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黨政研究》雜誌2020年第2期，發表宋才發教授《提升中國話語權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影響力》論文，提出在國內要建設堅定中國道路話語權，建設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提高新時代人權保障話語權。在國際上要構建遵從國際法準則的中國話語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構建推動新時代大國外交的國際話語權，構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國際話語權。
大國要有大國的形象和國際話語權。中國話語體系在全球化時代所承擔和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務，是通過中國聲音向世界傳遞和闡明中國道路為什麼能夠成功？走什麼道路的問題關乎國家的前提和命運。只有深刻理解中國道路的深刻內涵和重大價值，才能夠準確把握解密“中國奇蹟”的鑰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貨真價實的“大國”和“強國”，不僅要看規模有多大、歷史多悠久，而且要看綜合實力有多強、國際影響力有多大。中國風範、中國形象、中國聲音和中國話語權，會潛移默化地對整個國際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提升中國話語權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影響力
宋才發
大國要有大國的形象和國際話語權，“落後就要捱打”是個警鐘長鳴的背景話語，發展中的中國需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中國需要建設堅定中國道路話語權，建設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提高新時代人權保障話語權。提升中國話語權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是：構建遵從國際法準則的中國話語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構建推動新時代大國外交的國際話語權，構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國際話語權。
一、研究中國話語權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影響力問題緣起
（一）大國要有大國的形象和國際話語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和拓展，是與中華民族5000年厚重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中國話語體系在全球化時代所承擔和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務，是要通過中國聲音向世界闡明“中國道路”為什麼能夠成功，因為走什麼道路的問題，關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只有深刻理解“中國道路”的深刻內涵和重大價值，才能夠準確地把握解密“中國奇蹟”的鑰匙。人們過去總是習慣說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其實即使“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哪怕再加上“歷史悠久”，也不一定就是被世人尊重的“大國”。什麼樣的國家才能稱之為“大國”？必須有一個客觀而現實的衡量標準。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貨真價實的“大國”，不僅要看它規模有多大、歷史多悠久，而且要看它綜合實力有多強、國際影響力有多高。“大而不強”的國家即使體型再大，也免不了會成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一塊肥肉。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實力雄厚的“大國”，並不是由哪些國家抑或哪些人說了算，起碼要用經濟標準、政治標準、軍事標準、文化標準和制度標準這五個標準去衡量。真正有實力的大國在全球化的現實格局中，必須具有穿透力的地位和作用，即是說在政治上對世界局勢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在軍事上對國際局勢具有克敵制勝的能力，在“文化軟實力”上具有被人嚮往的深厚文化底蘊，在制度上能夠為他人提供可信賴、可供效仿的激勵模式。一個國家一旦成為舉世公認的“大國”，就應當積累和總結大國崛起的經驗。譬如，大國的制度應當具有原創性、持久性、可模仿性和可資借鑑性，大國一般都以在世界範圍內奠定某種制度、確立某種話語聲音為基本標準。近500年來，在世界上相繼崛起的所謂“大國”當中，除了美國和原蘇聯屬於名副其實的大國之外，其他基本上屬於“小國寡民”的國家。美國在構建現存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扮演了“主導角色”，因而長期以來一直壟斷了“國際秩序定義權”。這種定義權包含著極其廣泛而深刻的道德意涵，美國就是利用這種“道德意涵”來標榜美國行為的正確性。哪怕是美國任意向弱小國家發動一場侵略戰爭，也要恬不知恥地利用這種定義權，證明美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具有“正義”的性質。一代偉人毛澤東在《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說過：“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中國要成為21世紀真正的“大國”和“強國”，必須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堅定不移地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堅定不移地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世界上牢牢樹立起良好的“中國形象”，因為中國的崛起是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崛起的，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的行為方式，會潛移默化地對整個國際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大國必須有大國的風範、形象和國際話語權。當今世界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性。譬如，美國為了捍衛其自身的世界霸權地位，對剛剛崛起的中國恨得要死，固執地認定中國“強大必霸”，到處肆無忌憚地散佈“中國威脅論”。同時又不斷地利用一切話語手段“唱衰中國”，汙衊和散佈“中國崩潰論”，惡意詆譭中國良好的發展勢頭。美國現在主要是與中國在“打貿易戰”，但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是在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實施赤裸裸的遏制政策，對中國外交、金融、教育等領域實施全方位的打壓和遏制。美國國會2018年通過的《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就是在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對中國展開全面打壓。美國極力向世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把中國看成是原蘇聯之後的“假想敵人”，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橫看豎看不順眼，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美國對中國強硬施壓政策的現實基礎主要有兩點：一是美國不能容忍任何國家對其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構成半點壓力和挑戰；二是出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性和本能所驅使，決不容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有半點挑戰。因此，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對抗”，實質上是源於兩種不同社會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之間的鬥爭，中美鬥爭必將是一場遭遇戰和持久戰，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消失。
（二）“落後就要捱打”是個警鐘長鳴的背景話語
