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市燒厝村，燒厝南區106號。這是賴昌星的弟弟賴昌圖的家（其實也是賴昌星的住處，他們兩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個村裡，還有大哥賴水強等親屬的住所。
“遠華案”已經過去多年了，一方面，村裡人很忌諱公開談論賴昌星和遠華，另一方面，他們又大多對那段歷史多有感念。
這是一個典型的宗族社會，從普通人家到盛極一時再到遠華案發之後，賴氏家族都與這個村落髮生著密切而複雜的聯繫。透過這個村子，我們可以看到賴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邏輯和發展脈絡，發現“遠華案”背後的深層秘密。
祖屋與宗族
賴昌圖的住處在村委會和村老友會的附近，中等規模的一個院子，種著晉江並不常見的棕櫚樹。2層小樓的居室裡，內飾氣派，但還遠稱不上豪華，至少遠遠遜色於大哥營造的莊園。
路過村口“旅港賴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點，從那個更高更氣派的大門進入，就是大哥賴水強的莊園。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兩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廠，路的盡頭就是已經病亡在獄中的賴水強住過的院子。其中的6層主樓體量龐大，是村裡的制高點。可以想象，站在這座大廈般的住宅樓頂，俯瞰在稻田和工廠裡勞作的人們，帶給主人的是威望和權勢帶來的滿足感。
兩兄弟的宅子，不在一個量級，這樣的對比很容易讓人心生詫異。對此，賴昌星的同班同學、兒時好友賴昌翁分析，那是因為兩兄弟的想法不同，賴昌星一直想把他“事業”的重心放在廈門，而賴水強則更願意在晉江老家發展。
考慮到幼年時住所的擁擠程度，賴水強對於住所體量的追求變得可以理解。從賴昌圖的住處出來，走半分鐘，經過一個小小的下坡，就到了這個丘陵地形的村子裡少見的一片大塊平地。這裡就是賴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廟以前，這個祖屋是泉州地區農村常見的民居樣式：兩落五間張雙護厝，由下落、櫸頭、天井、頂落四部分構成，為典型的四合院佈局，適合家族聚居。村幹部賴文建回憶，這個被很多村民稱為“祖屋”的建築，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間房子，住了好幾十家人。
往上追溯，這些人家可以歸到同一個祖先。事實上，在賴家族譜裡，“昌”字輩是第24代。賴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燒厝邊上的賴厝，後來的祖先因為現已不可考的原因舉族遷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慶年間，第15代祖先又率眾從泉州遷了回來。從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個進士。這也是賴昌星之前，這個家族最風光的歷史。直到今天，村裡的文廟仍以此為傲。
1958年農曆九月十五，賴昌星出生在這幢據說是第16代祖先傳下來的祖屋，他是八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賴水強小10歲，比小弟賴昌圖大4歲。
賴昌翁對賴昌星家的記憶從小學開始，那時賴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間房子中的三間裡，“非常擠”。賴昌星跟二哥賴昌標住一個房間，中間是廚房，賴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賴昌圖住在另一間房子裡。賴的父親賴永等早在“大躍進”時就是村支書，因為家裡住不下，一直住在現在老友會所在的老村委會會址中。大哥賴水強住在村裡的民兵營房，他後來在老村委會邊上開了個小賣部，搬到小賣部裡住。
1995年，當遠華中學的賴世雄老師以賴氏五村建校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到賴昌星在廈門的住處，接受賴對遠華中學的500萬捐款時，發現昌標、昌星、昌圖兄弟幾個竟然住在一棟大宅子裡。而當時，昌標、昌圖都已成為遠華集團某一方面“業務”獨當一面的人物。看起來，即便是到“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家族聚居仍是這個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許是對幼時一家人分開居住的補償——他們“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遠華集團董事會的五名成員，分別是賴昌星、賴昌標、賴昌圖、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個“有力量”的少年
日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貧窮一直是故鄉留給賴昌星的童年記憶。但無論是兒時玩伴還是小弟賴昌圖都強調，在那個普遍貧窮的時代，他們家並不算特別困難。在賴文建和賴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貧窮而更顯簡單，有著一種不復追尋的田園牧歌般的詩意。
