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巴勒斯坦被視為世界的縮影，但這部新作則嘗試轉換兩者的地位，把世界當作巴勒斯坦的縮影。」 ──伊利亞·蘇雷曼
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雷曼曾經以故鄉為題，執導《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神的介入》及《時光依舊》，合稱巴勒斯坦三部曲。睽違十年伊利亞·蘇雷曼再度推出新作《必是天堂》，善以幽默喜劇的方式來呈現政治諷刺的導演，再次以他獨特的觀察視角帶觀眾聚焦在巴勒斯坦。伊利亞·蘇雷曼自編自導自演，以導演先生走訪各國籌資電影資金為背景，荒誕中流露出對國家的無奈與深情。
伊利亞·蘇雷曼以媲美法國導演雅克·塔蒂風格而聞名，這次的作品在72 屆坎城主競賽單元獲得評審團特別獎的《必是天堂》，仍能看到與雅克·塔蒂相似的冷調幽默。
《必是天堂》劇照
觀賞《必是天堂》，猶如觀賞環遊世界版本的雅克·塔蒂《玩樂時間》。兩者主角均以近似於默劇的表演方式，又不同於卓別林、巴斯特·基頓等等默劇大師的誇張肢體語言，剋制且安靜地帶領觀眾以旁觀的姿態遊樂於中，導演亟欲諷刺的觀點皆不借主角之口托出，而是於畫面中設計誇張的視覺衝突，靜待觀眾觀察、預留自行摸索的空間。這形成「一個現象，各自解讀」的趣味：在看似進步的文明世界裡，挖掘其背後所存在的、與先進表面不同的矛盾之處。
以《玩樂時間》而言，是與摩登世界相悖離的疏離人際，以及迂腐的人為制度，將世界邁向現代化的共同歷程，濃縮成先進的巴黎城市；《必是天堂》則反向設計，遊走巴黎、紐約，將國際領導國家的陋習與導演家鄉：巴勒斯坦比較，揭露東西方政經局勢處於天秤兩端國度的共通弊端，把自身文化與政治的經驗放諸於世界，使得全世界實則與巴勒斯坦無異。
《必是天堂》劇照
即便伊利亞·蘇雷曼風格與雅克·塔蒂近似，卻因兩位導演的身世背景大相徑庭，使得《必是天堂》比起《玩樂時間》在文化批判上更多了政治解讀──伊利亞·蘇雷曼的巴勒斯坦裔身份，其常年不受到國際認同的國族壓抑，促使《必是天堂》主角的旁觀噤默，在冷靜自持的觀察之外，相對於《玩樂時間》更多了國族認同的探討層面，讓默劇的表演設定不再是自發性的沉默，而是巴勒斯坦在國際舞臺上面臨西方文化以及政治霸權時，被動地失去了話語權的真實寫照。
因此本片主角僅有的兩句臺詞：向歐美人士表達自身國族歸屬的內容，從全片噤默的主角口中說出時，反倒不突兀了，而是壓力鍋開鍋時迸出的強力氣息，擁有宣示的力量。
然而，雖然伊利亞·蘇雷曼極力藉由兩句臺詞來解釋自己的國族身份，身為拿撒勒人的伊利亞·蘇雷曼在沉重的身份認同包袱下，卻不帶著居住於這座（基督徒與穆斯林沖突）聖城的巴勒斯坦人慣有的激進愛國民族主義。其原因則可追溯至其早年，因非法移民的經歷遊走西方世界，閱歷東西方文明共有的不公不義之事的經驗，使得導演逐漸有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因此在其先前的「巴勒斯坦三部曲」以及這部《必是天堂》，都未見國族間的仇恨情緒，而是在各類接連不斷的荒謬奇聞瑣事中，以冷靜但嘲諷的態度對著觀眾拋出：「這樣是否夠中東，是否夠巴勒斯坦？」的疑問，同時尋找著自身的歸屬。
《必是天堂》劇照
從伊利亞·蘇雷曼「巴勒斯坦三部曲」到新作《必是天堂》，可清楚看出導演身份認同的尋覓軌跡：
「摸索家鄉」－《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細細描繪家鄉拿撒勒城鎮居民的生活輪廓，以小民間的日常人際衝突，隱喻看似太平的家鄉其實潛伏著戰爭危機；
「家鄉與周遭國度關係」－阿拉伯女忍者與以色列軍人的對決，接連不斷的暴力相向，諭示了以巴衝突的悲觀前景；
