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是我們教給日本的，「衛生」一詞卻是日本教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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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前段時間日本捐助物資上的幾句詩詞，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兩國文化的親密性以及中國古典文化對日本的巨大影響。

然而到了近代，這種文化傳播的方向卻發生了翻轉。許多我們熟悉的現代漢語詞彙——例如憲法、共和、科學、權利、社會——是泊來自日本的，這其中也包括“衛生”一詞。

實際上，“衛生”並非日本的“原創”，這兩個字最早出現於《莊子》中，原意是養護生命，與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意義完全不同，現代漢語的衛生之意，是日本人長與專齋重新賦予的。

這一改，絕不只是一個詞語在語義上的簡單轉變，而是相應的伴隨著一整套思維意識與制度框架——它為現代衛生觀念和公共衛生制度建立起了一個“歐洲-日本-中國”的傳播路徑。

在（1875年）寫作《國家醫學編碼》的草稿的時候，我考慮用直接翻譯（自西方）的詞語——如kenkō（健康）或hoken（衛生）。但是這些詞看起來太過生硬和蒼白，所以我努力地想找到另一種最恰當的說法。

接著我回想起《莊子·庚桑楚篇》裡面的衛生（eisei）一詞。當然在原文中這個詞的意思與西方概念有些差別，但是其中的字看起來高雅而意蘊無窮，於是我選擇了他們來表示政府管理的衛生保護。

——長與專齋，《松香私志》

1872年，日本政府派出了一名34歲的醫生長與專齋（1838-1902）作為外交大使的醫務隨員，前往美國和歐洲。

他回到東京後，努力地試圖找出一種方式來翻譯他在海外所見到的東西。在歐洲和美國，他看到國家關注衛生已經成為統治的基本要旨。

各個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致力於建立一個將工業化、教育、警力和實驗室與個人的健康相聯結的網絡，形成國家的健康。

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特定的詞彙來描述這個系統，長與希望能發明一個日文詞——以漢字組成——可以適當的翻譯出這些意思：政府對其人民的健康提供廣泛的供給和監控。

25年後當他在記憶裡回想搜索時，中國道家的著作《莊子》中的衛生一詞閃現在他腦海，成為一個再恰當不過的翻譯。

衛生是以“衛”和“生”兩字組成，給了這個新翻譯過來的衛生系統與過去的一種“高雅而意蘊無窮”的語言聯繫——雖然這種聯繫的另一頭是日本的鄰國，中國的古代。

長與專齋

以研究中國現代詞彙的組成而著名的弗雷德里戈·瑪契尼認為，一個全新意義的“衛生”是“在日本發明並在19世紀末輸入中國的”。

19世紀後半期，日本的學者們在遇到歐洲文本時運用中國漢字創造出了新的術語詞彙：憲法、共和、科學、權利、社會。

瑪契尼指出雖然衛生是基於中國已有的詞語創造的，但是現代漢語裡的衛生應被視為純粹的新語彙，是一個從日語借鑑過來的新詞，因為“在日本賦予這個詞的意義與它的原義（保衛生命）有著很大的差異”。

長與專齋與歐洲的公共衛生

在1895年的回憶錄中，長與專齋用了一句中國習語來表達他在1872年初次抵歐時，對保健和衛生意義的感受和理解，就如“身在廬山中”一樣。

在這裡這個日本現代公共衛生系統的創造者之一引用了一首11世紀的中國古詩：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首詩是宋代詩人蘇軾在遊江西廬山時寫下的《題西林壁》，從此就有了一個習語，“廬山真面目”。

這句習語表現出蘇軾巧妙地將地形轉化為精妙的佛理，“廬山真面目”意味著突然看見出現在眼前的真理，往往只能看到其中一部分。對長與專齋而言，去歐洲和察看它的衛生管理狀況猶如“側面看廬山”：

長與專齋是幾個參與了明治維新核心勢力的西醫之一。這個幹勁十足而雄心壯志的群體包括石黑忠真、松本良順和後藤新平，決心將衛生作為新興的日本國的中心議題。長與專齋是這幾人之一，但是他的經歷在明治早期可能是最具語言和文化的複雜性的。