在過去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時候，只知道李鴻章在上奏朝廷的兩道奏摺中，講到過“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所說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什麼意思呢？本意是指以清“康乾盛世”作為歷史的分水嶺，在這之後中國就開始走下坡路，主要表現為綜合國力由強變弱、國家由盛變衰，開始了承受他國欺凌和侵略的屈辱歷史。在人類社會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節點上，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舉洗刷百年恥辱，當下的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幾乎站到了同一個起跑線上。所以，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這裡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李鴻章當年所說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本質上完全不是一碼事兒。習近平曾多次闡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並且以“三個前所未有”予以高度概括：“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中國人對現實世界的洞察和深刻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的過程。深刻認識和理解中國人民為什麼選擇共產黨為執政黨，為什麼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還不到百年，中國卻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次偉大飛躍，中國由一個任人宰割的弱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中心，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塑造，這是正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要素。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致力於解決“捱打”“捱餓”“捱罵”三大現實問題，就是為了時刻記取歷史上“落後就要捱打”“貧窮就要捱餓”“失語就要捱罵”的沉痛教訓，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問題。過去500年西方國家的綜合實力佔有絕對的壓倒性優勢，科學技術成為遏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之後，世界格局開始由“兩極格局”進入“一超多強”的發展狀態，最大的亮點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國際社會驚人地出現“共識權力”正在戰勝“強權政治”。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中華民族是個勤勞勇敢、奮發圖強的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國家，素有“強而不霸”的傳統美德，是國際秩序中一支最具典型性的“文明型力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世界和平的意義。新時代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它的內涵是隨著中華民族境遇的變化而變遷的。新時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同國家、民族和歷史文化相契合的，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昇華。置身於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不僅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而且要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整個人類發展結合起來，在謀求中國發展中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進步。這種揭示和反映中國新時代內涵的中國話語聲音，不僅體現了中國把自身發展同世界發展統一起來的大國擔當精神，而且體現了中華民族“家國天下”的共同倫理精神。
二、中國話語權及其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地位的基本內涵
（一）發展中的中國需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話語權是通過對特定國家的歷史遺產、文化背景、政治現實和政治發展的歷史敘事而形成的哲學社會影響力，是當今社會一種具有共同價值導向的“軟權力”和“軟實力”。自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反覆強調，要精心構建中國“對外話語權”，要通過提高“國際話語權”地位的方式，增強國家對外話語的說服力、公信力和感召力，以利於更好地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全面闡釋中國特色。中國所要構建的“對外話語權”“國際話語權”，在本質上完全有別於西方國家的“話語權”，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決定的。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特性，決定了西方國家發展的歷史邏輯：“市場經濟—社會分層—資本權力主導—代議制民主—資本主體性”。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政治邏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分層—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人民主體性”。這是在把中國所走的發展道路同西方國家所走的發展道路，從路徑上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分析。兩者最大的差別，就出在發展路徑的“第三個環節”上，即中國由共產黨的領導來整合社會利益，沒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因而能夠最終實現完全不同於“資本主體性”的“人民主體性”。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科學技術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構建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以“集體主義”“人民主體”為核心的國家話語體系勢在必行。這就如同建設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一樣，構建適合於中國國情的話語體系，既沒有現成可資借鑑的經驗，又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話語權理論，需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現新問題、構建新理論、提煉新觀點，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中國話語體系，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評判尺度和評價體系。這樣的話語體系既能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理論支撐，又能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到處充滿著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因素和矛盾，在這種複雜多變的世界情勢下，構建一個強有力的中國話語體系，確實有利於世界更好更快的發展。
（二）中國需要建設堅定中國道路話語權
建設以“中國道路”為基礎的中國話語權，是當下乃至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和學術理論界的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中國當下的話語聲音在世界上仍然很弱，無論是政治話語抑或是學術話語，在唱響“中國聲音”和表達“中國道路”方面，都與中國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形象不相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基於黨的建設、政治制度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為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得到堅持和發展提供了深刻啟迪。不懂得和不理解“中國道路”是什麼，不懂得和不理解“中國為什麼要‘堅持黨的領導’”，就無法有效地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更無法談論如何推進中國話語創新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地位。從構建話語體系的政治視角看，中國話語應當旗幟鮮明地體現和突出“黨的領導”，因為共產黨是“中國道路”“中國現代化”的發動者和引領者，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現代化”，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就會成為無稽之談。