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在天賦的枷鎖下,我們的春天到底去哪兒了

作為攝影師,有“中國第一”稱號的顧長衛有一張足以令人膜拜的作品單,裡面隨便拎出一部來,都是留名影史的經典,比如《霸王別姬》、《鬼子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紅高粱》、《孩子王》、《菊豆》。

而作為一名導演,顧長衛的作品同樣不缺質量和深度。最近大火的《立春》就是極具代表性的一部。

《立春》:在天賦的枷鎖下,我們的春天到底去哪兒了

電影《立春》由顧長衛妻子蔣雯麗主演,講述了北方一座小城中,幾個熱愛藝術的青年,掙扎於現實和夢想之間的故事。

天賦,是饋贈也是枷鎖

《立春》中的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北方小城,那個時期,改革成果初顯,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老百姓們開始了對精神、物質享受的積極追求。美術、音樂、詩詞,各種藝術形式不斷湧現。

所以在小城中,出現了三個極為扎眼、為了追尋夢想而蹉跎了歲月的年輕人:音樂女教師王彩玲,業餘畫家黃四寶,芭蕾舞者胡金泉。

與其他的業餘愛好者不同的是,他們三人在自己所堅持的藝術領域,都有一定的天賦。

並非科班出身,只在北京簡單進修過王彩玲,各種高難度曲目可以信手捏來;從未接受過正規培訓,全憑自己的模仿和摸索黃四寶,畫出的畫作也有模有樣;堅持了十幾年舞蹈的胡金泉,已經算是專業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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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玲和追求者周瑜說過:“我一貧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爺就給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這,我就是個廢物”。確實,王彩玲等人對藝術有著高於常人的熱愛和感知能力,這使得他們有機會在特定的領域裡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所以相對的,也有著更加不安分的個性、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走出困境的強烈願望。

《立春》:在天賦的枷鎖下,我們的春天到底去哪兒了

他們總是懵懂地期盼著,憧憬著,急不可耐地想要做點什麼,可是又不得章法、困惑迷茫。所以,對現實的不滿、對境遇的不忿,最終具象化為一個個可以跳出牢籠的目標:“去北京”、“進中央歌劇院”、“考美院”。而這些目標又被人為地同藝術聯繫起來,最終美化成了一個冠冕堂皇、洋氣炙熱的名字:夢想。

當然,如果王彩玲、黃四寶、胡金泉等人能夠獲得良好的專業化訓練,他們或許真的可以走出那個經濟落後、思想封閉的小城,但是,實際的境況並不會隨著個人意志的轉移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殘酷的現實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由充滿希望的雲端打入滿是汙濁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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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曾經令人羨慕的天賦,反而成為限制王彩玲等人迴歸正常生活的枷鎖,他們固執地將所謂的夢想作為生活的全部,走向極端化的“奮鬥”和“追求”。所以其結局也必然是以悲劇收場。

生活,總是可以教會你妥協

我們常說,不論走到哪裡,家總是最溫馨、最舒適的港灣。但是對於王彩玲、胡金泉等人來說,從未真正離開過的家鄉,卻給他們留下了最可怕的回憶。

無論是王彩玲的歌曲、胡金泉的芭蕾還是黃四寶的人體畫作,都沒有辦法被小城的居民接受和欣賞。再結合他們或清高、或孤傲的性格和行為,鋪天蓋地的負面輿論使得他們成為了眾人嘲笑的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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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玲曾經將自己比作“六指”——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精通高雅藝術,就像是人有著第六根手指一樣,不但毫無用處,還會被視作怪物。

而胡金泉則更加極端,他形容自己是“城市裡的醜聞”、“很多人心裡的懸案”、“別人嗓子眼兒裡的魚刺”。這些自喻,雖然是以玩笑的口吻講出,卻透露出了深深的不甘和懊喪。

確實,在這樣一個保守又相對封閉的環境裡,邊緣化的異類,必然會遭受主流人群的排擠和詆譭、攻擊與傷害。因為泯然眾人的平庸,肯定比特立獨行的優秀更加令人心安。這也是促使王彩玲等人急欲遠離家鄉的另一個原因。

很可惜,胡金泉並沒有等來逃離的機會。向王彩玲求助失敗後,他選擇用最慘烈的姿態進行妥協。胡金泉假借強姦之名宣告了自己作為男人的生理需求,以牢獄之災換來了精神上的解脫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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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金泉身上,王彩玲看到了自己毫無希望的未來,於是她也開始試著向世俗靠攏,並且領養了一個孩子。當王彩玲回到老屋,看到母親蒼老的容顏,看到父親留下的淚水;當她和女兒朝夕相處,體會到真摯、簡單的幸福。她終於醒悟,夢想早已泯滅於時間的洪流中,只有生活還在週而復始地不斷繼續。就像她對胡金泉說的那樣:“既然你是這個命,你就得擔待。”

終於,王彩玲也學會了妥協,她成了一個佇立街頭的屠戶,淪落為自己曾經最為不屑的平庸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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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王、胡二人各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爆發。一是王彩玲在歌劇院被拒之後的高歌,另一個是胡金泉入獄前的獨舞。事實證明,熱愛的藝術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暫時的情感宣洩,但是卻無法真正尋得解脫與改變。

春天去哪兒了?

電影以節氣“立春”為名,這一天,是四季之始,古有詩言:“東風帶雨逐西風,大地陽和暖氣生。萬物蘇萌山水醒,農家歲首又謀耕。”

所以,影片中,有多段關於“春”的獨白:“每年的春天一來,我總覺得要有什麼大事發生似的,我心裡總是蠢蠢欲動,可是等春天整個都過去了,根本什麼也沒發生”。

這看似是王彩玲的無病呻吟,其實正道出了平凡小人物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現實境遇的殘酷。

《立春》:在天賦的枷鎖下,我們的春天到底去哪兒了

無數的王彩玲們,對心中夢想的追求,正如對春天苦苦的期盼一般。他們總是能感受到溫暖和煦的風氣,卻總也抓不住,握不著。等到時間逝去,光陰不再,驀然回首間,也只能說一句:這個春天什麼都沒有發生,我有些失落罷了。

當然,如果我們把“春”的概念放到電影背後的整個時代裡,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正契合了春天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特徵。但是很顯然,在改革大潮中,能夠順勢站上風口,實現甚至放大自身價值的幸運兒還是少數。更多的人,只是後知後覺地感受到時代的鉅變,只能以旁觀者的角度亦步亦趨,最終成為這世間可有可無的普通一員。

《立春》:在天賦的枷鎖下,我們的春天到底去哪兒了

電影《立春》其實表達了一種悲觀的態度,導演用鏡頭下小人物的悲喜掙扎,凸顯出藝術與現實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其實,《立春》在電影的個別情節上,還是存在明顯的跳躍與不自然。比如王彩玲如何一步步愛上同樣不得志的黃四寶,難道就是簡單的惺惺相惜?比如人物周瑜的眼睛究竟是如何瞎的?

據說,《立春》還有一個長達3小時的導演剪輯版,比我們能看到的,整整多了80分鐘。如果這個版本真的存在,那麼以上的問題或許就有了答案。但是在消失的80分鐘裡,王彩玲等人身上,又發生了怎樣或悲或喜的故事呢?很欣慰沒有錯過這樣一部電影,也很遺憾,不能領略它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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