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咳咳咳天籟
囚徒文化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理想國》中著名的“洞穴寓言”開篇就如此寫道。柏拉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解除人們的桎梏。他觀點的核心是，受教育的目的是被解放，不僅是個人、智力和哲學的解放，還有社會、政治和道德的解放，正是教育讓公正成為可能。
當寓言中的“洞穴”變為現代的監獄，寓言的內容卻出現了反轉。美國教育實踐顯示，教室並非總能令人解放，對一些人來說，正是教室讓他們被囚禁、孤立和異化。
過去40年裡，美國經歷了“監獄爆炸”，美國只擁有4%的世界人口，囚犯人數卻佔全球的22%。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數據，共有200萬人待在美國的監獄裡，其中絕大多數是有色人種的青年男子。美國司法部2003年的報告顯示，州監獄的囚徒中，68%高中沒畢業；聯邦監獄和州監獄加起來，只有13%的在押人員獲得了中學以上文憑。
值得注意的不僅是這些人早早跌出了教育道路，很多時候，正是學校的“零容忍”政策促使他們走上了犯罪道路。學校的管理者因為學生違反著裝要求或使用手機等輕微的違規行為而懲罰學生。
這樣的處罰成了年輕人參與社會和尋求個人發展的障礙，促使他們變得更加“刺兒頭”，被釋放後也容易再次犯罪。
直接的後果是，數量龐大的窮困學生，二三十歲的年華在監獄而非高等教育機構中度過。據統計，30多歲的美國黑人男子中，每10人就有1人待在監獄裡。對他們來說，成年儀式是進監獄而非進大學。
教育帶給監獄的積極影響
但是牢獄生涯並不一定意味著這些年輕人受教育的終結，有時候甚至是教育的開始。我在得州、紐約州和康涅狄格州的監獄教了8年哲學，總遇到類似情況。
羅伊進監獄前是卡車司機，記錄顯示他的餘生將在監獄度過。一節課後，他一邊調整用膠布粘在一起的廉價塑料眼鏡，一邊告訴我，“我從沒像在這個教室中這麼自由過”。
馬爾科姆也有類似經歷，他在自傳中寫道，當他在鐵窗之後發現自己寫信詞不達意時，便拿起字典開始逐條抄錄。“幾個月過去了，我根本都沒想起來自己在監獄裡。事實上，我的人生從未有過那樣真正的自由。”
隨著監管技術的進步，監獄對教育項目等的投入逐漸下降。2011年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報告顯示，美國只有6%的在押人員在2009~2010學年報名教育項目。
然而，2013年美國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報告稱，“有力的證據表明，教育對減少累犯有作用。”該項目負責人羅伊斯·戴維斯表示，“顯然，為囚犯提供教育方案和職業培訓有助於避免他們重返監獄，並能改善他們未來的職業前景。”
研究結論稱，每1美元的監獄教育投入，能在囚犯釋放後的前3年帶來4美元的社會收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04年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稱在監獄教育項目中投入100萬美元，將預防600起犯罪。
除了錢，學生和教師的體驗也應該計入監獄教育的評估中。2011年加州監獄大學項目的畢業生肯雅塔·萊亞爾說：“在聖昆汀監獄，教育的力量的確改變了監獄的文化，我們在監獄中越是有機會接受教育和看清自身的潛能，就越有可能改變不斷入獄的循環。”
2011年紐約教養改造機構的一份報告顯示，“監獄管理者也意識到了教育對監獄的積極影響：提供了良好行為的環境；出現了成熟、能夠影響囚犯的行為模範；減少了獄警和囚犯之間的緊張氣氛”。
用教育連接社會與囚犯
不利的是，監獄中的教育並不具備連貫性和系統性，完全依靠資金資助者和支援者掌握的資源，通常取決於監獄長個人的判斷。
即便監獄提供課程，囚犯也不一定能參與其中。課程雖是自願報名，但是競爭很激烈，有些還需要書面申請。教育項目甚至會被當成懲罰和控制囚犯的手段，獄警可以威脅囚犯不讓他們上課。
讓囚犯缺少受教育機會的也可能是經濟原因。比如，1994年的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不允許被監禁的人接受助學金，因此監獄教育只能依靠州財政或者私人機構的資助。
數據顯示，教育項目越多，越能節省美國納稅人的錢並保證社會安全。這些數據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向執政者、政客和批評家顯示，監獄教育項目實際發揮的作用。
羅伊的感慨讓我多年不忘。人們是如何在一個設計用來限制自由的地方，感知到自由的呢？一種答案是，自由是個人、內在的感受和理解。對於囚犯來說，自由意味著可以與過去對話，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想象和構建未來；它意味著能夠參與談話、解決問題；意味著被認可為一個完整的人。
當馬爾科姆和羅伊說“教育讓他們自由”的時候，他們表述的是前半生沒有過的體驗。貧窮、沒受過教育、不被接納，這些的確是“不自由”的。
教育的解放不僅對囚犯個人重要，對整個社會也重要。犯罪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裂痕，囚禁等懲罰是希望縮小這個裂痕，最好避免今後復發。
教育也有這個作用，它的做法是讓個人重新與社會相連。當一個人在社會中如魚得水，就會自覺建立跨越疏遠和排斥的橋樑，開始修復犯罪所留下的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