習近平指出：“我國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我們的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強提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和載體，把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於國際交流和傳播方方面面。”有鑑於此，在推動中國話語體系構建和內容創新的同時，要著力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增強中國對外話語的創造力、公信力和感召力。再從構建話語體系的現實視角看，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與創新應當著眼於闡釋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中國道路是中國話語的載體、基礎和依託，中國治理現代化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色，即可以充分利用體制內的所有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運作上體現黨的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調和法治保障。必須講清楚中國所走的道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到底有哪些本質區別，在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裡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執政黨是如何把現代化的一般規律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中國現代化的特點、規律和邏輯是什麼，還必須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的正當性、有效性講清楚，把執政黨的特殊性、肩負的歷史使命講清楚。所有這些，都是構成中國道路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中國道路話語體系的關鍵要素。建設有利於堅定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它不僅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諸方面話語的創新建設，而且包括涉及中國道路整體層面的話語創新建設。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一旦構建成功併產生影響，必將對整個人類社會尤其是不發達國家，產生和發揮極為重要的啟迪作用和示範效應。
（三）中國需要建設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
正處在建設之中的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是一個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的語詞概念，首次見之於2015年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這個與新時代相適應的制度性話語權，“旨在統合全球與本土改革發展的雙重語境，確立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話語體系”。即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法治體系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將成為中國本土治理話語權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並推動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體系的最終建成。然而這個新時代制度性話語體系所對應的全球語境，仍然是全球化進程中已經暴露出來的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邏輯在21世紀的全球治理危機中難以自圓其說，主要體現為自由主義民主的先驗性與治理危機的現實性難以統合、內部改革的桎梏與後現代主義的雙重‘迷思’、自由主義民主在國際衝突中的幕後推手。”這種全球與本土雙重維度之間相互交織、膠著的趨向和結局，對中國在21世紀的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話語體系提出了新的訴求，賦予中國新時代制度性話語體系以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並促使中國新時代制度性話語體系獲得了存在和完善的基本維度。中國本土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定型，需要從中國治理現代化的實際出發，能夠容納現階段複雜的環境變革，唯有真正認知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點和難點，才能真正構築起本土治理的話語體系、豐富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話語內容，確立和建成具有中國本土治理特色的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需要吸取人類優秀文明的積極成果，倡導開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思維理念，反對和抵制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建立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國際新秩序。新時代制度性話語權建設既離不開社會主義法治保障，也離不開公平正義的價值導向，二者共同構成了新時代本土治理話語體系的理念準繩。無論是新時代的全球治理語境，抑或是新時代的本土治理語境，都離不開契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治理話語體系，都需要圍繞治理模式、價值理念與風險防控機制去展開，都需要統合全球要素、立足本土改革發展的實踐動態，構築起一種統合全球與本土雙重語境的治理話語體系。中國和平崛起的實際效果和中國製度性話語權的構建，徹底粉碎了某些西方國家“歷史終結”的奇談怪論，向世界人民昭示不同膚色、不同語系、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人民都有權自己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世界各國不同文明之間應當開展交流互鑑，形成更加廣泛的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價值共識。
（四）中國需要提高新時代人權保障話語權
人權本質的“互利性”和“互鑑性”，是促進全球人權治理的重要原則，互惠互利是實現人權發展的原動力；唯有共贏共享，才能持續共同進步。中國是一個具有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權保障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務，是實現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構建新時代的中國人權話語體系，必須以中國國情實際和人權保障實踐為出發點。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當下和未來的人權發展事業，既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實際和人權保障狀況，又要符合世界人權發展的基本方向，以便於中國能夠在全球人權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權話語體系逐漸形成和定型，人權事業取得了令人驚羨的業績，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國際人權概念從肇始就具有反思的功能。新時代國際人權話語體系，不僅繼承了人權話語本身固有的反思功能，而且注意表達在新時代語境下的現實主義關懷，為世界人權發展從實踐上指明方向。因而新時代國際人權話語同時還具有重要的批判功能，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可以通過新時代人權話語語境，揭露和批駁西方人權話語的虛偽性、欺騙性和人權保護雙重標準，在更大限度上實現國際人權的多元化目標。國際人權治理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任務，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國際秩序。由霸權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和武裝衝突，本質上是對世界人權的最大褻瀆和最大威脅。中國始終是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近年來為推動伊核、朝核、敘利亞等地區熱點問題政治解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始終不渝地維護世界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堅定維護者。人權主體的平等性和整體性，歷來是推進全球人權治理的基礎。凡屬國家主權得不到尊重、外來勢力可以為所欲為的國家和地區，其人權必將遭到踐踏、人權保障必定形同虛設。