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協和醫院有多牛？
- 林大鼻醫生北京協和醫院 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
- 11年前，協和轉來一個女孩，她的肺、皮膚和骨頭全都被病菌啃食到潰爛。為了治病，她在各地的醫院查了5年，還被取走了腰椎的一塊骨頭，但依然沒有結果，全國的專家都束手無策。
- 最後，在協和一個接觸不到病人的科室裡，有個女醫生查出了她的病因。2016年，我也接診了這樣一個病人。他的肺被病菌啃出了各種窟窿，左肺幾乎被掏空了1/3。他活著的每一秒，病菌都在不斷吞噬內臟。這次，救命的還是那個醫生。那個病人叫小希，一米六五的個子，只有30公斤重。他的肺部CT顯示，左右兩片肺上佈滿了小結節，都是被病菌噬咬出的洞。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過後，地板上鋪滿的水蟻，擠擠挨挨地重疊在一起。見過小希後，我發現他的嗓子裡也開始潰爛，血肉模糊。這意味著，病菌先是啃食肺部，現在又腐蝕了喉嚨。呼吸科的病，肺肯定都有問題。但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暫時不瞭解，只要病情比較溫和，也可以慢慢查。但小希病症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正在急速惡化，既查不清楚，還很兇惡。我不斷翻看病歷，卻找不到一點線索。為了尋求幫助，我拿著他那張極具衝擊力的CT，到處請同事給點意見。結果大家看完被啃食1/3的肺部，都倒吸一口涼氣。醫生群裡原本還有人分享不常見的CT，探討慘烈程度，可當小希的CT一亮出來，全場沉默。走投無路時，我想到了王澎醫生。
- 醫院有一個“特種部門”——檢驗科，裡面有個專攻病菌的“微生物組”，我們都叫“細菌室”。這裡的醫生能依靠病人的蛛絲馬跡，找出致命的病菌。有時，他們一張報告單就能換來病人生的希望。在這家高手雲集的醫院，王澎醫生擁有一個專屬代號——“微生物神探”。她每年能親手驗出上百種病菌，成捆的化驗單上都簽著她的名字。我入職那年，醫院就流傳著一句話“細菌室找王澎”。她成了我唯一的希望，所以剛從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連忙讓人送去檢驗科，務必交給王澎老師。檢驗科在常年不被注意到的偏僻角落，門口一片昏暗，只有遠處還亮著燈。
- 那天早就過了下班時間，但我驚喜地發現，這裡居然還沒有鎖門。我敲敲玻璃門，燈光下一個皮膚白淨、圓圓臉，看著就很親切的女老師抬起頭。她就是王澎老師，我趕快迎上去說明來意。王老師放開顯微鏡，起身抱來一大盒玻璃片，那是小希的標本塗片。她抬起頭看我，說的第一句話是：“這個病人，非常有意思。”她眼裡閃著興奮的光。她說懷疑小希得了一種很罕見的感染，但現在還沒十足的把握，需要問我一些關於小希的問題。我使勁點了點頭。“小夥子有艾滋病嗎？”“沒有。”“確定嗎？這個很重要。”我很有把握地說非常確定，一入院就查過了，除非是處在窗口期，我可以再給他複查一下。緊接著，老師又問了很多問題：他在哪裡生活？平時的工作生活習慣如何？免疫功能正常嗎？皮膚有破潰嗎？我一一回答，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把我問懵了：“吃過竹鼠嗎？”往回走的一路上，我禁不住想，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是什麼特殊的感染？第二天查完房，我給王澎老師帶來了結果：小希雖然在以“敢吃”著名的省份打工，卻從沒吃過竹鼠。
- 王老師說自己要查閱文獻，再做個花費不菲的二代測序。我抓住了這句話裡的重點，問什麼時候檢驗科也開展二代測序了？王老師表示沒有：“我是用自己的科研經費確認的，你回去等消息吧。”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檢驗科大概是醫院裡最不被注意的一群人，經費有限。而且王老師並不是什麼大牌專家，經費應該也不寬裕，就這樣還拿出來給小希額外做工作。
- 儘管如此，我的內心還是越來越不安，小希的情況一直在惡化，如果再得不到檢驗結果，真的就要扛不住了。當我第三次來到檢驗科，王老師總算透露說：“如果是那種病，沒有艾滋病的病人裡，小希就是第9個病患。之前的8個，幾乎都是我診斷的。”她細細跟我講解之前的病例。可我聽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曾經診斷的8個人裡，有多達5個人的骨頭被啃掉，2個皮膚上“長毛”，甚至最嚴重的那1個人，大腦裡都開始“發黴”。這其中，一個叫悠悠的女孩和小希的情況最像。
- 11年前，這個病情怪異的小女孩，驚動了整個醫院的頂尖力量。她總共住過7次院，且數次都能享受到全院頂級專家的關心和會診，沒有人不為她的病症所好奇。悠悠和小希一樣，19歲那年開始發燒，原本以為不是什麼大病，後來越來越嚴重。父母帶著她四處輾轉求醫，5年後來到我們醫院時，仍然沒有診斷清楚，只懷疑是肺結核。悠悠的病症比小希更嚴重，除了肺裡有了空洞，病變還啃噬了她的皮膚，以及全身多處的骨頭。5年時間裡，抗結核、用激素，卻始終無法阻擋疾病的腳步。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她比小希早8年住進了我們醫院的普通內科。
