國郡。在此基礎上，通過舉孝廉的方式選拔士族人才。
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遊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俊任居樞要。
總的來說，北方士族累世家學和根基穩固，為他們躋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條件，而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門，進而在胡人政權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這些北方士族利用這一優勢極力勸說胡人統治者以鞏固統治基礎的名義推行漢化，開啟了胡人漢化的進程。
結語
西晉滅亡後，北方持續陷入長期戰亂，在給留在北方故地的士族帶來沉重打擊的同時，也使得他們脫離了西晉王朝的控制，這些在家鄉勢力根深蒂固的士族成為地方政治的主導力量，在原有政治體系已然崩潰的情況下，外來的區域性胡人政權要想站穩腳跟，都必須藉助地方大族的合作，這就為北方士族提升政治地位提供了機會。這也是司馬光所說的："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朝之臣，即為新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傳代，一若無與於已，而轉移遷官受賞之資。《資治通鑑·卷251》。雖然南北朝時期，北方士族遠不如南方士族名聲顯赫，但他們數百年不離根本之地，根基牢固，勢力強大；而南渡士族往往是依賴政治資本立足，政局變化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像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大都最後勢力式微。唯有根植於故土的北方士族，歷經南北朝兩百多年紛爭，勢力不衰，直到隋唐滅亡，以“五姓七宗”為代表的北方士族門閥都佔據著極其重要的政治地位。
參考資料：《晉書》、《資治通鑑》、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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