早在1850年代在他開始在大阪學習西醫的時候，就初遇了“廬山”。在長崎，他接觸到荷蘭醫生的西醫著作及文章的譯文，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最後，在1871年長與以巖倉具視使團醫學觀察員的身份遊歷歐洲和美國。長與所接觸到的醫學是一個多語的世界：有荷蘭語、德語、日語和英語，而且他還經常用中國的古詩來描寫他的經歷。

日劇《仁醫》中的緒方洪庵

長與專齋16歲前往大阪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從那時起便開始了對西醫的探索。在德川幕府將歐洲人從日本驅除出去，只留長崎一地與荷蘭通商後，荷蘭的書籍就成了日本瞭解西方的窗口。

醫學成為後來形成蘭學的語言和科學研究中最輝煌的部分。儘管幕府懷疑和壓制平民的行為，但是從18世紀早期開始，一個由日本醫學家組成的小團體就開始投入到荷蘭的醫學著作的翻譯和學習之中。緒方洪庵是19世紀最活躍的荷蘭醫學翻譯家和醫學家之一。

緒方熱衷於改進他的職業的地位，在1838年，他開辦了醫學和翻譯學塾——適適齋。

在適適齋中，長與專齋從老師的翻譯書籍中學習歐洲的解剖學、藥理學和醫德，尤其是緒方翻譯的（從荷文翻譯的）著名柏林教授克里斯托弗·威廉·胡佛蘭德的著作《醫學手冊》（Manual of medicine,1836)。

除了用翻譯外，緒方還用荷文書籍來教授他的學生，其中許多是譯自德文的。為了學習西方醫學，長與和他的同學不得不去啃日荷詞典，並鑽研艱深的荷文語法。

1858年，長與專齋從緒方的適適齋畢業，之後他去了九州西部的長崎，在那裡跟隨一名真正的荷蘭人，約翰尼斯·龐培醫生，繼續學習荷蘭醫學。在龐培的指導下，長與的荷蘭語發音有了進步，並學習如何運營醫院。

龐培在1858年九州爆發霍亂時對日本公共衛生的批評給長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龐培和德川幕府創辦的醫院在瘟疫後繼續運營，成為日本第一所政府出資的西式醫學機構。1868年，長與專齋成為這所醫院及其附屬醫校的主管。

長與專齋潛心研讀歐洲科學書籍，在譯著中學習醫學，並開辦了一所小型醫學校：但這些經歷跟他遇到廬山之後的相比，成為純粹的小打小鬧。

長與在1871年參加了巖倉具視使團，“進入廬山”的機會來臨了。該使團是由新的明治政府派出，其原本目的在於與西方就以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進行談判。最後，

日本看到了清帝國在英法手下的失敗，以及美國想要用類似的手段來“打開”日本的大門。

1868年歸政天皇給武士領導的強國計劃賦予了合法性，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巖倉具視使團給新的明治精英們一個機會踏訪全球以尋找國家富強之道。

使團的行程自西至東遍佈三大洲，訪問了包括應邀到訪的(但不止於這些）舊金山、華盛頓、紐約、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羅馬、維也納和莫斯科。兩年間，數十名官員、貴族和學者與使團隨行，在他們所經過的每個國家的議會、選舉、工業、立法、學校、監獄和醫院的結構和功能中尋找通向現代性大門的鑰匙。

巖倉具視使團的核心成員，中間為巖倉具視，右二為伊藤博文

作為日本第一所官辦的西式醫校的校長，長與專齋關注的焦點在於西方的醫學教育。對長與來說，這趟旅行的開端並不佳。

除了對邊境上的城市，如鹽湖城的下水道系統和公立醫院印象深刻外，他對美國總體上覺得無聊和無味。在華盛頓的一所醫科學校，他和他的同伴遭到了白人教授的種族主義歧視，於是長與便離開使團，獨自前往歐洲。他比使團提前幾個月到達英國。在考察了倫敦的衛生著作和公共衛生組織之後，長與去了以最近以西方的醫學教育中心而聞名的德國。

在後查德威克時代的英國，公共衛生成為“一種基礎性的改革，是其他所有改革的輔助和必要條件”。

長與是否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首要地位在英國是在近三十年裡開始和樹立起來的，這個不得而知。在查德威克的報告之後，1848年、1853年和1866年的霍亂風波更增了公共衛生改革的緊急性，但是政府權力增強的思潮卻阻礙了衛生人員們主張由國家管理衛生的設想。