- 診療過程異常艱難，醫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膚、淋巴結，甚至腰椎的一塊骨頭，卻仍然沒有診斷清楚。最終，我們只能動用“內科大查房”——全院專家集體會診。這是半年才有一次的頂級待遇，通常只捨得留給最棘手的病人，這次機會給了悠悠。普通內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膚科、病理科、免疫科的專家們齊聚一堂，討論很久，最後得出了一個模糊的結論：結核不除外。開始抗結核治療後，病情緩解了一段時間，但不到一年，疾病以更加凌厲的方式捲土重來。悠悠不僅再次開始發高燒，後腰上也長出來一個腫包，而且越鼓越大。她再次回來住院時，腫包已經長到了半個手掌多的大小，摸上去還有波動，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正要爭先恐後地湧出皮膚。此時距離悠悠發病，已經過去了6年多，小姑娘被折磨得愈發虛弱，通過檢查發現，不僅後腰上，還有臀部、甚至脊柱旁邊，也都蓄積著膿液。大家都陷入了困惑，全身這麼多膿，真的是結核菌嗎？這次來幫忙的專家裡，又多了一個身影，那就是檢驗科微生物組的王澎。她把悠悠1年前的標本都重新看了一遍，確實沒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堅信，這個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種“狡猾”的病菌，只是因為這種菌太罕見，所以遲遲沒有線索。為了更精準地找線索，王老師親自來到病床旁邊取樣，對悠悠皮膚上的大膿包進行採樣，並立刻進行了接種。這一次，病菌沒能逃脫。經過層層判斷，王老師發現，這竟然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真菌—馬爾尼菲藍狀菌。
- 馬爾尼菲藍狀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極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時隱藏在土壤裡，還有竹鼠身上，伺機進入人體，這種真菌會蔓延全身，啃食人皮膚、內臟、大腦、骨髓。第二次內科大查房，主治醫生又把寶貴的機會給了悠悠。這一次，王澎老師也參加了。當時場內常有爭執，只是她堅定認為，悠悠的病情和馬爾尼菲藍狀菌脫不了關係。專家們反覆斟酌，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醫生進行手術清創，先把肉眼可見的敵人消滅殆盡。之後減少抗結核藥，主要應用抗真菌的藥物。王澎老師還特別叮囑臨床醫生，這種真菌實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寶就是會“變形”。在人體內，37度的時候，它是圓圓或者橢圓的形狀。而在室溫也就是25度的環境下，它慢慢伸出觸角，變形成發毛的菌絲形狀，沒有經驗的檢驗科醫生很難識破它的真面目。這種真菌帶有一種特徵性的玫瑰紅色素，可以把培養基或者菌落染成紅顏色，所以當你靠近顯微鏡，就會發現那些樣本里，開滿了一朵朵“人體玫瑰”。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很容易被誤診為結核。
- 萬幸的是，王澎醫生終於找到了病菌。經過及時治療，悠悠有了好轉，有了她的經驗，後面的病人也沒有那麼艱難了。當年種種艱難，聽得我愣在原地。我那時最想知道的，就是那8個病患的治療效果怎麼樣，小希現在還有沒有救。王老師報給了我一個慘烈的數據：“5個病人倖存，3個去世。”這在感染疾病裡，已經是極高的致死率。
- 而小希又會是哪一種呢，他能成為第6位倖存者嗎？王老師真的沒有讓我久等，雪片般的報告單同一時間飛回了病房。小希咽喉潰爛處取的拭子、咳出來的痰、氣管鏡從肺裡吸出來的分泌物、淋巴結組織、肺組織、甚至骨髓液裡，全都是馬爾尼菲藍狀菌。小希的喉嚨、肺、淋巴結，骨髓裡，全都開滿了“人體玫瑰”。巨大的絕望感包圍了我。這證明小希的治療方向一直都是錯的，抗結核、用激素、抗細菌，卻唯獨沒有用過治療真菌的藥物。現在發黴長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被啃噬得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來的機會渺茫。我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師出手了，幫我們找到病因。或許現在剎住車，調轉方向治療真菌還來得及。我後來也去查閱過那三個去世病人的資料，無一例外，都是發現的太遲了。雖然後來找到了真菌，但身體也已經被啃噬殆盡。當年悠悠雖然診斷清楚了，但後續治療仍然艱難無比，反覆住院總數達7次之多才倖存下來。我只能為小希祈禱現在不算太晚。不知不覺已經過去將近一個小時了，王澎老師依舊向我熱情地介紹這個病菌。我看著她，只覺得這種認真的樣子，讓人覺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兒。