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以一個名微眾寡的小軍閥起家,最後能戰敗群雄,統北方,得力於他的善於用人者多也。選人是用人的基礎或前提,曹操也非常重視選舉人才,著名的“唯才是舉”政策,就是他為了廣羅人才而親手製定的。
一、“唯才是舉”政策所包含的內容
從有關記載來看,在曹操的一生中,曾多次頒發過選人的命令,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尚有三篇。
1，求賢令(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2，有司取士無廢偏短令(建安十九年—214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上,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守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3，舉賢無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以上三篇均貫徹了一個基本思想——“唯才是舉”。即重視人的才幹而不強調個人的品行,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可以舉用。曹操認為,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這是個普遍現象。只有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才能收到用人的實效,所以不可求全責備。他希望大家懂得這個道理,特別注意把那些因各種原因被埋沒了的人才,推薦上來,供我所用。
曹操的這些令文,均是針對東漢後期選舉的弊端以及那些保守分子的主張而發的。所以有些過激的言詞,譬如什麼“不仁不孝”、“盜嫂受金”之類,那是另有所指。實際上,從曹操集團的成員來看,真正品行不端的人,並不多見,而品行端莊的人,卻大有人在。特別是因為曹操很強調以智能取人,所以在他的集團中,那些具有文才武略的智謀之士,可以說是非常多。足見,當時負責推舉的人,對於曹操令文的用意,還是十分清楚的。
二、制定政策的指導思想
選人的最終目的,總是為了事業的成功。曹操乃創業之主,所以必須聯繫他的創業主張,才能把他的選人思想弄清楚。《魏志・武帝紀》中所載的袁紹同曹操的一段對話,極為重要,它有利於我們探明曹操選人的指導思想：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底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裴《注》引:“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從這段記載所反映的歷史背景看,應是發生在公元190年，即關東諸州郡的地方官起兵共討董卓的時候,此時,袁曹均處於創業立家之初,所以,話題雖然是圍繞著對創業立足點的選擇問題而展開的,但實際上是在各述其對事業成功的主要寄託或基本主張。因為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他們雙方,均是按照這次談話所確定的方針行事的。
曹操在這次談話中,集中地表達了他對事業同人才的關係的基本主張,歸結起來,有如下兩點:
其一、曹操反對袁紹把地勢之險固(即實力)作為創業之資的主張,而把自己事業的成功,主要寄託在人才的因素,特別是人的智謀的發揮上。
其二、曹操也不同意袁紹那種只知重蹈當年劉秀起家的老路的因循思想,而主變通。他認為,只要能做到駕馭群才有道,並注意隨機應變,那麼,無論把創業的立足點選擇在何處,均無礙於事業的成功。
總之,在曹操看來,事業的成功,要以任用天下的人才為前提;人才作用的發揮,要以駕馭人才有術作保證。這就是曹操在同袁紹的對話中所確立的基本思想。
曹操在創業之初,就把人才的因素,放在了事業的首要位置上,這是一個帶有戰略眼光的抉擇。他所制定的“唯才是舉”的選人政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的用人原則,以“功能”作為考查和獎賞的標準等等,均是由這一指導思想衍生出來的。
三、“唯才是舉”政策有利於克服東漢後期選舉的弊政
東漢倡儒學,崇名節,選人採取察舉徵辟制度。儒家的德行孝義,自然也就成了察舉的標準。
1，東漢後期選舉的弊政
當時掌握政權和選舉權的,多是世代為官的世家和鄉里大族,他們不僅自己以世代宗儒相標榜,而且他們的子弟以及門生、故吏,為了獲得仕進之途,也往往作出些矯情偽飾的行動,來獲取聲譽。這樣一來,德行孝義的名譽,往往被他們所獨佔,從而堵塞了寒門的仕進之途,埋沒了大批的人才。而獲得察舉徵辟的人,卻並不一定是真正的道德君子,更不見得有才。及至漢末宦官專政,選舉制度更加腐敗,察舉制度也淪落到了如諺語所形容的
“半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的地步,名實完全脫節,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了。
2，招賢納士的風氣興起
由於當時的官僚士大夫以及他們的門生故吏,在反對宦官專政的鬥爭中,曾以儒家的教義作標準,抨擊當時的政治、品評掌權派的人物,而他們自己,又以信守儒家的教條相標榜、相交往、相結合,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集團,這就是當時的“清議派”,他們的頭腦人物,就成為“名士”。這些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才幹見識也各異趣,只不過在反對宦官專政這一點上相同罷了。及至宦官集團垮臺,東漢政權也跟著名存實亡,其分化改組是不可避免的。
其中一部分比較保守的分子,因多出身於名門大族,所以政治上嚮往東漢前期的舊制,以保護他們的門第和特權,在思想作風上,仍堅持那一套舊習,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處處表示出一種同當權者不合作的態度,以獲取虛譽,其實並不見得有真才實學。
另一部分人,則採取了比較現實的態度,主張因時制宜地進行一些改革,以避免農民起義的再次發生和外戚宦官專政的再次出現,可以將其稱之為改良派。曹操在政治上就屬於這派人物。不論是屬於那一派的“名士”,他們因聲望地位都較高,所以社會影響和號召力也很大,在東漢政權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任何一個軍閥集團,沒有這些人的支持,就難以立足。