國際人權話語體系是對既往人類命運遭遇反思的結果，又是在各國的共商、共建和共享中建構的，因而新時代國際人權話語體系終將打破傳統的、以西方人權話語為中心的世界舊格局，形成與全球化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相適應的人權國際新秩序。國際人權治理的行為準則是國際規範體系，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原則、制度和規則，包括人權條約和習慣在內的國際規範，都是國際行為主體必須嚴格遵守的行為準則。2018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7屆會議，通過了由中國政府提出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的決議。會議採納了“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個重要的中國主張。當下國際人權事業發展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國際人權治理的發展前景就是正在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際社會的利益共同體，更為重要的是義務和責任的共同體。中國作為一個為世界和平發展事業負責任的大國，應當在促進本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同時，成為國際人權治理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促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國際人權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人權保障事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它需要世界各國不遺餘力地為它做出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方案”為國際人權治理勾畫了清晰的發展願景，已成為國際人權治理變革的根本遵循，也為應對全球治理危機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提升中國話語權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一）構建遵從國際法準則的中國話語權
中國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當了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四大主力軍”之一，與中國戰時角色相配的國際地位也有了相應的提升。這主要體現在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參與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聯合國”的創建。在聯合國設立的權威機構“安全理事會”當中，中國獲得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殊權力，是在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的非歐美國家和唯一的欠發達國家，這是世界秩序發生重大新變化的一個歷史指證。中國致力於維護《聯合國憲章》的權威，始終把聯合國視為全球多邊主義事業的堅實基礎，始終反對和譴責那些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霸道行徑。隨著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上升，絕大多數國家都想知道中國政府對國際秩序的看法和立場。其實中國政府和人民追求的國際秩序，既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邊緣”秩序，也不是過去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就如同“一帶一路”所強調的“去中心”“非極化”那樣，毫不追求“霸權地位”，努力走出一條“強而不霸”“和而不同”的共同發展道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邊緣”秩序，在本質上就是固守西方發達國家“處於世界中心”，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統統屬於“依附於中心”的外圍國家的觀念。這是一種極為蠻橫霸道的、唯我獨尊的做法，沒有半點遵從國際法準則可言。中國即使今後強大起來了也絕不稱霸，決不以鄰為壑、損人利己，永遠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中國5000年文明發展史上，從來就沒有“強權稱霸”的傳統。為此，習近平在2015年美國西雅圖會議上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世界上很多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但這並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與時俱進、改革完善。”中國推動國際關係從“單邊主義”走向“多極化”，由“叢林法則”走向“法治化”，促進國際關係由“強權政治”逐漸走向“民主化”，努力為解決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做出中國特有的貢獻。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
人類命運共同體原則是對傳統國際法中“國家主權原則”的繼承和發展，它在本質上與當代國際法所倡導的全人類利益、全球治理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彰顯了中國對人類命運的現實關切，是中國在新時代打造的國際話語體系，為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變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國的發展無論如何不能自立於國際秩序之外，需要妥善處理好中國發展與國際變革的關係，努力把中國的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權優勢。正確認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和應當承擔的責任，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話語權的基本前提。中國政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正是立足於當今世界的新特徵、新問題和新挑戰，科學地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的全球性問題；也向世界回應了中國“強起來”之後的目標走向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反映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新理念。誠如習近平所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為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儘管是中國政府率先提出來的，但它並不只是代表中國一個主權國家的利益，而是世界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現實境遇的觀念反映，從而決定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的一種必然選擇。所以，這個倡議，不但被寫進“聯合國決議”，而且載入中共“十九大報告”、新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入“全球治理新方案”和“國際關係新準則”。這個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大理論突破，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理念高度契合，成為塑造中國引領時代發展的“主導型國際話語”，具有超越民族國家整體秩序觀和共同價值取向的劃時代意義。這個全新話語主動設置“和平發展、共同振興”兩大國際議題，不僅用中國話語完整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價值追求和對外立場，而且在實現“中外兩個話語體系”對接，承擔起大國敢做善為國際責任的基礎上，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奠定了堅實的國際認同基礎。作為全球化時代國際話語權的語言表達，最核心的內容是人們的現實利益訴求；所謂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全人類利益，說到底就是為了實現和保障人們的利益訴求，這是生成國際話語權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動力。任何一種話語要想被人們認可和自覺接受，不僅需要具有真實的話語內容、過硬的話語基礎，而且還應當使自己的話語有一個得以傳播的平臺，在更大更廣泛的範圍內使話語形成持久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表達具備了這種能力，確實具有“通識性話語表達”的功能和特色，成功地破解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對中國的歪曲和誤解。中國要打造新時代的國際話語體系，迫切需要將人類的共同利益、人們關心的普遍利益，用最簡單的、通俗易懂的話語表達出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表達，不僅較好地回應了中國對全球共同面臨的時代問題的看法，而且充分考慮到世界不同受眾的語言思維習慣，找到了中國話語與世界表達之間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因而成為贏得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世界範圍認同的強大優勢。