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準備了抗真菌的藥物。這個藥物不便宜，小希的父母陷入了兩難。他們先用便宜的藥物試了試，但副作用差點讓小希送了命。這個小插曲讓所有人心裡一驚，他的父母也毫不猶豫地決定換用安全有效的藥物。抗真菌藥物的療效一般很慢，小希卻擁有幸運的體質，他用藥幾天後就不發燒了。並停掉了之前的5個抗結核藥物，有食慾了，雖然體重短時間內恢復不了，但能明顯看到氣色好轉。父母高興壞了，我卻一刻也不敢掉以輕心。好轉的速度太快，我怕前功盡棄，再出現什麼么蛾子，也顧不上床位週轉率了，咬牙又留小希住了將近一個月的院。眼看著他一天天好起來，體重也增加到了80斤，一顆心才漸漸安穩下來。用藥將近一個月的時候，我給小希又做了一次CT，肺裡趴著的那層密密麻麻的“水蟻”已經變淡了一些，雖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復原了，但結果已經超出我的預期了。這個孩子之前經歷了太多病痛折磨，現在終於苦盡甘來。出院那天，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項。小希跟在父母身後，衝我揮了揮手。很快，我再次來到檢驗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訴王老師。她很開心的樣子，問我是不
- 真的，並且很快就記了下來：“實在是太好了，這是第6個活下來的！”她說自己正在積攢資料，想編寫一本真菌的圖譜，到時候也把小希寫進去。這樣更多人就能認識罕見的真菌，不至於兩眼一抹黑，在治療上走太遠的彎路。她還跟我講了很多未來的願景，突然，她停了下來，對著滿屋子的顯微鏡和玻片感嘆：“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時間實在是太少了。”即使心細如我，當時也沒有察覺到這句話背後的異常。小希出院那半年，我沒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只是因為一些小困難去找過王老師幾次。幾次接觸過後，我才明白，為什麼醫院會流傳那一句：“細菌室找王澎”。王澎老師實在太熱愛檢驗病菌這門手藝了。但凡有人來找她幫忙，再忙也不拒絕，有空就埋頭對著顯微鏡。大多數時候，病原菌不會滿眼都是，而是需要在顯微鏡下地毯式搜索。這是個良心活兒，曾經有個病人，在外院輾轉很久都沒診斷清楚，到我們醫院以後，很快就找到了結核菌。我發微信向王老師道謝的時候，她輕描淡寫地說：“這麼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個小時才把它揪出來。”
- 王老師的住所離醫院很近，僅隔著一條街，方便她往醫院跑。我有時候甚至會猜想，是不是顯微鏡下的那個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記的地方。對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熱情，常人或許很難理解，可我總覺得熟悉。在協和，每天都能看到全國各地的救護車，送來的病人往往走投無路，把這裡當作最後的希望。作為醫生，這種時候，我們總會不由自主想要投入全部。王澎醫生是最典型的，她幾乎將自己全部時間投入到研究病菌上，用近乎狂熱的態度追捕病人身上的病菌。科裡領導照顧她，減少了她的工作量，還讓她中午回家午休。但王澎總是擔心時間不夠用，說那本真菌圖譜還沒做出來，還有好多真菌等著她去記錄。她依然忘我的工作，不拒絕任何人的求助。那一聲“細菌室找王澎”，依然每天在各個科室響起。
- 只是好景不長，有一年的冬至，群裡突然發起了王澎老師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不相信，她家離醫院不過一百米，真有什麼事，肯定能及時搶救。可噩耗最終被證實，同事們都在震驚惋惜，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王老師留給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強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養好身體，同時作為單親媽媽，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年幼的女兒。她卻越來越忙，時間太少，因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大家看到的，仍然是那個任何時候、哪怕再小的大夫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都笑眯眯答應、隨時伸出援手的她。是那個熱心帶教其他醫院來進修的大夫，毫無保留傳授自己一身本領的她。還有最後那個，家距離醫院急診只有不到100米，卻沒有留給同事任何搶救機會的她。而她的女兒，年僅9歲。