倫敦市工業局負責的工業化計劃本可以改善城市的衛生狀況，但是泰晤士河下面的下水道直到1858年國會大廈關閉後才改變了“奇臭年”的狀況。

在瘟疫緊急期間，國家通過了無數條法令呼籲在各個社區建立衛生官署，但是直到1875年《公共衛生法案》通過後，一個國家體系的衛生區域和衛生官署才在全英國建立起來。

在1872年的時候，長與可能見到了這個系統的雛形，每個區域設置一名衛生官員和一名衛生委員，負責監控和報告瘟疫情況以及保證衛生改革的實施。每個社區的衛生都需要當地事務委員會的參與，這一點給長與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認為這種形式尤其適用於日本。

但是正是德國才令長與感到他終於“進入了廬山”。1872年到達柏林後，長與專齋不僅僅只看到了宏偉的醫院、閃光的實驗室和一個發展中國家衛生機構的開端；他還看到在這個社會里，醫生是主要的政治活動家，實驗科學家引導著公共輿論。

在柏林，長與在夏洛特醫院附屬的腓特烈威廉醫科大學學習。該大學的首席教授便是克里斯托弗·胡佛蘭德，即緒方洪庵翻譯的醫科全書的作者。

對長與而言，柏林之旅就是一趟前往自己醫學知識源頭的朝聖之旅。在回憶錄中，長與在柏林感到百感交集。他確實深深地欣賞這個大學的傳統和實驗設備，但同時他亦感到，相形之下，他自己在日本的學校設施是多麼的簡陋。

在柏林期間，長與專齋注意到的不僅是醫科大學裡明亮的本生燈。十年前，社會革命家和細胞病理學教授魯道夫·菲爾紹入選了柏林城的市議會。成為政治家的菲爾紹堅定地相信，疾病發生的源頭是能夠被消除的，而且國家有能力創造衛生，因此他不知疲倦地忙於建設一個無瘴氣的柏林。

1860-1870年代間這位議員教授推動了全市地下排水系統的建造，於是引起漳氣的垃圾便不會在城市的土壤中聚集。

菲爾紹也對柏林的醫院，如夏洛特這樣的大醫院進行改造，使其照明和通風條件更佳。通過他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在《官方醫學》上發表的無數文章，菲爾紹這位科學家塑造了柏林城的政治，並使得市政府肩負起城市衛生的責任。

在新納入統一的德國南部，另外一位實驗科學家，馬克斯·馮·佩登科弗爾，也影響了城市的建設和政治。早在1840年代，佩登科弗爾就兼任兩個職務，慕尼黑大學的化學教授和巴伐利亞內政部的醫學顧問。

和菲爾紹一樣，佩登科弗爾相信瘟疫是由聚集在土壤中的垃圾產生的瘴氣引起的，他堅決的推動慕尼黑政府建設排汙和供水系統以淨化城市。從他的實驗室，佩登科弗爾將衛生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量化——空氣、土壤、水和食物的組成，通風的可貴，穿著的品質，清潔的功用——並試圖把這些數據直接應用到環境改善中去。

佩登科弗爾的工作在二十年後被羅伯特·科赫的細菌理論超過。然而，長與在德國的時候瞭解到的是一位成功的化學官員佩登科弗爾，此人被譽為歐洲“實驗衛生”新科學的奠基者。

在1872年，德國在俾斯麥的領導下正開始把這些地區性的公共衛生現象推廣為國家制度。但是一個全面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衛生管理體系的大致輪廓已經在當時德國的著作中勾勒出來了。

喬安·彼得·弗蘭克的《醫學警察的完整體系》，初版於1779-1817年間，描述了政府負責衛生的總體計劃。弗蘭克設想發展一支醫學警察，負責排除問題、監控瘟疫、執行防疫和公共及甚至家庭衛生條例的實施。

在德國期間，長與專齋可能也看到了愛德華·萊克的書，他的大作《衛生的體系》1871年剛剛出版。在他的體系中，愛德華提出了國家應關注的四種類型的衛生：道德衛生、社會衛生、飲食衛生和衛生警察。

長與主要從對愛德華的體系的介紹中，瞭解到了同時期的德國人對衛生和國家的看法：

衛生是這些原則的總和，衛生的實行是為了保持個人和社會的健康和道德，破除疾病的根源，使人身心高貴。總的來說，衛生包含了全部的精神和道德世界，並與所有有關研究人類及其環境的科學相關聯……它是哲學，科學，以及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健康生活的藝術。