（三）構建推動新時代大國外交的國際話語權
自古以來對外交往的根基和血脈是各國的民眾，只有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大國外交理念，才有可能增強和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互信，這是大國對外交往的現實出發點和必然歸宿。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由中國政府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活動空間不斷拓展，參與全球治理的範圍和領域不斷擴大。譬如，在網絡安全、氣候變化、打擊跨國犯罪、重大傳染性疾病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上，中國竭盡全力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以實際行動推動新時代大國外交國際話語權的創建。中國共產黨已經同世界上600多個不同類型的政黨和政治組織建立了聯繫，中國外交已經覆蓋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執政黨對外聯繫的“朋友圈”，可以說是黨政並蓄、朝野相濟、官民兼容，內涵和外延獲得了全方位的空間拓展。又譬如，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國已經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學院”，不僅“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月”“中國文化周”活動在多國成功舉辦，而且“漢語熱”也在世界多地蔚然成風。十九大認真總結十八大以來，把“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定為新時代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近年來中國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基礎，廣泛開展外交國際話語權構建活動，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以“雙邊外交”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基礎構架；（2）奉行“不結盟政策”賦予夥伴關係網絡更大的靈活性；（3）實施“多邊外交”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4）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話語形式，不僅表達了執政黨的人民情懷，也充分表達了促進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增進各國人民福祉的良好願望，因而能夠滿足世界各國人民最基本、最普遍的利益訴求，中國的大國外交讓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國家的人們，真實地感受到了“中國主張”“中國方案”的“人民性”“普惠性”和“實在性”。任何一種話語體系的形成與完善，都不是簡單的一種語言的表達和彰顯，而是一種話語主體形象充分展示的結果。中國新時代大國外交國際話語權形成的背後，是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和“文化軟實力”作支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恢宏的敘事話語權，其底氣同樣來源於中國雄厚的國力，包括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力、文化軟實力和軍事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
（四）構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國際話語權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一個不限於沿線65個國家包容互惠的積極倡議，是借用歷史符號推進當代全球治理的革新舉措，更是一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經具有足夠力量來倡議、推動抑或建設新的區域秩序，但是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的國際秩序。中國需要運用現存國際秩序這個與其他國家互動的平臺，繼續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發揮積極作用，而且要儘快找到回應美國國際秩序定義權的有效方式，搭建好有利於表達自己的國際秩序話語的平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在國際社會長期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的理念，有利於按照“國際準則”、“市場規則”和“商業原則”，確保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合作有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一帶一路”作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共贏的公共性產品，儘管“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是它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和產生的經濟社會效益卻是屬於世界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原則是一致的。2017年9月第7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決議，“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則正式載入了聯合國國際法律性文件。從國際法的視角看，中國必須依據國際法準則的要求，按照共建共享原則讓更多的沿線國家抑或相關機構參與共同規則構建和建設活動。從國際條約的視角看，中國已經與69個國家、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共與沿線國家簽署了68項司法協助條約等國際條約，共簽署了52項避免雙重徵稅協定，28項雙邊銀行監管諒解備忘錄，56項雙邊投資保護協定，60項雙邊民航協定等，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實施提供了國際法的基礎。從法治環境的視角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治環境相當複雜，要構建一個能適用眾多國家的國際法體系還有待時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考慮設立專門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各參與國按照自己承諾的統一規則辦事，逐步提高“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法治化水平。從運作方式的視角看，中國設計了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主體的框架，以形成互聯互通的經濟共同體以及更高層次的合作模式。這些共建共享的國際法規則及合作運作方式，由所有參與“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共同書寫，發展成果歸這些國家共同享有。應當把那些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合理有效的國際規則及時總結提煉，使之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規則體系，對現有國際規則中不合理的地方予以改革，著力打造沿線國家和地區要素自由流動的區域大市場。為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進程，中國付出了實實在在的行動，也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譬如，“中國出資400億美元作為絲路基金，加強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互通；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投行’，設置1000億美元的發展基金，作為亞洲區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推動資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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