賴文建那時住在賴昌星家隔壁，他們這一幢樓裡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學時相約同行，下課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歡樂，都在簡單的遊戲中度過。
他們最愛的是游泳，不上課的下午，要在髒兮兮的水壩裡泡四五個鐘頭，即便是上課，午休的時間也被利用起來，吃完飯碗筷一丟，在水壩裡泡兩個小時，離上課只剩一刻鐘時再一路小跑到學校。還有一種衝關遊戲，小孩們分成兩撥，防守的一撥站成五條線，攔住進攻者的衝擊，進攻者一口氣衝過五條防線就算贏，反過來，則算防守方贏。
賴昌星舊照
最令人回味的時光是在夏日的夜裡，家家戶戶在家門口搭個簡易床，用竹子和紙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納涼睡覺。那時連蚊香都沒有，只能利用燒麥稈產生的煙霧來驅蚊，這幫孩子就是在這樣的嫋嫋煙霧中捉迷藏，因為房子很多，家裡又沒有燈泡，只有煤油燈和蠟燭，一個人藏起來經常一晚上都找不著。
農村的孩子普遍讀書很晚，賴昌星直到9歲才上學。家庭的貧困、“文革”對教育的破壞，使得與他同屆入學的同學逐漸流失，一年級時還有五六個班，到進入五年級畢業班時，只有一個班碩果僅存。賴昌星的“學歷”並非他自己記憶中的三年級，而是五年級。
1973年五六月份，賴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要去香港，這個畢業班的語文課由其他幾個老師分著上，賴世雄就是代課老師之一。由於給賴昌星上課不多，他對於這個學生並無太多印象。曾教過賴昌星的數學老師賴錦星對這個昔日學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長得很漂亮，很多老師看見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頭”。
賴昌星比賴昌翁早一年上學，但賴昌翁讀到三年級時，兩人竟然變成了同班同學。由此，賴昌翁猜測，賴昌星應該是留過一級。那個時候一套小學教材分十冊，他倆都讀到了第十冊。
“賴昌星在學校喜歡打籃球和乒乓球，他個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氣大。功課一般，數學馬馬虎虎，要他寫點東西，搞不來。上課不怎麼專心，要交作業了，臨時借我的抄一下。”賴昌翁強調說，“但是他的頭腦好。”賴昌星自己顯然也這麼認為。日後，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當中，比如，他能輕鬆記住300多個電話號碼。
幹農活當然是每個農村孩子的必修課。賴昌翁回憶，有一段時間，他們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揹著糞箕，拿著糞耙，漫山遍野地拾豬糞和狗糞給大隊的地裡做肥料。上學前還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為家裡換幾個零用錢。
賴文建說，到了冬天，他們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隊的地裡挖地瓜。生產隊白天挖地瓜時把大的挖走了，會剩下一些小地瓜，他們這些小孩結伴去挖出來，好一點的自己吃，差一點的餵豬、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們穿著拖鞋上去，單薄的衣服滿是補丁，山上風大，一群孩子凍得不得了。賴文建說：“別看這玩意不值錢，但是埋在地下，用鋤頭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塊。”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賴昌星開始在同齡人中顯露他出眾的號召力。眾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經常是那個組織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氣，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緣好，講義氣，看見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撿得少，會主動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給別人。”
有理由相信，這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表現出來的對人的體諒，來自父親樸實的言傳身教。
家族的基因
賴昌星父親賴永等的好名聲不僅限於燒厝，至今，在附近的賴氏五村提起他，鄉親們依然深懷敬意。賴昌翁說，上世紀50年代村裡搞生產隊分組的時候，村裡一些最窮的人家沒人願意要，賴昌星的父親把他們統統撿過來，合成一個生產隊。
