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朋友圈被一位十六歲的高中生刷屏了，緣起他寫給“方方阿姨”的一封公開信。
這封信的邏輯漏洞遍佈，而且明目張膽偷換概念後對“方方”充滿了揶揄之情，我大概能看明白他的主題思想。
平心而論，如果以一個高中生的文字水平來衡量，他考個文科類一本院校，完全是沒問題的。誰說邏輯混亂的人，就必須全盤否定他的才情呢？
就好比一個惡貫滿盈罪行累累的人，依然能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是需要得到他上面那個人的認可便是。
文革中的姚文元，就是典型例子。
曾經的我很崇拜姚文元這個刀筆吏，十幾年前也瘋狂搜尋過他的書籍小冊子，定價5分，上面印刷著毛主席語錄，也曾一度迷失在他營造的文字陷阱中。
姚文元行文擅於偷換概念，但在邏輯上他還是蠻剋制的，即便在偷換概念，依然能做到不動聲色，讀者很容易跟著他的思路走，拿現在的話講，就是能帶節奏，而且善用排比句，氣勢澎湃勢如破竹，一股直搗黃龍的勇氣，洗腦式地讓人不明覺厲並醍醐灌頂。
比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濤一樣，猛烈地衝刷著那些陰暗的毒蛇的巢穴。這種語句充滿著閱讀的快感，彼時的我在天涯雜談學著扔姚式板磚，百試不爽。
然而，姚文元文章的常識性錯誤，也是顯然存在的。為批判而批判，先預設立場，再行誅心之論，這基本就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套路。
再回到十六歲高中生的話題來，我倒是從他的公開信中，嗅出了一絲文革氣息。儘管他的姿態與姚的氣勢有著天壤之別，但本質上，他們想要傳遞的思想與觀念是殊途同歸的。
最近無聊，在刷豆瓣評分高達9.1分的電視劇《天道》，感覺挺有意思。而且昨天看的一集提到的文化屬性一詞，與今天文章的主題，似乎有著共性。
丁元英說：“透視社會依次有三個層面：技術、制度和文化。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任何一種命運歸根到底都是那種文化屬性的產物。強勢文化造就強者，弱勢文化造就弱者，這是規律，也可以理解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那麼知道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後，該如何用呢？丁元英說：無所用，無所不用。
比如說文化產業，文學、影視是扒拉靈魂的藝術，如果文學、影視的創作能破解更高思維空間的文化密碼，那麼它的功效就是啟迪人的覺悟、震撼人的靈魂，這就是眾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場、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與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販毒那樣耍花招，沒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風險。
破解更高思維空間的文化密碼，顯然，十六歲的高中生是不具備那能力的。但也不盡然，誰知道這個高中生是真還是假？在國家主義的互聯網生態環境下，對普通網民來說，證實和證偽都是一件麻煩事。
以我個人對文字的領悟和自信，昨天還沒讀完那封公開信就斷言，這絕不是高中生的文筆，我的傾向是體制內文人的應景之作，而且大概率是文聯人士，普通老百姓沒時間、沒興趣也寫不出那麼多文字。
今天方方老師的回覆也提到：這顯然不是一個十六歲學生所寫，更像一個五十來歲的摳腳大漢的作品。
如果這封公開信是浸淫文革多年的老棍子代筆，還真是具備歪解文化密碼的能力。他的公開信，歸根結底是在宣揚一種弱勢文化。何為弱勢文化？就是依賴強者的道德期望而破格獲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其本質是依靠和跟隨。
他說：我小時候，母親告訴我，吃人飯，要說人話，端別人碗，要服人管。顯然，以這種弱勢文化來教化眾人，極不科學。這種語句，既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又凸示著奴顏婢膝的態度，你吃的飯不是皇帝的恩賜，而是你勞動的所得，如果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那洋洋灑灑的幾千文字，就是居心叵測了。
1973年底，北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因在日記中對班主任批評其他學生時說出“拿教鞭敲你的頭”之類的話語不滿，和班主任發生矛盾，後致信《北京日報》質疑“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時恰逢批林批孔運動展開，時任中國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在看到此信後，立即給黃帥回信稱：“不是你和你老師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事”，決意利用此事掀起風波。
12月12日，《北京日報》對黃帥日記作了摘編，並加了編者按語後同其信一道公開發表，12月2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轉載。黃帥也隨之成為在教育方面“反潮流”的模範人物，一時間全國各地都展開了學習黃帥的熱潮，史稱“黃帥事件”。
我希望這樣的歷史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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