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自古不產鹽，截止民國，食鹽基本由四川運往貴州銷售，民國16年以前，貴州還不通公路，所以，運輸方式基本是人挑馬馱，部分路線可以依仗水路運輸，可是由於水路時寬時窄，加之水流時漲時落，運輸起來諸多不便。
可能現在的人不太理解當時食鹽在普通百姓人家的珍稀程度，舉個例子，當時老百姓吃鹽，不是按自己的口味來任意增加或者減少食鹽的數量，而是將食鹽用一根繩子懸掛在灶臺上方，食用的方法又分兩種，其一，用餐的時候，用舌頭在吊著的鹽塊上舔舔就算是吃鹽了；其二，把鹽塊放在鍋裡浸一下，然後在放蔬菜進去翻炒。俗稱“吊鹽”和“涮鹽”“打滾鹽”。由於氣候，戰亂等各種原因使得鹽巴不能順利入黔分銷，有時“鬥米不得斤鹽”的狀況時有發生，原因是商人大量囤積，導致供不應求。
古時由川入黔的食鹽運輸，最開始是用貨幣結算途中的運輸費用，形式分為銅錢和碎銀，這裡不由得吐槽一下，現在某些影視劇動不動就從衣袖裡摸出一錠銀子，還重達50兩。事實上在民間，老百姓基本用的是碎銀，其價值也分銀子的純度而有不同。鹽稅由銅錢最後要統一核算為銀兩，將所有碎銀統一重新融化澆鑄為官銀，收歸地方財政，然後在上繳國庫。
貴州在周西城執政以前，川鹽入黔的路線基本有四條路線，從不同方向將食鹽運往不同的地區，在四川境內基本都是水路運輸，到達川黔邊界大部分路段改為陸路運輸，這四條道路分別是仁岸一線，合江經赤水－猿猴－土城－二郎灘－馬桑坪－茅臺村－鴨溪－刀靶水－扎佐－貴陽;茅臺－金沙；金沙－爛泥溝－安順。綦岸一線，江津－桐梓－松坎－遵義；石磕鎮－正安的安場。涪岸一線，涪陵－龔灘河－沿河－江口－思南。永岸一線，永寧－敘永－畢節（畢節分別發往威寧，水城，盤縣）；敘永－大定（大方縣）瓢兒井－大定,普定，織金，納雍等。
自從貴州平遠縣（今織金）人，晚清名臣丁寶楨任四川總督以來，決定改革鹽稅制度，將食鹽的產供銷實行壟斷，既榷鹽法。派遣專人前往貴州整頓鹽務，雖然在丁寶楨的一生中，此舉並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項政績，但對於貴州的鹽運史卻有著重要的影響。當然讓老百姓津津樂道的還是他發明的“宮保雞丁”這一菜餚。
丁寶楨親自委派貴州遵義人唐炯督辦鹽務，唐炯又推薦華聯輝（華家原籍江西臨川，其先輩於康熙年間入黔經商，定居於遵義團溪，世代運鹽販賣，積累豐厚家產，華聯輝系咸豐年間舉人）協助。在四川設置鹽茶道暑，在自流井設置官運局，一切招商引資均在官方監督下進行。商人需按約定的食鹽銷量向官府納稅，實行認購認銷，禁止食鹽在民間的自由流通。本質上雖然增加了朝廷的稅收，實際換湯不換藥，食鹽到老百姓手中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但是這一制度的施行直至公元1949年。解放前貴州的相當一部分財政收入就是靠鹽稅，當然，最有利可圖還是煙稅。
現在的食鹽都是細顆粒的晶體狀，當時為了減少在運輸中的損耗，將食鹽製成塊狀。民國時期，一包井鹽大概為180斤重，為了避免各個地方在價值換算中由於流通的貨幣不同，從而造成無法準確估算的情況，通常運輸期間無論是水運，陸運，儲存等形成的成本均以食鹽作為一般等價物，例如，一包180斤的食鹽，途中沒有發生意外的情況下，到達貴陽，折算下來，途中的運輸成本約為84斤。根據路程、時間、人工因素各地標準約有不同。
既然食鹽在產銷過程中存在較高的利潤，資本的嗅覺自然靈敏不過，較長時間內，貴州的食鹽運輸、銷售並不是貴州本地人把持，為了扭轉這一局面，貴州本地的官僚資本自是不會袖手旁觀，事情的轉機還得從何應欽的胞弟王伯群說起，王伯群為了籌集在官場上的資金，與貴州本地商人合作，首先由商人創辦永岸鹽號，然後通過本地錢莊運作成商業銀行，王伯群則通過與何應欽的關係，與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經過幾番討價還價，爭取到部分仁岸一線的食鹽購銷份額。王伯群在其創立的“聚康銀行”佔乾股（500萬法幣）。鹽號正式命名為“貴州仁記利民鹽號”。當時吳鼎昌任貴州省長，吳與其他鹽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本地商人聯名申請和上層共同運作，終於得到仁岸一線部分購銷權。
由於沿途山高路遠，時常有土匪出沒，每條線路都會組織私人武裝沿途護送，確保貨物的安全抵達。
貴陽市有一地名，至今也與當時的食鹽貿易息息相關，那就是位於雲巖區小宅區的鹽務街，如今還是鹽務集團的辦公地點和家屬院。可見這條不足1000米道路，見證了多少歷史的更迭和逸聞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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