在擔任生產隊大隊長兼書記期間，賴永等領著村民開荒、種樹、種水果。那時村裡家家戶戶都種麥子，但吃不完的麥子很難賣出去，他想辦法弄了個用手搖的做麵條的機器，全村僅此一臺。村民把脫了殼的麥子送來他家，他就幫著加工成麵條，很方便。副業的成功，讓燒厝村的經濟情況在附近幾個村子裡還算不錯。由於農村建設搞得有聲有色，政府還專門為村裡蓋了個禮堂，這在當時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標誌。燒厝村也因此成為一個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來參觀。
在賴昌圖的回憶裡，父親是個“沒脾氣的人”，從來沒發過火。因此，他經常充當著“擺平”村裡矛盾的角色。怎樣“擺平”？“兩個人吵架，討好一個，再討好另一個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與賴永等早年在村裡大興副業有無關係，據賴昌翁回憶，早在“文革”期間，燒厝就有了算盤廠、印刷廠等好幾個工廠。作為賴家最早見過世面的孩子，賴水強還入股了算盤廠，很早就全國各地到處跑銷售。這期間積累下的銷售渠道資源，也為日後賴昌星所開麻紡廠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兒時玩伴賴永獨回憶，早在讀小學時，賴昌星就跟他一起賣過油條、包子、冰棒，還從果農手裡買進水果，再在公路邊賣給路人。關於賴昌星的經濟頭腦，賴昌圖只是淡淡地表述為“從小就想賺錢”。對於經商傳統深厚的閩南人而言，獲取財富可能是一種骨子裡的本能。
按賴昌星本人對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的回憶，1973年小學畢業後，他先是在家種了一陣地，然後跟著哥哥一起到部隊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後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賴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憶說，自己那時跟賴昌星住一個工棚裡面，每天早上4點起床，晚上八九點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個小時。賴昌星推獨輪車，400公斤的土筐，推到兩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複多少遍。“晚上回來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這麼累，他倆還是咬牙堅持著，原因很簡單，“在生產隊，一天只能掙兩三毛錢，在這邊給包工頭幹，一天掙三四塊。”那時候的賴昌星，身體素質好，幹活出色，加之能說會道，與周圍人關係很好。
工程做完後，賴昌星迴到了燒厝。在村裡的農機廠謀得了一個跑業務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針對非公有經濟的“運動”，廠子停產了。那是在1976年，當時還隸屬晉江的石獅鎮出現了螺絲大王、水產大王等八位年收入過萬的商販，是謂著名的“八大王”。該年，新聞紀錄片《鐵證如山》在全國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說詞稱：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餘萬元。
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對賴昌星的影響其實很有限。運動過去後，他很快就與五個村民集資辦了一個小的汽車配件廠，每個人出幾百塊，幾個人既當老闆又當工人。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資。工廠就開在其中一個集資者家裡，廠裡一共4個爐，每個爐灶4個人，一個拉風箱的、兩個掄大錘的，還有一個師傅掄小錘。
賴文建那時和賴昌星在一個爐灶掄大錘，10來斤的大錘，每天8個小時不停地掄下來，雖然也很累，但畢竟比在泉州打工時要好很多。只是他們的貨發出去，錢卻收不回來，讓他們很是鬱悶。這樣光拿工資，做下來一個月也才五六十塊。
這段時間裡，賴昌翁成天跟賴昌星膩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來我家”，兩人抽著兩毛八一包的“水仙”煙瞎聊。“他掄大錘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兩人用大錘打鑽頭，看誰更準，最後我都沒他準。”
致富的夢想
賴昌星的精力並不專注於勞動本身，他“萬能的頭腦”時刻都在尋找著更賺錢的路徑。在集資的汽配工廠幹了一兩年後，他做了一個決定：自己單起爐灶，開了一個紡織機械廠。因為沒有地方，他買下了自己家對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廠房，還請了個師傅幫忙。賴昌翁這個時候擔任著生產隊的出納，賴昌星的廠子要買煤、鋼材等原料時，有時不夠錢，找到他拿幾千塊錢墊上，過一兩天就過來還。
這個廠子帶給賴昌星的一個意外收穫是，在這期間，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間細節，曾傳章並不願回憶，只是粗略地概括為：“他那時到處聯繫麻紡生意，在蓮嶼這邊談生意時遇到了明娜，不久就託人來介紹。”這是在1981年。事後回溯，對於賴昌星而言，這場婚姻的意義除了完成傳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讓他找到了日後“事業”上最親密的搭檔。