可能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長與終於瞭解了當時在歐洲進行的衛生運動的意義和範圍：

當我在歐洲和美國調查各種各樣的醫學體系的時候，每每在我表達觀點時，總會聽到“衛生”和“保健”，在德國是“Gesundhe-itsplege”這樣的詞，一開始我只是看到它們的表面價值，但是隨著調查的繼續，我逐漸認識到它們並不簡單的意味著個人自己的健康……我發現它們指的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管理體系，負責保護國家的全體公民的健康。

長與說他最初在美國和英國聽到“衛生”這個詞時，並沒有領會它的全面性。他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這是一種超越了個人責任的保健模式，包含了政府管理和社會建設。對於一個尋求以快速地採用全新體系的統治方法來實現現代性的國家精英而言，包含在這些諸如萊克的《衛生的體系》和弗蘭克的《醫學警察的完整體系》等全面性著作中的信息非常具有吸引力。

確實，在回到日本後，長與似乎就以解讀萊克和弗蘭克作為他為明治政府規劃的衛生管理方式。長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實體，可以成立一個單一而全面的行政部門用來排除生命危險和保障民族福利。

它包含生命的各個方面，不管是大還是小，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包括消除疾病和瘟疫；它將為窮人提供援助和保持街道的清潔；它將控制飲用水和排汙管道，規劃街道和房屋建造，管理藥物，燃料和食品等的製造。它將成為國家行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帶著對全面的政府行政機構和衛生的憧憬，長與為日本勾勒出一幅理想的衛生現代性圖景。

把莊子化入國家職能中

在長與專齋回到日本後，他的首要目標便是為明治中央政府建立一個官方醫學機構。對於這位由蘭學學者轉為國家醫生的人來說，第一步便是要為這個公署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日文名字。

在他環遊世界時曾經遇到過諸如sanitary,hygiene和Gesundheitsplege（保健）這樣的詞，包含公共和私人的疾病防治方法的雙重含義。有一些日本漢字看起來似乎可以表達類似的意思：kenkō可以用來翻譯“健康”，而hoken(保衛和強健之意）可以用來翻譯“衛生”。但是，在長與專齋看來，這些詞表達的意思過於私人化，指的是個人的衛生行為。

德語的öffentliche Hygiene(官方衛生）描述的是政府結構，但是長與想不出一個日本現有的詞彙可以等同這些意思。他希望能找到一個詞既結合了個人的行為，但又首要強調國家的角色。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的日本版《莊子》

在他的回憶錄裡，長與說他在1875年時轉而向道家的經典《莊子·庚桑楚篇》裡尋求解決他的翻譯困境的辦法。在庚桑楚篇裡，南榮趎向老子詢問以“衛生之經”避死之法。衛生正好給了長與靈感，抓住了他的新衛生官署設想的精髓。

長與將他的這個時刻稱為語言的勝利，繼而便提到道家原文裡的衛生與他所要創立的國家體系後面的原理是有區別的。

在這段話裡，莊子稱最佳的“衛生”之道就是要像初生的嬰兒一樣自然，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佩登科弗爾和俾斯麥的思想差之千里。

另外，長與把《莊子》作為他的發現，似乎有一點不誠實。因為在中國，衛生這個詞已經很普遍地用於描述各種各樣強身健體，抵禦疾病，延年益壽的飲食和運動行為。

如果這個詞在日本用得也很普遍的話，那麼為什麼長與要把他的選擇歸與中國古代的哲學《莊子》呢？

威廉姆·約翰斯頓提出長與有意識的選擇衛生是因為它的第一個字，“衛”傳達出“管轄和巡視一個地區”的意思，因此與長與試圖在日本複製的德國模式中的醫學警察有相關聯之處。按照這種解釋，長與想象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並給他的機構配備“管轄生命的機關”。

實際上，長與對於衛生警察在日本的適用性多少是有些矛盾的。儘管他對德國模式全身心地熱衷，但是長與想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些改變，培養出具有衛生意識的地方精英；他實際上支持建立英國模式的公民議會來負責地方衛生。

另一種關於“衛”的意義更確切的解釋是，用武力保衛或設立堡壘保護某種重要珍貴之物。

顯而易見，長與希望能用他的新機構來保衛明治新政權，因為它處在西方侵略者環伺，虎視眈眈的敵意世界裡，面臨著一個未知的將來。長與觀念中的衛生結合了英德兩種體系的最優因素。它不僅僅是實驗室和防疫：它還包括教育、福利和大眾參與。