漢末以至三國前期杜會上掀起的一股招賢納士的風氣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被激盪起來的。
不僅曹、孫、劉三家,都很注意網羅人才,其他如袁紹、劉表等人,也均以“折節下士”而出名,甚至像殺人魔王董卓,身邊也招致了不少“名士”!不過,同樣是招攬人才,出發點卻不同,選人的標準也不一:有的是為了裝飾門面,如董卓;有的是為了獲取“禮賢下士”的美名,如袁紹、劉表等,他們都比較注重被招納的土人的門第和名望,而對於人的才幹則重視不足。加之袁、劉二人均屬於那種心胸偏狹的大,所以,即使有些才能之士投靠了他們,往往也得不到重用,甚至因嫉妒而被殺害,袁紹手下的田豐,就是典型的例。如此看來,他們收不到用人的實效,也就不足為奇了。曹操與這些人不同,他對於東漢後期選舉的弊政也有所認識,這樣他所制定的“唯才是舉”的政策,就具有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強烈的針對性,實屬一項審時度勢的決策。這正是曹操的高明之處。
3，“唯才是舉”的特點
“唯才是舉”這個提法,雖然比較晚出,但曹操的這種選人主張,卻是由來已久的。這一點,當時的人們都是清楚的。如荀彧、郭嘉,早在官渡之戰前,就曉得曹操主張“唯才所宜”。因為曹操的愛才之心,是見諸行事的:曹愛荀、郭之才,將二人的來投,比作當年劉邦之得張良;曹操看重劉備之有“雄才”及關羽之勇,不惜把他們放走;陳琳替袁紹草檄,罵及曹操之父祖,袁紹敗後,陳琳來奔,曹愛陳之文才,只以半開玩笑的話譴責了幾句,並不追究;這些事件,歷歷在目,集中到一點就是:它們均反映了曹操的思賢若渴,不計人之小惡的心懷;“唯才是舉”的政策,只不過是這種心情的文字表露罷了。
這一政策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提倡在“才”這個標準上人人平等,雖然事實上做不到,但其優越性是至為明顯的：
首先，它打破了漢末以來選舉重門第、重德行所造成的政權基礎狹窄,人才名不符實等弊端;
其次，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防範那些徒有虛名而無真才的人把持朝政、操縱選舉,以致拉幫結夥,任人唯親等所造成的政權內部的分裂；
第三，它向社會上各種有才於的人敵開了大門,所以最具有號召力。它受到出身卑賤、歷史上不夠清白之士的歡迎,那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豪族出身的“名士”,風流倜儻的才子,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行的武夫,以及三教九流、身懷一技之長的人,是歡迎的。而且,按照“求賢令”的要求,那些“至德”的君子,也在薦舉之列。可見,“唯才是舉”政策,並無反對忠孝義之意,只是反對過分強調而已。如果有所反對的話,也是指那些專靠矯情詐飾以取名,危言聳聽以取譽的偽君子,而不是指那些道德仁厚的真君子以及忠義之士。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套封建的道德來維繫,任何統治者也是很難實現統治的。
4，“唯才是舉”政策的推行
為了配合“唯才是舉”政策的推行,曹操還以身作則,招納賢士,提倡節儉,三令五申地強調獎功罰罪。建安十年(205年)他在打敗袁紹後,又及時地頒佈了“整齊風俗令”,決心對原袁紹統治區內以及社會上所流行的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等所謂“浮華”之風,進行整傷。在此之前後,還貶、殺了禰衡、孔融等人。因為這些人,正屬於那種“亂群”之馬。在曹操看來,上述不良的社會風氣,正是這類人物煸動起來的,所以非打擊不可。通過這些措施,就為“唯才是舉”政策的推行,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在“唯才是舉”的令文中,曹操雖然列舉了下列五種人作為舉薦的對象:即至德之人、勇果之人、文俗之吏、堪為將守之人以及洽國用兵有術之人。但重點卻在洽國用兵有術的智謀之士,而且還特別強調要挖掘那些被社會上瞧不起以致埋沒了的人才。
由於曹操的政策得當,所以具有很大的影響和感召力,在他的陣營中,不少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就是主動來投靠的;有些人甚至身在敵營之中,就已經為曹操服務。
總之,曹操的“唯才是舉”政策,克服了東漢後期選舉的弊端,在“才”這杆大旗的召喚下,集聚了一大批文臣武將和智謀之士。有些人,如果按照舊的選舉標準,是很難被錄用的。象于禁。樂進,他們乃行伍出身,後來均成了名將;張遼和徐晃,被曹操選於“亡虜之內”,他們在跟隨曹操南征北戰中的貢獻,是盡人皆知的;文臣如戲志才、杜畿、趙儼、裴潛、辛毗、王象等人,均系寒微出身,他們在曹操的營壘中,盡職效力,也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郭嘉,他出身既細微,又兼有因不諧於流俗而受到的非議,但經荀彧推薦,曹操就信之不疑,予以重用。郭嘉心懷感遇之恩,獻身曹操,至死不渝。據《魏志》本傳記載,他曾先後為曹操“畫奇策十二”,做到了嘔心瀝血,但卻從不邀功,因操勞過度,正當青春年華,最後競死在北征的途中。為此,曹操曾痛哭流涕,不勝惋惜地說道:
“良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結束語：
曹操這種“唯才是舉”的政策,在封建時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後世一些比較開明的君主,像秦主苻堅、北周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人,也曾步曹操之後塵,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類似的政策,實踐證明也是有效的。所以曹操的政策,雖然短命——隨著形勢的變化以及曹魏政權的逐漸被門閥士族所把持,在曹操死後,它就被以門第為主取人的“九品官人法”所取代了。
但是,這一政策給人們留下的經驗,卻並沒有因它的被取消而喪失其歷史價值。清人趙翼說過: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
這話講得是對的。不過,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那就是三國勢力的強弱,也是同三國之主招攬的人才的眾寡及質量成正比的,究其原因,這與他們的招攬人才政策的優劣,是相聯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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