- 王澎老師去世當天上午，原本是醫療成果獎彙報的日子，最後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講了。她的履歷絲毫不耀眼，在我們醫院甚至可以說是拿不出手。從一個大專畢業、檢驗科默默無聞的小技術員，用了20年時間成長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大屏幕最終定格在最後一頁：那是她的辦公桌抽屜，裡面一層一層碼放著的，全是疑難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我依稀記得，照片旁邊的一句話，“這是我願意做的事情。”王澎老師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揹著書包出現在了病房裡。我第一眼都差點沒認出他來，這個留著分頭、有點帥氣的小夥子，跟那個縮在病床一角、讓人誤以為是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個人。小希看到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林醫生，對不起，我記錯了你的出門診時間，只好到病房來找你了。”看他恢復得這麼好，我驚喜之餘又有點心酸，很想問問他，還記得那個找到你體內的真菌，才能讓你活下來的王醫生嗎？然而直到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 小希從來都不曾知道，檢驗科的王醫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在我們醫院，很多部門的錦旗堆滿庫房，甚至就連食堂都有人送錦旗。唯獨檢驗科，牆上乾乾淨淨。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病人能記住給他看病的醫生，打針的護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號飯的食堂姑娘。但那些僅僅出現在化驗報告單上的醫生名字，他們卻從來不曾留意過。作為醫院裡的“特種部門”，她們並不直接接觸病人，戰場在顯微鏡下。
- 這是群沒有錦旗，沒有鮮花，甚至可能從業一輩子，也聽不到一句謝謝的人。給小希看完病，我還是忍不住告訴他：“檢驗科有一位王醫生，就是給你找到真菌的那個人，她現在已經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當初她那樣用力去救你。”“哪個王醫生？”“就是你複印的化驗單，最下面一行那個王醫生。”怕他不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個微生物神探哦”。小希依舊是一副很疑惑的樣子，只能保持沉默。我不想給他心理壓力，於是不再講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說有事情可以隨時給我發消息。我是一個極少把聯繫方式留給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樣，我想看看他未來的生活，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師的延續。小希默默點頭，拿筆記下醫囑，隨後準備離開。只是走到大門的時候，他突然停住，說了一句“謝謝”。如果我沒記錯，這是他第一次說謝謝。
- 送別王澎老師是在一個冬日早晨，天剛矇矇亮，太平間的告別室外就開始排起了隊。因為醫院的上班時間是八點，每當我們送別戰友的時候，通常都會安排在清晨7點鐘。我穿著單薄的白大衣，懷裡抱著一束昨晚買好的白色鮮花，站在隊伍裡凍得瑟瑟發抖。白大衣的隊伍越來越長，我再一次回頭張望，居然在隊尾看到我們科一個深居簡出的泰斗級老專家。我趕忙跑過去攙扶著她，您怎麼也來了？她說自己不認識王醫生，只是看了朋友圈，覺得有必要過來一趟。“她是有大愛的人，我要來送她。”長長的幾百人的送別隊伍裡，只有同事，沒有一個病人。
- 我聽到不止一個同事在哽咽：“您診斷的那個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謝您賦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卻走了，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我轉頭看向同事們身穿白大褂，聚成的白色長龍，突然有些釋然。這裡都是會記得她的人。
- 檢驗科的醫生，更像是幕後的英雄。他們不會直接接觸病人，只會留下化驗報告單角落裡，那個不被人注意的簽名。這是一個聚光燈照不到的崗位，甚至沒辦法聽到病人的一句謝謝，而王澎醫生的選擇是竭盡全力地尋找病菌。
- 王澎醫生的妹妹告訴我，她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常常會用手去觸碰。那是她整日在顯微鏡下尋找線索，被目鏡磨蝕的印記。直到她離開的那天，眼皮上依然還有感染。大家總說，協和是病人和死神之間隔著的最後一道門。但這道門，也是由很多不被人關注的醫生撐起來的。或許到了這裡，我們唯一考慮的，是怎樣圓滿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
- 畢竟，當自己可能是別人最後的希望時，我們不能有一絲懈怠。
- 我們也習慣了沒有一絲懈怠。
- 我為有王澎醫生這樣的同事感到自豪
分享到:
閱讀更多 娜來nl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