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被任何族體和個人從心底裡讚賞服從的內在規範，這就是“為政以德”。
春秋早期的宋國，稱得上是一個強國，而作為小國的曹國，卻不肯順服。於是，宋襄公指揮軍隊包圍了它。大臣子魚，對宋襄公說：“周文王聽到崇國的道德昏亂，而去攻打崇國，攻了30天，崇國仍不投降。周文王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然後再去攻打，崇國人感受到周文王的德行高隆，就來到周文王過去所築營壘中，投降了。現在，君王（指宋襄公）您的德行，怕還有欠缺吧？就這樣攻打曹國，能把它怎麼樣？還不如先退回國，檢查一下自己的德行，如果確實沒有欠缺，再發兵不遲。”宋襄公就學習周文王的辦法，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崇德尊老愛幼。
後來，宋國是否征服了曹國，史書沒有續寫、交代。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道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既可以引起一場戰爭，又對戰爭的勝負，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在中國古代，在《左傳》、《國語》這樣的史書中，卻相當多見，上述故事即見於《左傳》。
圖為《歷代帝王半身像‧周文王》。
還可再舉一例，也出自《左傳》。
晉國的荀吳，帶兵攻伐鮮虞，包圍了鼓國，鼓國有人暗中前來聯絡，準備帶著城邑里的人投降。荀吳不接受，不答應。左右隨從說：“不使用軍隊而得到城邑，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幹？”
荀吳說：“如果有人帶著我們的城邑叛變，我們肯定仇恨這人。現在別人帶著城邑來降，為什麼獨獨我們喜歡？獎賞了我們所厭惡的（鼓國）叛徒，我們以後怎麼樹立威信？如果（對叛徒）不加獎賞，我們等於失信，又怎麼取信於人？力量達得到，就進攻，達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們不應該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這樣做，是在做缺德事，所喪失的將更多！”於是殺了叛徒，整頓防禦措施，繼續包圍了鼓國三個月。鼓國又有人請求投降，荀吳讓鼓國人進見，說：“從你們的臉色看，你們還能吃上飯菜，姑且回去修繕你們的城牆。”軍吏們說：“能得到城邑了卻不佔取，又勞累軍人百姓，損耗武器物資，回去怎麼跟國君交待？”荀吳答道：“獲得一個城邑事小，讓人民懂得道義事大。獲得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這城邑何用？城邑得到的同時，讓百姓懂得道義之所在，肯拚命而無三心二意，不是最好嗎？”後來，得知鼓國人已糧食吃完，力量用盡，荀吳才攻下鼓國，而不殺一人！
這則故事，至少可以說明二點：一，無論哪種社會事件（包括戰爭），都是為了實踐和體現道義，是一種道義的宣講過程，如果違背、有損於道義，就不該做。二、戰爭的結局，並不僅僅體現於戰場的勝負，只有從道德高度，將敵對者在精神上摧垮，人心收服，這才是真正的勝利。
同樣，可以確定無疑地說，要推行政治，如果不從道德出發，並最終歸結為道德，就註定行不通，不可能真正得到好處。古人講的“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這個原則，是不可違背的。
孔子視政治中的根本問題，為道德問題，他把它歸結為四個字“為政以德”。（《論語·為政》）
為政以德，就是以道德高下，作為政治好壞的檢驗標準，就是將政治的實施過程，等同於道德的感化過程。
“為政以德”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那裡，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孔子稱為“有道”，孟子稱為“仁政”，墨子的“兼愛”、荀子的“王制”中，也有濃重的道德和政治的成分。
有跡象表明，“德”字在西周時，開始被廣泛應用，且多與政治行為有關。金文中，可頻繁地發現這個被鐫刻得相當醒目的文字“德”，它記載了商紂王如何因喪德而失國，周文王如何有大德而受到上帝的庇佑。在莊嚴的賜封儀式中，周王對大小貴族，總是再三強調保有道德對鞏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道德與政治密切結合，並非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但被如此係統化，具有如此崇高地位，對維護社會秩序發揮如此重大作用，卻是絕無僅有的，這決非偶然，它與中國古代特殊的社會性質及特殊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
“德”金文。
周族最早是一個小邦，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殷商，逐漸“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一步步完成對殷商之大包抄，最後據有整個中原的土地與人民，這不僅僅是戰略的運用，也不僅僅是依據強大武力建立起政治權威，而是一個天下歸仁的過程（“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前面所述文王因崇國德亂而去攻伐它，又以自身無懈可擊的道德征服對方的故事以及“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史記》）的動人傳說，正是這樣一種通過道德權威擴及政治權威的寫照。
當武王伐商時，整個中國仍然是族群林立如島礁的汪洋大海。所謂武王伐國九十九，服國六百五十二（《逸周書》），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史記》），正可見當時依賴親緣關係組合起來的氏族群體，作為一種政治勢力的興盛。西周推行的基本政治體制是宗法分封制，即依據“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左傳》）的基本原則。
但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可以被任何族體和個人從心底裡讚賞服從的內在規範，這就是“為政以德”，用道德來推行政治，使政令合於道德。它以不打破原族群的組織形態和生活方式，不剝奪其對神靈的信仰和宗廟的存在，不變易其風俗習慣為前提，卻有可能消除彼此的對立和內在的動亂因素。這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根本的政治統一。它能夠在充滿對立和離異傾向的地方，在承認這種獨立傾向的同時，又儘可能消除因獨立性招致的矛盾衝突。於是在宗法分封制的外殼下，道德成為政治的靈魂。“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這隻有在社會組織主要依賴親緣關係整合的歷史階段才能做到，三代社會正是如此。道德政治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且是最佳選擇。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聞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抵擋）矣。”（《呂氏春秋·上德》）在古人的心目中，道德可以煥發出的力量之巨大，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宋人《畫歷代琴式‧武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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