「深掘地域」－一個家庭的四段歲月記憶，濃縮出巴勒斯坦人六十年的苦難歷史；
新作《必是天堂》，前往巴黎以及紐約兩大影視工業重鎮尋找電影投資人的故事，則是「透過外人之眼看家鄉，以自身之眼看外鄉」，凝視東西方差異的對照，完整了導演身份認同的旅程，也因相互比較而讓態度顯得開放、溫柔起來。
《必是天堂》劇照
《必是天堂》從巴勒斯坦鄰居奇異的作為，以及叢林中不合邏輯「走一步退一步」運送水缸的少婦開始，象徵著導演本身對於自身國家發展停滯不前、荒誕無理的人際文化的偏見與不認可。然而出走家鄉後國外的月亮就比較圓嗎？對於導演「拍一部中東和平喜劇片」的構想給予訕笑而漠不關心的美國製片人、滿街警察執行著例行性呆板考察的巴黎街道、受過思想啟蒙薰陶仍然愛地鐵逃票的法國人、受到種族歧視的黑人見到巴勒斯坦人的獵奇目光、手持槍械是再正常不過的美國日常等等，在在顯示了任何國家都非完美無缺。
而電影情節對映原文片名《必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 ），以及高曝光、帶有透明感的、普世想像中天堂樣貌的攝影色調，構圖出空空蕩蕩、有著超現實氛圍的背景畫面，建構宛若天堂的舞臺，但同時讓角色在天堂舞臺上演著荒誕戲碼，這樣的地方究竟是否就是天堂？或者，何處是天堂國度呢？
《必是天堂》劇照
剪不斷，理還亂。糾結不清的歷史與民族因素成為巴勒斯坦人世代的苦悶。也許如此，這位導演先生木訥寡言、臺詞極少，但能從他的視角中隱隱窺見了巴勒斯坦的日常樣貌，也從一趟旅行中看見世界之於他是如此矛盾與荒謬。
巴黎的浪漫中有官僚的荒唐、人們的粗劣及自私，紐約的繁榮表面下盡是人與人之間的防備與疏離。他的作品先是被巴黎的電影公司指出「這不夠巴勒斯坦」，接著到了紐約更完全被忽視。強權的霸凌與威脅無所不在，隨著導演親自走訪，這些印象中高尚的、夢幻的城市被帶有諷刺意味的調侃一番。而從另一面看來，巴勒斯坦的命運被西方威權擺佈，卻少有人外人瞭解這個國家經歷的劫難與苦衷。
數十年以來的衝突與糾葛，巴勒斯坦人踏上一場望不見盡頭的流浪，在抗爭與失敗之間輪迴，新的世代也與此之間誕生。在和平到來之前還有多少路途要走，世代之間對國家、民族與歷史的想法又存在了多少差距，集體的認同與記憶成為走上這條漫漫長路的本錢。 電影從故鄉歷史、戰爭，導演伊利亞·蘇雷曼這次把焦點單純的放在「巴勒斯坦人」，無論在世界各地的組織協會或異國城市的出租車上，導演用電影說著：他們都是巴勒斯坦人，期盼流浪終點的家。
《必是天堂》劇照
片尾開放式的結局，或許無法提供一個確切答案，但當回到巴勒斯坦後，鄰居的行為雖然荒謬仍有可愛之處、叢林間的少婦開始以正常思維的方式運水來看，或許一個國度的可愛或可恨，終究在於比較以及心態的調適，一個轉念即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而最後一幕舞廳中的巴勒斯坦青少年隨著在地與西方風格融合的舞曲狂歡的畫面，也能對應到導演世界公民的觀念。
巴勒斯坦獨立建國被承認的那天，或許導演有生之年無法見到，甚至下一代仍無法完成，但「拍一部中東和平喜劇片」所希冀的「中東和平」，就存在於新一代之中，如同背景音樂東西方融合的結晶舞曲，國族、國界的觀念存在於轉念之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族、國界或許是沒有必要存在的藩籬，而此部分與雅克·塔蒂《玩樂時間》片尾所示雷同：即使這片城市再混亂，怎麼看待這些事情的態度決定了活在這片混亂中的方式，笑著玩樂也是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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