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將創造出一個強健的群體，可以建設和保衛新國家。“保衛生命”是一種恰當不過的說法，因為在長與的觀念中，新機構將保衛公民和國家的生命。

長與將《莊子》作為他的出處並不只是要展示他的博學，這也是一種向他的導師緒方洪庵及其適適齋致敬的方式。這個學塾的名字大概可以翻譯成“愉快的，愉快的書齋”，儘管這樣翻譯會有失其原意。

這個適字的重疊用法是緣自《莊子·大師宗》篇。這篇描述的是古之真人的品德，這些古代聖人的美德是那些想探索他們的人無法達到的。

他們不自適其適者，而是適人之適。然而同時，他們卻不會因名利而棄其志，即使九死而無悔。因為其中有中國古之真人的含義，翻譯成英文的愉快學習的書齋只能體現適適齋這個名字的部分意義。在19世紀的日本，學塾名字中的兩個適字揭示了武士教育與中國哲學著作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緒方洪庵的譯著

不過，對於許多蘭學界的人而言，適適二字的用法可能也是一種對荷蘭著作中的歐洲醫學倫理的描述。緒方創辦適適齋時正值他開始翻譯克里斯托弗·胡佛蘭德的《醫學手冊》。在日本，《醫學手冊》最著名的部分是末篇《醫生的關係》（日語，Fushi ikai醫師之德），這一篇的譯文在蘭學學者中流傳甚廣。

這篇簡略地論述了職業道德，表達了胡佛蘭德關於醫生的高尚責任的理念，醫生應當為他們的病人、同僚和公眾服務。胡佛蘭德著作在日本反響熱烈，體現了它所傳達的主旨正合蘭學醫學家們努力建立及將其職業合法化的需要。

對於19世紀早期的蘭學行醫者們而言，這篇文章包含了理想化的歐洲醫學傳統的基本性質，在醫學中發現樂趣和無私地為病人和社區服務。緒方洪庵首次將這本書完整地翻譯出來，他對胡佛蘭德的著作也相當認同。

緒方學塾的名字——適適齋——是引自中國古典文獻。同時，它也是向這位柏林醫學教授致敬，並傳達了一個在日本新興和混雜的醫療職業的抱負。緒方洪庵醫學塾的名字表現了日本的蘭學醫學家們有著豐富的東西方資源可以獲取——並對這兩種資源都持讚賞態度。

所以，對於長與專齋來說，從道家經典《莊子》裡選擇衛生是向他的老師和學校的致敬。它具有多重的含義，將蘭學傳統與民族主義相連，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精深。這體現了明治政權早期的日本形勢的幾個重要方面。

長與專齋和他的醫學團體是在一個尊崇中國文化的世界裡擁抱歐洲醫學的。在翻譯荷文的過程中他們自由地融會貫通了中國哲人和詩人的描寫。長與專齋首創了一個彼此交織——而又平等的世界——從中國古代延伸至19世紀的柏林。

1888年，長與專齋作為明治政府第一任衛生局局長，再次與一群留德醫學生同去柏林

然而，到長與專齋宣佈發明了新的衛生的時候，催生這種豐富的創造性的環境已經開始發生改變。長與專齋這一輩人的老師們是在歐洲帝國主義成為日本的威脅之前學習歐洲醫學的。

當緒方洪庵建立他的學塾的時候，歐洲醫學並不是優越而強大的，也不是軍隊和殖民者的僕人，他們只是從那些異於自己社會的文本中涉獵解剖課程和藥理。學生們用蘭學來加深他們的職業造詣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而不是學習一種主流的學術和西方現代性的象徵。

隨著德川幕府的下臺和明治王政復古，形勢發生了變化。歐洲醫學成為國家富強之匙。去往歐洲的朝聖之旅開啟了通往衛生的現代性的道路。長與專齋基於古代文化來重構“保衛生命”，但是對於長與而言，eisei現在則意味著“衛生的現代性”，一種劇烈的變革社會、國家和民族的方法。

莊子把他的詞彙借給了這樣一個概念：這是指向日本的現代化的關鍵，最終將是促成日本帝國主義的關鍵。

編 輯 | 劉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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