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4天，2020年第3個月就要結束了，無論過去多麼艱難，春暖花開的日子依然如期而至，經歷了將近2個月的抗疫，國內的情況逐漸趨於穩定。
然而，對於疫情的控制在國內剛剛有所起色，這場病毒危機又開始了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發，截止到3月27日，全球累計確診已經達到了52.9萬人，其中美國確診病例飆升至8.2萬人，確診人數升至全球第一。
“死亡率在我看來已經很低了，感染是一回事，死亡又是另一回事，最開始我所得知的數字比現在的看起來高多了”，特朗普對於日增過萬的確診人數仍持有樂觀態度；特朗普得知的數字究竟應該高到什麼地步不得而知，但是疫情影響下的美國的確已經“苦不堪言”。
獨“寵”高管的強硬降本措施
疫情之下經濟嚴重受損，美國車企們已經開始採取降本措施。
面對疫情，通用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瑪麗·博拉和首席財務官蒂芙雅·蘇亞德瓦拉曾向員工透露過需要立即採取積極措施削減成本的想法，蘇亞德瓦拉強調：“如果我們不採取重大緊縮措施，我們將對公司的長期生存能力造成嚴重損害”，從兩位高管的言語中，完全可以感受到通用正在經歷著的危機。
據外媒報道，通用汽車將凍結一些汽車項目，並暫時減少全球員工20%的工資，對於工程或者製造部門工作的人，如不能遠程工作，將被安排休假，並在停工期間獲得正常工資的75%，當然對於員工的“犧牲”，通用汽車也承諾將在一年之內彌補收入上的損失；從旁觀者的角度看，通用汽車的降薪措施倒還算人性化，不僅承諾了將會彌補損失，並且部分休假員工還能保證收入。
但人性化的降薪措施僅僅是針對廣大普通員工，對於高管，通用汽車的做法恐怕沒有這麼“心慈手軟”；據悉，通用高管們將在單方面推遲20%薪資的基礎上進一步降薪，危機期間通用汽車高層領導的總降薪幅度高達30%，其他高管的降薪為25%，而董事會成員的薪酬同樣將被削減20%，並且不會得到償還。
相對於通用汽車，福特汽車也同樣採取了降本措施，甚至看起來更為嚴苛，但不出意外，這份嚴苛依舊是屬於高管們。
據報道，福特汽車公司的高管們將會延期支付高達一半的工資，從5月1日起，福特汽車首席執行官吉姆·韓愷特、首席運營官吉姆·法利以及首席財務官蒂姆·斯通將會推遲50%的薪酬；並且在韓愷特給福特員工的內部信中，他曾進一步表示，公司前300名高管將推遲20%-50%的薪酬，以應對疫情期間的現金短缺。
除了三位靈魂人物和300名高管以外，福特汽車的執行董事長比爾·福特對自己似乎更為嚴苛。即日起，比爾·福特至少將在未來五個月內延期支付100%的工資，這意味著福特這位董事長將在未來接近半年的時間持零薪工作。
然而這樣的措施並非福特汽車的降薪“天花板”，韓愷特在信中表示：“福特打算在不裁員的情況下度過這場大流行，如果這種情況持續時間超過預期，公司可能不得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高管降薪是常態
誠然，此次疫情帶來的危機影響很大，但是縱觀近些年美國的經濟發展，這倒也不是首次出現。
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作為這場危機的“風暴之眼”，美國受到嚴重的經濟損傷；回首2008年，美國消費者支出首次出現1942年以來最大降幅，非農就業損失191萬崗位，失業率創25年來最高水平，製造業活動也走向了198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經濟衰退的同時，還有人人自危的絕望。
彼時的危機與今天相似，企業們降本的大刀依舊“砍”向高管。
據外媒當時的報道，因公司股價縮水以及期權獎勵減少，2009年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平均薪酬為953萬美元，同比下降15%；危機過後，相關機構對美國199家大公司的200名首席執行官進行了薪酬的調查統計，按照統計結果的中值計算，2009年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薪酬為772萬美元，同比下降13%。
時間拉回到現在，這場新冠病毒再次考驗著美國的經濟，進入2020年，美國股市經歷了四次熔斷的巨大動盪，失業率也一度飆升至歷史新高，一場危機再次走進美國。
不僅僅是車企採取了針對高管的降本措施，連NBA也開始了以高管為主的全員降薪。根據最新報道，NBA將對全球約100位聯盟高收入管理人員進行工資削減，工資削減比例為20%，其中包括NBA總裁亞當·蕭華和副總裁馬克·塔圖姆。
以目前NBA公佈的信息來看，為了避免勞務糾紛，降薪措施只涉及到高管層面，暫時不會對NBA成員展開降薪措施。
除了NBA，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還有航空業。根據公開資料，3月前兩週，美聯航飛機載客量同比減少超過100萬人次，預計3月收入將同比減少15億美元；4、5月還將縮減過半運力，經濟上的巨大損失完全可以想象。
降本措施往往與經濟受損相伴而行，美聯航現任首席執行官奧斯卡·穆諾茲與董事會主席斯科特·科爾比在給員工的公開信中曾表示，如果國會在三月底之前未採取足夠的政府支持行動，公司將被迫減少薪資。
然而時間已經來到三月底，國會是否採取了行動，無從知曉，但美聯航已經向高盛借了5億貸款，如果美聯航最終無奈降本，那按照美國企業的習慣，會不會還是從高管下手？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高管？
縱觀降薪這件事，一方面是為了省錢，另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裁員，而避免裁員的背後又是什麼？從情理上講，高管身居要位、工資高，理論上降薪對其影響要小於普通員工，但憑此就“磨刀霍霍向高管”未免過於烏托邦。
對於理性的經濟人來說，高管降薪這樣的決定一定是權衡價值之後的選擇，是什麼讓降薪、裁員這件事發生在普通員工身上的成本更高？答案似乎藏在美國工會當中。
去年9月，通用汽車罷工事件在整個車圈內都十分轟動，而這場全國性大罷工，導致美國9個州的33個製造廠和22個零件配送倉庫關閉，有消息稱，這場罷工讓通用汽車每天遭受5000萬美元的損失。
罷工最後的結果暫不贅述，但這場罷工背後卻透露著工會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事實上，去年工會與通用的這場鬥爭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1998年，通用汽車就發生過長達50多天的罷工運動，使得通用損失了20億美元；2007年，7.3萬工人組織的為期兩天的罷工，導致超過80多家美國工廠被迫停工。
工會設立初衷是為了保護工人權益，但隨著社會發展，工會和資本方之間的較量變得越來越微妙。談判不成就罷工是工會常用的手段，而罷工則會導致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使得公司不得不重視工人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每每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企業會優先選擇高管下手，避免勞務糾紛。
工會這把雙刃劍應該“揮向”哪裡？這種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工會帶來的震懾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更多數人的基本生活，尤其是當經濟面臨危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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