事實證明，賴昌星出來單幹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相比汽車配件而言，做紡織機械的人還不多，更為重要的是，他趕上了改革開放後的來料加工型經濟大潮——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沿海村鎮蓬勃發展的製衣業，為他的廠子帶來了巨大的市場。除了做紡織配件，他也做利潤更高的紡織機床。由於廠裡沒有足夠的空間用來組裝，需要裝車時，還得借用小學的操場。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初具青年企業家的氣象，他擠火車、睡地下室，全國各地跑銷售，努力用自己的執著與熱情彌補文化的缺陷——最開始跑業務時，他甚至不會講普通話。在一張上世紀80年代初攝於河南的照片上，正在與客戶談生意的他蓄著小鬍子，穿著一件白色V領毛衣和牛仔褲，雙手交疊著放在翹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來幹練而誠懇。很快，繼父親大搞農村建設成為省裡的典型後，他的紡織機械廠也成為省裡領導參觀的對象。
紡織機械廠取得的成功，促使賴昌星相繼開辦了印刷廠、雨傘廠，並從中獲得了可觀的財富。賴水強日後接受央視《新聞調查》採訪稱，這個時候“錢很多，一年能弄到一兩百萬”。
在財富之旅的第一個巔峰，賴昌星做了一個讓人略感吃驚的決定：他到石獅去了。
賴文建說不清賴昌星是因為何種機緣去石獅的，只是聽說他在做紡織配件生意時認識了一些石獅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獅去了。也許是在做紡織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裝生產帶來的巨大利潤，他在1989年與一位姓吳的朋友在石獅開辦了“蝶燕服裝廠”。
賴昌星進軍石獅，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這個原隸屬晉江的小鎮，因為商品經濟急速發展，以至於原有的建制無法與之相適應，在1988年底脫離晉江成為縣級市。
《石獅市志》這樣描述這個過程：1979年，海關放寬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探親攜帶物品的規定。由於放寬的幅度大，大量僑貨港貨源源湧入石獅。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華僑和港澳同胞除帶進電視機1130臺、收錄音機6276臺、計算器25009臺，還有經中國旅行社託運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萬公斤，以及從郵局寄進的10.2萬餘包貨物包裹。由於華僑物資太多，重新出現了大量小商販，石獅成了聞名全國的“洋貨”市場。
據知情人的描述，當時石獅的汽車站幾乎是福建省內開通長途班車線路最多的一個。直到現在，“摩的”司機也會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訴你，晉江“摩的”的起步價是3塊，而石獅是5塊，“因為這裡是石獅”。
滑向走私淵藪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擁有了紡織機械廠、雨傘廠、服裝廠等產業，但據他日後對《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詹姆斯·麥克格雷格的回憶，真正觸動他的是倒賣電子產品所能掙到的巨大利潤。這個時代全民倒賣電視的瘋狂舉動，在日後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被親歷過此過程的導演葉京詳細描繪：幾乎全國的客戶都提著現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尋找可能的貨源，輕鬆一倒手間，價格便已翻了幾倍。麻煩在於，要解決貨源、運輸等問題，需要搞到各種各樣的“條子”。
賴昌星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1989年，他設法認識了當時在石獅市公安局任副局長兼政委、日後成為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的莊如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尋訪到的曾在1989年任職於石獅市公安局的兩位警官都拒絕了採訪，對於賴與莊往來的瞭解也就無從深入。
莊如順在石獅期間給予了賴昌星多大的幫助，一直是個謎。據賴昌星對麥克格雷格的回憶，當時，國營的中國旅行社利用渠道優勢，已經在電子產品領域建立了非常賺錢的業務，主要是出國人員為國內家人購買免稅電視、音響和家用電器。出國人員在回國前從國旅獲得免稅代金券。然後他們可以在中國憑票購買免稅產品，再帶給家人。
賴昌星組織並壟斷了此類代金券的二級市場。旅行社代理和導遊會替他從出國人員那裡購買這些代金券，然後賴再用這些代金券成車地兌換彩電和家用電器。他還進一步擴張業務，為海外華人組織打折中國旅遊團，這些海外華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給他的導遊。
