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京為官期間，仍然刻苦自律，勤勉踏實，不過他身上也有很多毛病，諸如脾氣暴躁、好遊玩嬉戲等。
不過他有幸結識了兩位理學大儒，是對曾國藩影響極大的老師。一位是倭仁，他教曾國藩寫日記；另一位是唐鑑，他教曾國藩打坐。
在曾國藩這一時期的日記中，有很多對於嚴於律己的願望和貪玩好耍的習性之間思想、心理鬥爭的描述。
所以說正是這兩個堅持了一生的習慣讓他能時時反省，勇於直面自身不足，在經年累月的積澱中，最終助他破繭成蝶，成長為偉大的戰略家。
曾國藩從27歲進入翰林院，之後的13年裡他跟隨倭仁等習程朱理學，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後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升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曾國藩從一個不甚諳世事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沉著幹練的官場老手。在京為官的仕途雖然一帆風順，但是在這個時期曾國藩並沒有什麼大的功績。
這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甘於平庸，而是在這個時期，曾國藩的資歷還不足以讓他參與帝國的最高決策，這時的曾國藩也就是一位能員而已。
大清朝在這13年中顯得暮氣沉沉，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敗績，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清政府已經是日薄西山。
1850年，清朝的第九位皇帝——咸豐帝登基，即位之初，咸豐帝表現出一種革舊布新、勵精圖治的氣象，他廣開言路，鼓勵大臣對朝政以及皇帝本人提意見。
起初，咸豐帝對大臣提意見的奏摺總是認真批閱，給予表揚，時間久了，他就開始懈怠了，很多時候臣子們遞上來的奏摺，他只在摺子上硃批“已閱”兩字表示知道，就再沒有下文。
有一次，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摺，結果像石沉大海一般，沒有一點回響。早朝上，曾國藩單獨出列，表明有事啟奏，獲准後曾國藩操著一口湖南話，不緊不慢，一字一句地把幾天前指出皇帝過失的奏章通背了一遍。
奏章中對咸豐帝個人生活以及治國理政列出了十大過失，皇帝氣得臉色鐵青，站起來痛斥曾國藩為“狂悖”，還要治他的罪。這件事情傳出去以後，朝野譁然，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大臣的要求主要就是“忠孝”，“忠”的最高體現就是“武死戰，文死諫”。
曾國藩敢於在朝堂之上公然指明皇帝的過失，這就是文臣諫不畏死的表現，他的這一舉動大大提升了他在學子士人中的忠義形象，湖南籍的士大夫們更是將其奉其為楷模，這對日後曾國藩在湖南辦團練起到了非常好的先導作用。
“1851年咸豐帝為抗拒太平天國在全國大興團練，而最後僅有湘軍“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曾國藩到底有什麼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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