在此過程中，賴昌星並不從事生產，他只是運用自己的組合各類資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騰挪倒換中攫取利潤。這對關係資源——他稱之為與高層官員的友誼——的依賴十分明顯。在財經作家吳曉波描繪的中國企業成長史中，在一切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中的轉軌期，利用兩種軌道之間的灰色間隙，通過倒賣各種指標積累財富的行為並不鮮見。
但賴昌星與其他企業家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中的很多人從這種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行為中及時收手，而賴昌星則滑向了比這還要深的淵藪——在石獅這個走私的前線，他很快發現直接走私的利潤空間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賴水強的話說，此時的他，“開始小小的走私，有時候混裝一點偷運進來，刺激了他，總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潤大，就往這個方向發展。”
石獅的走私風潮，幾乎與海關對僑貨、港貨的放寬同步。《石獅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東南沿海出現嚴重的海上走私，港臺走私船直接駛向深滬灣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錶、“三機”和日用工業品等。石獅周圍5個沿海公社的漁業大隊大多不同程度地捲入走私活動，甚至廣東沿海的走私貨也運到石獅銷售，使華僑物資失去競爭力，石獅市場銷售的洋貨，逐步為走私貨所取代。
而在參與走私最嚴重的永寧公社沙堤大隊，早在1980年，51艘漁船全部參與走私，涉及549人，佔該大隊人口數的67.73%。
知情者介紹，石獅的走私，其實從“文革”期間就開始了，一開始是手錶，之後是電器和摩托車，最後是服裝和香菸。
發跡之後
儘管做好了足夠的準備，但走在沙堤村，這個村子的富庶還是讓《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略感驚訝。在這裡幾乎看不到舊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層或二層以上的漂亮樓房。從敞開的大門中往裡看，內部裝修的精緻和家電的齊全，在沿海地區的農村裡也算少見。
村裡沒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邊。這裡的任何公共設施，小到籃球場、家廟的欄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資修建，因此，村裡最隨處可見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資名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很自然生髮的一種情感，是對宗族的強烈依賴和認同感。較之村落共同體的現實利益，國家利益顯得遙遠而抽象。
至少在賴昌星所在的燒厝便是如此。即便作為人民教師，對於賴家，賴世雄最樸素的感受仍是感念：當年若不是賴昌星的捐資，遠華中學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別家，給賴氏五村的子弟憑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說，還會讓村裡喪失一個固定的經濟來源——一個1500人的學校，每天產生的消費是多少？看看馬路兩旁密集的飯館就知道。
他進一步對記者分析，對於晉江這樣靠來料加工發家的地方來說，賴昌星帶來的廉價原材料無疑增強了本地企業的競爭力。
探討走私對於國家的影響，是個過於宏觀而專業的問題。這樣的影響往往隱而不彰，賴昌星似乎並不明白其與普通生意的區別。在接受麥克格雷格採訪時，他認為自己並未背叛國家，“我從來沒有偷國庫裡的錢，我只是在它們進入國庫之前才拿這些錢，它那時還不算國家的錢呢。”
賴昌星確信自己找到了最適合自己追逐財富的路徑依賴。被石獅稅務部門查封了在石獅的工廠之後，賴昌星並沒有因此而走回頭路，而是帶著400萬美元資產離開了石獅前往廈門，不久後移居香港，並在幾年後以港商身份重返廈門。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成為日後媒體津津樂道的那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卻仍保持著乍看之下與其身份地位並不相稱的謙恭。
賴昌翁最後一次見到老同學賴昌星是在1995年。那時，賴昌星要建88層的遠華國際中心，在挖地基時挖到一塊大石頭，請他去幫忙挖掉。此時的賴昌星躊躇滿志，要在廈門建一座遠華城。這位大老闆對困難時刻幫助過自己的兒時夥伴很親熱，“他跟司機講，這是我真正的老同學。”賴昌翁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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